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敖陶孙《诗评》论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可以说将青年曹植天赋过人、才情非凡、浪漫率真、风流倜傥、洒脱不群、任侠使气的个性及精神风貌概括无遗。曹植与斗酒诗百篇的谪仙李白一样，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主观感情极为强烈、才气纵横，狂傲任纵的天才诗人，而赠答诗由于赠答之对象多为兄弟文友，适宜且便于交流、表达思想，所以主体意识较为强烈。曹植的赠答诗在抒写性情、表达与朋友之情时，能紧密结合社会现实与个人的人生经历，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主体意识。
首先，曹植的赠答诗在反映现实与展示自己体恤民情，关心民瘼的品质时，具有独特性。
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在建安文人中属于晚辈。父亲曹操在世的时候，他是一个贵公子，聪明好学，才华横溢。曹植在少年时期，曾多次跟随曹操出征，先后参加了北征乌桓、南征刘表、西征马超以及征张鲁等，随父“南极赤岸，东临沧海”(《求自试表》)，他也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尽管如此，毕竟他年幼随父出征，缺少曹操久经沙场、转战南北的经历，也没有王粲多次避难、寄人篱下的遭遇，因此，曹植全部诗作对汉末的社会丧乱较少描写，但为数不多的赠答诗中却有《送应氏》(其一)表现了对西北豪强董卓暴行逆施的谴责。“董卓之乱”时，曹植还没有出生。但21岁时，他随父西征马超，途经洛阳，适逢应氏兄弟离洛北上，子建写诗为之饯别，以此为创作契机。曹植在诗中概括描写了20年后洛阳依旧衰败、残破的景象，以洛阳城市的破败、田园的荒芜、百姓大量死亡的现实，表现战乱之后的洛阳及中原一带的残破萧条，最后又以“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来表现诗人憎恶战乱、同情民瘼的思想感情。这种体恤民情的思想感情与曹植早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的政治理想相一致。很明显，因为年轻与贵公子的生活所局限，曹植对社会及人生都缺少深切的体验，这首诗反映现实离乱的程度远不如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深刻。
另外，这首诗作为一首赠别诗，作者没有按照当时赠别诗的一般格式先叙昔日友情，次表惜别之情，最后写彼此的思念、期望，而是几乎全篇表现洛阳如今的破败与诗人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悲愤。说明曹植反映社会离乱之作较少的原因之一是阅历所限，一旦诸如洛阳被毁等现实的残败激起诗人心灵的震撼时，急于倾诉悲愤情感的诗人没有拘于赠答类诗歌格式的规定，表现出重在主观抒情的主体意识。
其次，曹植在赠答诗中结合自身经历抒发了他政治上受摧抑的悲愤与不满现实、渴望自由的心志。
黄初四年五月，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俱朝京师，会节气，曹植在曹丕的威逼下，为了取得其兄的信任，“科头负钅夫钅质”，曹丕则“犹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直到“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1]。黄初四年六月，曹彰在京城暴卒，曹植与曹彪同路东归，监国使者迫使他们“道路宜异宿止”，曹植悲愤成篇，作《赠白马王彪》一诗，从诗序到各章，曹植“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2]。曹植在此赠诗中直抒积蓄已久的怨愤情绪，将自己多次遭受迫害折磨的痛苦一泻无余。这种强烈的悲愤情绪与追求自由的主体意识和曹植一系列的人生挫折密切相关。
曹植青年时期在曹魏集团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使植留守邺城，并谆谆教诲寄予厚望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3]曹植也常在诗赋中颂扬曹操统一国家的壮志，支持赞美曹操的政治军事政策，他“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4]。不仅文学天赋极高，也通晓古今军国大事，他的好友杨修曾用“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于手”形容其才思敏捷。曹操曾明确表示欲立为嗣，以至于“几为太子者数矣”[5]。似乎曹植一生能一展宏图，前途无量。或许“天才的痛苦在于他天生缺乏冷静”[6]。曹植禀性单纯，气质浪漫，本身的性格与封建官场的要求格格不入。他任性而行，恃宠狂放，仅凭一时兴起，“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7]。他毫无顾忌地违反封建礼制，令曹操既惊且怒遂即下令“自临淄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8]。而曹丕虚伪狡诈，工于心计，擅弄权术，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笼络方式，并察言观色，常以忠孝美名轻易压倒曹植的才华，曹植日渐失宠。曹丕公元220年称帝以后，即逐步收杀曹植集团的重要成员，如以“私受西域货赂”[9]杀了孔王圭，又“以市不丰乐”[10]冤死杨俊。对于曹植及诸王，曹丕令他们归回封地，并派监国使者对其进行监视。曹植因有争太子之前嫌，更遭罪贬，不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备受精神折磨。他一方面慑于曹丕手中的权势讨好称颂曹丕，自我贬责，“伊尔小子，恃宠骄盈，举挂时网，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隳，傲我皇室，犯我朝仪”(《责躬》)，一面反复申述“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仆夫早严驾》)的心愿，希望能尽锥刀之用，而曹丕丝毫未被打动。
曹植在封地“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求通亲亲表》)，完全成为“圈牢之养物”。此时除已故朋友之外，曹丕已用各种罪名杀了其他心腹好友，自己盼望已久的兄弟会晤竟是如此悲惨，使得曹植悲愤难抑。全诗首先表现了与曹彰的死别之悲，诗以“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痛感骁勇善战的同胞兄弟的惨死与己之无奈，深知曹丕迫不及待迫害兄弟之用心。其次表现了与曹彪东归封地而不得同行同住的生离之悲。曹彪亦能诗善文，常与植诗文赠答，个性相投，在曹丕登上帝座对诸王实行压制迫害的情况下，兄弟俩有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悲苦需要倾诉，而曹丕之爪牙灌均强令他们分道而行，对曹植的精神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最后，全诗字字句句渗透着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幻灭之悲。子建怀着对其皇兄无限的幻想与期待到京师却得到任城王的暴死与不能和白马王同道返国的消息，联想到自己从前途灿烂的贵公子降为动辄得咎的匹夫，感慨万分。全诗以“欲济川无梁”、“中逵绝无轨”、“欲还绝无蹊”来表现自己走投无路、进退维谷的无奈与世途的艰难。
由此可知，这首赠诗曹植基于一生的追求与特殊的遭际没有像一般赠答诗只描写手足之情的难分难舍和离愁别绪，也不像《初学记》中所载曹彪答此诗的概括与简洁，“盘径难怀抱，停驾与君诀，即车登北路，永叹寻先辙”。而是在感伤与兄弟生离死别的同时针对曹丕对诸兄弟不择手段的防范与迫害反复渲染自己的悲愤，这种愤激情绪是曹植受压抑、受迫害的境遇下真实感情的本能抒发，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

再次，曹植在更多的赠答诗中抒写了与邺下文人平等而亲切的交流与鼓励，这也是曹植赠答诗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我们知道，曹操经过10多年的艰苦征战，先后消灭了吕布、袁绍、刘表等军阀集团，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地区，社会上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建安文人因此有了潜心从事文学创作的客观环境。曹操对四方才士政治上给予适当的地位，生活上予以切实的保障，有周公般接纳贤才的胸襟并与之平等相处，使他们能尽情发挥才能。因此，当时文人云集邺下，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邺下文人集团。曹操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出于统一天下与治理国家的需要网罗人才，对邺下文人集团有缔造之功，但他日理万机，国事繁忙，关心政治胜过关心文学。
曹丕以“副君之重”十分重视文学事业，他把文学的社会价值提高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他倡导正常的文学批评，在《典论·论文》中肯定了建安七子的博学与独创性，推崇他们的彼此尊重，同时对于他们各自的文学成就及得失予以公允的评价。他也有笃于友情、虚怀待人的雅量。在《与吴质书》一文中，极为深情地追忆了当年与邺下文人流连诗酒、融洽相处的盛况：“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表现了对昔日欢聚生活的眷恋。曹丕作赋，也倡导邺下文人同题并赋，造就了文人互相竞争的局面。尽管曹丕与文人相处基本上打破了汉代的封建伦理规范和等级观念，但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曹丕对邺下文人的关怀与融洽相处应该说更多的是出于团结、扶植文人的需要，甚至时有“矫情自饰”、刻意笼络之嫌。
因此，作为统治阶层的曹操、曹丕父子罕有与文人互敞心扉的赠答之作，但邺下文人一改历代文人相轻、相诋之风，在文学创作上有密切交往和切磋琢磨的风气，与曹氏父子创造了一个适合文学艺术发展的良好环境密切相关。
曹植青年时期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也受到当时任侠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白马篇》中武艺精湛、忠勇爱国、勇于牺牲的游侠少年正是曹植青年时期精神世界的写照。游侠潇洒自由、重情尚义、平等互助的风气使曹植早年也带有某种游侠气质，使他能与文友平等交往。
另外，与曹操、曹丕的禀赋相比，曹植更富有诗人气质，他是一位性情中人，表现出真率潇洒、任侠使气、善良而重情义的性格特点。他不仅与诸兄弟友善相处，也与众文友平等交往。在《野田黄雀行》一诗中他有“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的诗句，由此可推知如有利剑在掌，他喜欢结交更多的朋友。他与朋友相处，决无以王侯身份居高临下之傲慢，而众友对他的拥戴也并非是因为他身为王侯且是被父宠爱的贵公子，更多的得力于曹植“天人”般的才华、非凡的气质与真诚善良讲义气的性情。如在曹操立太子犹疑不定时，众友曾鼎力相助，丁广为促使曹操立曹植为太子，极力称赞曹植“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11]邯郸淳也屡称植才，可知曹植与诸友的彼此相知与情投意合。
基于以上原因，与曹操、曹丕相比，曹植与建安文人的书札、诗赋往还也最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中说曹植是“其与诸子酬和之诗，皆恤皆隐，颇有魏武怜才之意。”曹植的这类赠答诗均系建安年间所作，父亲曹操在世，曹植基本上未受压抑与迫害，是曹植真性情的抒写，主体意识较强，其特点之一是真诚地表现了自己对文友的关怀与同情。王粲初归曹操，未任要职，常悒悒不欢，曹植写《赠王粲》一诗劝慰。诗以“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表现对王粲的思念之苦，接着叙游西园所见景物，并说明自己对王粲处境的理解，最后四句以比喻的手法称赞父亲曹操圣明贤能、思贤若渴的品质，开导王粲打消顾虑。“谁令君多愁，自使怀百忧”安慰王粲不要过于忧愁。后王粲果然得到曹操的重用，任魏之侍中之职。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曹丕《与吴质书》)。在《赠徐干》一诗中，曹植对于徐干贫贱不得志、无人赏识的处境深表同情，尽管自己涉世不深，曹植仍热情劝慰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徐干努力增进修养品德，不要失去信心，以“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作比，说明才高德美的志士，终究会显出光彩，劝勉徐干勿计眼前得失。丁仪、丁广与曹植交情至深，曹植多次在诗歌中提及。《赠丁仪》一诗约写于曹丕立太子之后，当时曹丕还未直接对曹植采取压制、迫害的手段，欲翦除曹植羽翼而对丁仪另眼相看，丁仪郁郁寡欢，曹植体谅朋友因支持自己导致的艰难处境，赠此诗安慰丁仪不要因为目前暂不得志而悲伤，并在结尾以延陵季子自比：“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表明自己绝非薄情寡义之人，会尽全力去帮助朋友。
曹植这类赠答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诗中流露出了对朋友的期望并坦言自己推崇的品德。《赠丁仪王粲》中，曹植在极力赞颂曹操使杨秋不战而降的胜利的同时，又针对丁仪、王粲“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的态度进行坦率诚挚的规劝：“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在曹植看来，喜欢自得其乐与有所抱怨，都不是为人的准则，应当推崇“中和”之道。《赠丁翼》(丁翼即丁广)是一首宴会上别具一格、不落俗套的赠诗，曹植在描绘了宴请知己朋友的热烈欢快的场面之后，盛赞朋友皆是国家栋梁之材，诗的结尾作者写道：“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在劝勉丁广的同时劝勉宾客不要死守儒家已僵化的教条学说，成为俗儒，而应心胸开阔，有所作为。
当然，作为赠答送别之作，曹植也表现了与朋友分别的依恋。《送应氏》(其二)表现对即将离别的应氏兄弟的惜别之情。《离友诗》二首并序以骚体的形式描写了他与家乡朋友夏侯威的密切交往及夏侯威离邺返谯时自己的依依不舍之情，皆是纯真情的流露。
综上所述，曹植的赠答诗比较忠实地遵循了诗歌创作言志咏怀、抒写性情的原则，着重于主观感情的抒发，也是曹植某个特定时期主体意识在作品中的表现。

二
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了基础并创作了大量抒情诗的作家，其诗被钟嵘《诗品》推崇为“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的赠答诗皆为抒情赠答诗，抒情艺术精湛而独特，既受当时时代模式的影响，又是其主体意识的显示，具体表现为：
其一，曹植的赠答诗在劝慰、同情朋友不幸遭遇和表现自身命运时，特别注意强调通过环境的渲染来衬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情和景是诗歌创作的两个要素，一方面作家的个人情感必须通过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加以表现;另一方面贵在含蓄的情感必须借助于景物的描写来表现韵外之致。正如明谢榛所言：“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12]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极为注重的。就三曹有关景物描写诗歌的创作实践来看，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等诗，明显长于景物的渲染，景语多于情语。曹植的赠答诗及其他题材的诗歌则长于抒发个人的主观感受，情语多于景语。曹植赠答诗中的自然景色往往是心境的外现。《赠丁仪》开头通过对秋风萧瑟、寒霜凝结、浓云密布、霖雨成泽、庄稼淹死等自然景色的描写来隐喻丁仪未得到封赏的不安与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为下文抒发对丁仪的同情及发泄心中的怨愤不平之气作了很好的渲染。《赠白马王彪》一、二章通过太谷关一带水路波涛汹涌、欲济无梁和陆路滂沱大雨、中逵无轨的自然实景来象征自己郁结难解的情怀与世途艰难的感慨。而第四章又以秋风、寒蝉、萧条之原野，西匿之白日等路途所见之景渲染诗人对己之前途的绝望。这种以景入情的特点，在《赠王粲》、《离友诗》(其二)等赠答诗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把多种景象纳入诗境，采用比喻、象征等手法，从外部景观中就可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流动，把体物与缘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五言赠答诗进一步走向情景交融的道路，并使情景交融成了魏晋赠答诗的基本模式之一，这可以说是曹植赠答诗的特殊贡献。

其二，曹植的赠答诗在抒发悲凉慷慨情思的同时，又具有独特的风貌。
追求慷慨悲凉的美，是建安时期文学思想的一个显著表现。建安时期大动乱、大忧患的时代和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士人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而此时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又导致了其悲叹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思绪，使建安文人产生了慷慨悲凉的情调。因此，建安文人尽管个性有异，风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凉的美，并且这种以悲为主的抒情特征对于建安以后及两晋南北朝都有影响。建安诗歌以乐府诗为多，乐府诗题《七哀诗》、《度关山》、《步出夏门行》、《燕歌行》、《饮马长城窟行》等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均属于悲的曲调。建安作家在诗文中流露的慷慨悲凉的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13]。曹植《前录自序》说：“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这里的慷慨，即指具有悲忧色彩的感情激动。
曹植的赠答诗如前所述将社会现实、个人遭遇与对朋友的真情融合在一起，也表现出慷慨悲凉的情思。与建安作品慷慨悲凉的总体风貌表现出的阳刚之美有所不同的是：曹植有的赠答诗所表现的悲感既有阳刚之美，又兼有阴柔之美。如《赠白马王彪》，诗人时而表现对曹彰之死之悲，时而表现与曹彪不能同行之怨，时而叹惋自身悲惨的命运，将情感抒发得悱恻动人。但有时插以对曹丕及其爪牙的“金刚怒目”式的斥责，悲愤交加，可谓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兼而有之。有的关怀文友的诗歌如《赠丁仪》、《赠王粲》等，诗人往往有意创造出一些悲凉的意象如悲风、孤鸳鸯，白露、凝霜、寒蝉来表现自己的悲感与对文友的思念、同情，表达彼此的深厚友情，可以说更具有阴柔之美。另外，曹植的赠答诗表达悲感还善于在起调时以低沉、悲凉的色调作为抒情背景，给全诗笼罩或浓或淡的伤感之情来表现悲凉的情思，如“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赠王粲》)，“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均属此类。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在诗集中以赠答命题的诗人是东汉后期的朱穆、桓麟、秦嘉、徐淑及蔡邕等人，他们以四言、五言两种诗歌形式创作了10首赠答诗。建安诗人的抒情赠答诗多以五言为载体。建安之后，历代许多诗人的脍炙人口之作都是以赠答的形式创作出的来，如陶渊明的《答庞参军》、《和郭主簿》，刘琨的《答卢谌》、《重赠卢谌》，李白的《赠汪伦》、《赠孟浩然》，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等，这类诗歌诗人主观意识浓烈且感情真挚，可知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作家的赠答诗对后世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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