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第二版）
　　作者：吴荔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他叱咤政坛，潜心学问，仅遗留下来的著作就有1400多万字。在忧国忧民、投身社会、匡国济世、勤奋著书的同时，也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因此他的孩子个个成才：长子梁思成是众所周知的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梁思礼则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九个子女中出了三个中国科学院院士。该书作者吴荔明是梁启超外孙女，以详实的史料和鲜活的事例，详细追溯了梁启超子女们的非凡经历。
　　作者简介
　　吴荔明，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之女，北京大学城环系教授。

公公眼里的“学问”与“人生”
　　公公的性格非常鲜明，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优点缺点都很突出，是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富于进取心，学识渊博，聪明过人，极其敏感，而且才气过人，锋芒毕露，热情洋溢富于活力。他的文章一度风靡天下，以至当时各阶层人士，都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他的文章气势一泻千里，笔端富于感情富有魔力和魅力，他勇敢、自信、率直、豁达，他敢于淋漓尽致地发表每一个意见，因而正像他在《答和事人》那篇文章里所说的：“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其必受多数之唾骂，此真意中事。”他把这当做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他落落大方，他一生中曾与许多人激烈争论，如康有为、章太炎、杨度、孙中山等，但从不记私仇，从不斤斤计较于个人恩怨而纠缠不休，不以政见不合影响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和评价。

他对自己的缺点也颇有自知之明：“吾生性之长短，吾最自知之，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吾生之所长也。若其见理不定，屡变屡迁，此吾生之所短也。”当然，他的一生中稳定不变的另一面就是：爱国之心未变，立宪之志未变，新民之道未变。
　　梁启超性格很风趣，热情好动，他的风趣体现在他的全部生活之中。他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这篇演讲中有一段风趣的论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消耗而有余。”
　　他的确是“除了睡觉之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外婆（我们称为“婆”）王桂荃曾讲过公公的趣事，一次他下班坐包月车回家，一路上专心地酝酿一篇文章。回到家时，文章腹稿已成，烟头却把棉衣烧了个小洞，他自己一点没察觉。我小时，公公的听差曹五告诉我：当公公在书房写作时经常是左手拿着茶杯饮茶，右手拿着毛笔写字，若想起一件事情杯笔不放，叫声：“来人啊！”等在门外的听差应声而入，他交代好事情后，立即继续写作，可见他一生那些大量的著述都是他抓紧一分一秒积极活动的成果。

公公梁启超很重感情，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在文章《人生观与科学》中写道：“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一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他对师友和家人都有挚深的情意，婆李蕙仙于1924年去世，他悲痛万分，当即撰《悼启》一文回忆了婆的生平美德。次年又撰《祭梁夫人文》，以极悲痛的文笔尽情地抒发了自己对妻子的爱和悼念：“呜呼哀哉！自君嫔我，三十三年。仰事父母，俯育儿女，我实荒厥职，而君独任其仔肩。一家之计，上整立规范，下迄琐屑米盐，我都弗恤；君理董之，肃然秩然。君舍我去，我何赖焉？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徨！呜呼哀哉！君我相敬爱，自结发以来，未始有忤。”婆葬在北京卧佛寺附近的山上，文中最后写道：
　　有怀不极，急景相催。寒柯辞叶，斜径封苔；龙蛇素，胡蝶纸灰；残阳欲没，灵风动哀；百年此别，送君夜台。尘与影兮不可见，羌蜷局兮余马怀——五里一反顾，十里一徘徊。呜呼！人生兮若交芦，因缘散兮何有？情之核兮不灭，与天地兮长久。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呜呼哀哉！尚飨！”
　　这一年公公的精神生活真是痛苦到万分，他生平最讲乐观，最讲趣味，此时却不能自胜了。五年之后的1929年，公公去世，与婆合葬在一起，实现了“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的愿望，与婆李蕙仙“于此长相守”。

被误割了好肾
　　公公的身体一直很好，性格乐观，但不幸因患肾病去世，终年56岁。我小时就听妈妈（思庄）告诉我：公公的一个好肾被协和医院割掉了，保留下来一个坏肾，致使他不治而去世。这个医疗事故公公自己是知道的。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公公较详细地讲了他的病情：
　　他（注：伍连德大夫）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一切劳作比从前折半）。
　　公公动手术之前，有人劝他不必割治，并说有人患此病吃中药已治好，但他相信“协和”，结果丢掉了一个好肾，二公（梁启勋）的《病床日记》写道：
　　……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
　　作为一名受害者，公公不但没有状告“协和”，相反在徐志摩等人对“协和”口诛笔伐时，还写文章为“协和”说话——他怕因为这件事使社会上的人们失去对西医的信任，因为他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

上面这层楼绝对是作者的错误，是误听了梁思成那个后来不堪入目的老婆林洙胡编乱造得到的错误信息，梁启超从来就没有割错过肾脏

“自有勋劳垂学史”
　　梁启超十分爱护青年，鼓励他们进步，在时务学堂、大同学校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培养了蔡锷（松坡）、唐才常、蔡尚思、谢国桢等许多的学者和英才。他逝世后，北平各界与广东旅平同乡会在广惠寺公祭，祭联、哀章约有三千余件。梁在北平大殓时，有法界名人在广惠寺抚棺恸哭，言先知先觉，人人得而哭之，如梁新会者可谓不负中华民国矣。
　　熊希龄写一挽联：
　　十余年患难深交，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
　　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
　　蔡元培挽：
　　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
　　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
　　章太炎闻讯后，哀叹“平生知友零落殆尽，恻怆何极”。
　　杨杏佛挽：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杨度一联：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1929年2月17日在北平公祭时，广惠寺内佛堂均为祭联、哀章所布满，到场者有清华大学研究院、香山慈幼院、松坡图书馆等团体代表，社会名流熊希龄、丁文江、胡适、袁同礼等，学生有杨鸿烈、汪震、蹇先艾、吴其昌、侯锷、谢国桢等共五百余人。
　　这么多人缅怀他，可见他的功绩，他的思想、精神影响之大。
　　和大家一样，梁启超一直作为历史人物竖立在我的心中，我总是希望了解他、认识他。我查阅历史资料，我访问我的姨舅们，我回忆妈妈给我讲的点点滴滴的小故事。我希望能从外孙女的视角，以客观的态度，写出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追忆，奉献给大家。我爱他，尊敬他，他不仅仅是我的公公，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中华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