余论
元大道教在山西的另一教区为临汾、襄陵等县所属的平阳路(治临汾县，大德九年(1305)因地震改晋宁路)。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五七《古迹考八》：“万圣观，齐村，世祖赐额，真人郦希成修炼于此，至元中上升，有刘赓碑。”雍正十年的《襄陵县志》卷之九《寺观》同载：“万盛观，在县西齐村，至元初真人郦希成修炼之处，世祖赐额‘平章’，刘赓撰碑”；同书卷二一《仙释》：“郦希成，本县万盛观道士，生而骨法高古，丰神迥异，见者莫不肃畏。年十五，决意入道。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取于人。于是见知宪宗，内出冠服以赠，仍给紫衣三十袭与从者。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后改锡银印。至元年上升，葬仙茔。今有碑，刘赓撰记。”(50)襄陵县万圣观今已不存，刘赓所撰碑也早无迹。但从前述《嘉靖隆庆志·艺文》所保存的同为刘赓所撰《龙山水谷太玄道宫真大道五祖太玄真人郦君本行碑》的节文以及碑名来看，襄陵县万圣观刘赓所撰碑应该也是一通五祖郦希成的道行碑无疑。既然说“世祖赐额‘平章’”，那么在襄陵县建立这座万圣观的时间肯定是在前述蒙古太宗时五祖行教汾州之后了。
平阳路作为山西大道教的另一教区，从以下史料也能侧面有征：《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为大道教十二祖张清志的道行碑，所在多有，前述汾州大明观即有。该碑载张清志“逾大庆渡至河东，居临汾，五纪白云庵地大震，城邑、乡村屋庐悉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师与其徒所居，中裂为二，得免于患。师遍寻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甚众”。临汾有白云庵，河东并是张清志潜修之所，看来直至张清志掌教时，河东平阳路仍然存在有延续稳定的大道教教区。
山西境内现存碑刻据学者言约有三万六千余方，并且元代碑刻为全国最多，且仍有大量的碑刻散存民间。作为金元时期统治中心之一的河东地区，有关研究包括宗教研究明显薄弱。有学者已经指出，蒙古(元)时代史研究趋势的一个新动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石刻学的盛行。原碑、原拓片以及各种影印之外，还包括地方志以及各种典籍中移录、著录的石刻数据为对象。”(51)同时日本及美国均有数量不少的元代刻本抄本、碑刻拓本等世人未见。因此，一定还有不少大道教史料未被发现。并且有关元代道教参与国家祭祀、国家礼制等问题尚待研明。故将零星的有关山西境内大道教史料，附系于此，以待异日。
《至大三年(1310)御祭中镇文》：“大元至大三年庚戌岁七月……御□下差……真大道赵提点钦贲御香幡盒……致祭于中镇霍山崇德应灵王位前。”(52)
元大道教在山西的另一教区为临汾、襄陵等县所属的平阳路(治临汾县，大德九年(1305)因地震改晋宁路)。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五七《古迹考八》：“万圣观，齐村，世祖赐额，真人郦希成修炼于此，至元中上升，有刘赓碑。”雍正十年的《襄陵县志》卷之九《寺观》同载：“万盛观，在县西齐村，至元初真人郦希成修炼之处，世祖赐额‘平章’，刘赓撰碑”；同书卷二一《仙释》：“郦希成，本县万盛观道士，生而骨法高古，丰神迥异，见者莫不肃畏。年十五，决意入道。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取于人。于是见知宪宗，内出冠服以赠，仍给紫衣三十袭与从者。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后改锡银印。至元年上升，葬仙茔。今有碑，刘赓撰记。”(50)襄陵县万圣观今已不存，刘赓所撰碑也早无迹。但从前述《嘉靖隆庆志·艺文》所保存的同为刘赓所撰《龙山水谷太玄道宫真大道五祖太玄真人郦君本行碑》的节文以及碑名来看，襄陵县万圣观刘赓所撰碑应该也是一通五祖郦希成的道行碑无疑。既然说“世祖赐额‘平章’”，那么在襄陵县建立这座万圣观的时间肯定是在前述蒙古太宗时五祖行教汾州之后了。
平阳路作为山西大道教的另一教区，从以下史料也能侧面有征：《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为大道教十二祖张清志的道行碑，所在多有，前述汾州大明观即有。该碑载张清志“逾大庆渡至河东，居临汾，五纪白云庵地大震，城邑、乡村屋庐悉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师与其徒所居，中裂为二，得免于患。师遍寻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甚众”。临汾有白云庵，河东并是张清志潜修之所，看来直至张清志掌教时，河东平阳路仍然存在有延续稳定的大道教教区。
山西境内现存碑刻据学者言约有三万六千余方，并且元代碑刻为全国最多，且仍有大量的碑刻散存民间。作为金元时期统治中心之一的河东地区，有关研究包括宗教研究明显薄弱。有学者已经指出，蒙古(元)时代史研究趋势的一个新动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石刻学的盛行。原碑、原拓片以及各种影印之外，还包括地方志以及各种典籍中移录、著录的石刻数据为对象。”(51)同时日本及美国均有数量不少的元代刻本抄本、碑刻拓本等世人未见。因此，一定还有不少大道教史料未被发现。并且有关元代道教参与国家祭祀、国家礼制等问题尚待研明。故将零星的有关山西境内大道教史料，附系于此，以待异日。
《至大三年(1310)御祭中镇文》：“大元至大三年庚戌岁七月……御□下差……真大道赵提点钦贲御香幡盒……致祭于中镇霍山崇德应灵王位前。”(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