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她无法用语言准确地描述自己出生在怎样的一个时代。
童年的记忆是劳作、是饥饿，却缺乏家庭的温存和依赖。母亲一共生育了五个孩子，都是女儿。她排行第三，正好是不上不下、可有可无的那一个。她幼时，父亲在外寻生计，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次家，且也没多少进账。母亲和两个已经能干活的姐姐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多挣些工分好换吃穿用度。家里没有男丁，在村子里是难熬的，一则实在干活比不上别人家，一个男人割五畦，一大几小的女人就只能割两畦，遇上扛挑的重活就更加没辙。二则实打实算起来，自家的工分比起那些分到手里的残次物品比起来，仍是不够，从此便是村里有了名的“倒挂户”。大人们当面自然不说，但女孩子会看母亲的脸色，隐隐约约，总能觉察出些什么。母亲不得不强硬，强硬过那些男人，才能让人不太欺负，而这样的强硬惯性地蔓延到母女之间，就是一种天长日久的撞击、反弹和发酵。等到她大了，底下妹妹又像团子一样小。父亲这时候已经寻到门路吃上公家饭，是故尽管依旧回来得少，但家里光景渐渐也好了。母亲终于有了多余的罕见的温柔，但也多半给了幺妹。她这时又成为了“姐姐”，有了照顾妹妹的责任，依旧没有撒娇耍赖的权利。
她唯一感到可躲藏的，是学校。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没有什么人觉得上学或者尊师重道要紧。她只能盯着老师每天一早写了一黑板的题，埋头啃、埋头做。老师是喜欢她的，或许，她也成为了师者的寄托。她的姐姐们没赶上家里缓过气的时候，读了小学就回家帮工了。妹妹们觉得读书苦，也没有扮戏妆好看，也不过念到初中。她一心想要离开，离开这不宽松的小村子、离开临门临户的人心隔肚皮，所以咬牙读了小学又上了初中又念了高中。头一次高考，平常数学不错的她却卡在了最后一个大题上，最终和预料得一样没有上榜。母亲想让她就此算了，去纺织厂当个工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她不肯，犟着僵持，老师也特意为她上门做父母亲的工作，最终，父亲拍板说，她想读就让她继续读。第二年的高考，噩梦再次重现，她依旧没有做出来数学的最后一大题。回到家，她大哭一场，只怕再也没有第三战的勇气，连放榜都没敢去看。
当那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当绝境中赫然发现一条生路的时候，当风雨欲来却终究云开月霁的时候，她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终于可以画出那道抛物线了。可能真的是天意，让学校还会在意一个开了学却没有按时报到的学生，并层层联系寻找，直到找到她。
那时候的大学，其实是艰苦的，但对她来说，那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身边有一样花儿一样的少女，有朝气蓬勃的少年，有心无旁骛的学习和玩耍的时间，有攒十天半个月能看上一场的电影——那些潮湿、昆虫、浑浊、冰冷和拥挤都被虚化成了回忆的高光。
毕业就是梦醒的时候。所谓的“分配”，落到头上可能就只是打发。她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农场，研究麦子和果树。草帽挡不住日光，本来就生得不白的她，被晒得黑黢黢的，一眼看去甚至分不清男女。她也怨，但是没有办法，家里也没有办法。有一度，她以为自己又要陷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循环，一辈子。但好歹是懂技术的农民，她做了农技师，给以种田栽树为生的村民们讲课，讲种子、讲虫害、讲嫁接，也做育种，小心翼翼守着玻璃罩里睡在润湿的棉花上的种子，一日一日地观测、记录，找出千百分之一的可能。
命运再次赠送她一个礼物。有一天她被通知组织部谈话。跑到大门口，遇到同一批的年轻人，看着她一身地头的打扮，略笑略惊奇，你怎么这样就来了？那时候的她是茫然的，不然还能怎么来呢？谈话后，她的工作发生了调动，从“农民”变成“机关干部”。她觉得，自己才有了“生活”的资格。自此，她相信了天道酬勤、老天有眼，只要自身够用功、肯吃苦，机会一定会有。
从她回城开始，做媒的人也上门了。问她想要什么样的，她明明白白说，样貌不挑，工作稳定，人踏实就行——最好是医院里的。于是就有一个温和、清秀的小医生和她结了婚。夫家是不富裕的——贫穷的。婆婆家有歪斜的房柱子、泥泞的地下、不见荤腥的饭桌，憨厚的公公和细声细气的婆婆。她后来总笑话丈夫，在登门提亲之前，都没有吃过螃蟹。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丈夫生得矮小瘦弱，但是刚好，她自己也很不高，倒也般配。
日子过着过着，她逐渐事业顺利，丈夫也肯不声不响地顾家，房子也借钱买了——在她的强势推动下。只不过，她和孩子的缘分来得不易。头一个流产了，第二个小心又小心在床上保胎到八个月，最后仍然是早产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有“两个饭盒大”。看着这个小小的东西，她只觉得心颤，能活下来便是谢天谢地了。多亏了她的先见之明，当医生的丈夫是孩子绝佳的保障。终于，女儿的脸一天一天饱满起来。等到拍周岁照的时候，已经胖得像一段一段藕似的。孩子额头、眉毛、鼻子和耳朵像爸爸，却不知道哪里像她。后来她发现，可能是脾气像。
童年的记忆是劳作、是饥饿，却缺乏家庭的温存和依赖。母亲一共生育了五个孩子，都是女儿。她排行第三，正好是不上不下、可有可无的那一个。她幼时，父亲在外寻生计，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次家，且也没多少进账。母亲和两个已经能干活的姐姐整天想的就是如何多挣些工分好换吃穿用度。家里没有男丁，在村子里是难熬的，一则实在干活比不上别人家，一个男人割五畦，一大几小的女人就只能割两畦，遇上扛挑的重活就更加没辙。二则实打实算起来，自家的工分比起那些分到手里的残次物品比起来，仍是不够，从此便是村里有了名的“倒挂户”。大人们当面自然不说，但女孩子会看母亲的脸色，隐隐约约，总能觉察出些什么。母亲不得不强硬，强硬过那些男人，才能让人不太欺负，而这样的强硬惯性地蔓延到母女之间，就是一种天长日久的撞击、反弹和发酵。等到她大了，底下妹妹又像团子一样小。父亲这时候已经寻到门路吃上公家饭，是故尽管依旧回来得少，但家里光景渐渐也好了。母亲终于有了多余的罕见的温柔，但也多半给了幺妹。她这时又成为了“姐姐”，有了照顾妹妹的责任，依旧没有撒娇耍赖的权利。
她唯一感到可躲藏的，是学校。那个混乱不堪的年代，没有什么人觉得上学或者尊师重道要紧。她只能盯着老师每天一早写了一黑板的题，埋头啃、埋头做。老师是喜欢她的，或许，她也成为了师者的寄托。她的姐姐们没赶上家里缓过气的时候，读了小学就回家帮工了。妹妹们觉得读书苦，也没有扮戏妆好看，也不过念到初中。她一心想要离开，离开这不宽松的小村子、离开临门临户的人心隔肚皮，所以咬牙读了小学又上了初中又念了高中。头一次高考，平常数学不错的她却卡在了最后一个大题上，最终和预料得一样没有上榜。母亲想让她就此算了，去纺织厂当个工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她不肯，犟着僵持，老师也特意为她上门做父母亲的工作，最终，父亲拍板说，她想读就让她继续读。第二年的高考，噩梦再次重现，她依旧没有做出来数学的最后一大题。回到家，她大哭一场，只怕再也没有第三战的勇气，连放榜都没敢去看。
当那个电话打来的时候，当绝境中赫然发现一条生路的时候，当风雨欲来却终究云开月霁的时候，她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生终于可以画出那道抛物线了。可能真的是天意，让学校还会在意一个开了学却没有按时报到的学生，并层层联系寻找，直到找到她。
那时候的大学，其实是艰苦的，但对她来说，那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身边有一样花儿一样的少女，有朝气蓬勃的少年，有心无旁骛的学习和玩耍的时间，有攒十天半个月能看上一场的电影——那些潮湿、昆虫、浑浊、冰冷和拥挤都被虚化成了回忆的高光。
毕业就是梦醒的时候。所谓的“分配”，落到头上可能就只是打发。她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农场，研究麦子和果树。草帽挡不住日光，本来就生得不白的她，被晒得黑黢黢的，一眼看去甚至分不清男女。她也怨，但是没有办法，家里也没有办法。有一度，她以为自己又要陷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循环，一辈子。但好歹是懂技术的农民，她做了农技师，给以种田栽树为生的村民们讲课，讲种子、讲虫害、讲嫁接，也做育种，小心翼翼守着玻璃罩里睡在润湿的棉花上的种子，一日一日地观测、记录，找出千百分之一的可能。
命运再次赠送她一个礼物。有一天她被通知组织部谈话。跑到大门口，遇到同一批的年轻人，看着她一身地头的打扮，略笑略惊奇，你怎么这样就来了？那时候的她是茫然的，不然还能怎么来呢？谈话后，她的工作发生了调动，从“农民”变成“机关干部”。她觉得，自己才有了“生活”的资格。自此，她相信了天道酬勤、老天有眼，只要自身够用功、肯吃苦，机会一定会有。
从她回城开始，做媒的人也上门了。问她想要什么样的，她明明白白说，样貌不挑，工作稳定，人踏实就行——最好是医院里的。于是就有一个温和、清秀的小医生和她结了婚。夫家是不富裕的——贫穷的。婆婆家有歪斜的房柱子、泥泞的地下、不见荤腥的饭桌，憨厚的公公和细声细气的婆婆。她后来总笑话丈夫，在登门提亲之前，都没有吃过螃蟹。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丈夫生得矮小瘦弱，但是刚好，她自己也很不高，倒也般配。
日子过着过着，她逐渐事业顺利，丈夫也肯不声不响地顾家，房子也借钱买了——在她的强势推动下。只不过，她和孩子的缘分来得不易。头一个流产了，第二个小心又小心在床上保胎到八个月，最后仍然是早产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有“两个饭盒大”。看着这个小小的东西，她只觉得心颤，能活下来便是谢天谢地了。多亏了她的先见之明，当医生的丈夫是孩子绝佳的保障。终于，女儿的脸一天一天饱满起来。等到拍周岁照的时候，已经胖得像一段一段藕似的。孩子额头、眉毛、鼻子和耳朵像爸爸，却不知道哪里像她。后来她发现，可能是脾气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