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5日凌晨，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病逝。《秘书工作》记者曾于几年前采访过他，今日重发此文，以表对二月河先生的深切缅怀。
2014年7月23日上午，河南南阳，我们如约造访二月河先生。穿过窄巷，走进了一所绿葱葱的爬山虎爬满红砖墙的安静院落。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朴素敦厚的村户之家。客厅的布局显得有些凌乱和随意，没有想象中的书墨香气，也没有壮观的藏书和字画，只有临窗卷边的旧墙纸上贴的一横排“福”字算是客厅的唯一装饰。简单寒暄后，我们围坐在旧茶几旁开始了访谈。
二月河先生说着一口质朴的南阳话，从创作“落霞”系列的契机谈到了“陨雨”系列的构思，从对中国梦的理解谈到了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从对反腐败问题的看法谈到了秘书工作的重要性，他思维敏捷、出口成章、思想深邃、见解独到，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位年近70岁的著名作家身上的朴实无华和浓郁的大家风范、家国情怀让我们深深感动……
“我原计划并不是写康熙，而是写第二次鸦片战争……”
记者：您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洋洋13卷530多万字，可谓鸿篇巨制、雄文华章，深受海内外读者的喜爱，请谈谈您最初创作的灵感和契机？
二月河：我原计划并不是写康熙，而是写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年一次，1856年又一次。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当时的国民认为这是一次偶然失败，并不认为是中国的国力有问题，或者说民族自尊并没有受到很大的伤害，还认为我们是天朝，在外国跟前并不低人一等。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整个国民意志遭到很大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