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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原告
编剧汪海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收视率这些年来早就变味了。
从前，电视剧拼的是创作能力，看到收视率高的剧，人们会想办法把人才挖来，比如《水浒传》播出以后，很多人抢编剧。但现在看不到这种场景了，大家都去抢能搞定收视率的人，剧本怎么样无所谓，只要故事是大IP，重金抢流量明星，播出以后买收视率、买点击量、刷好评就可以了，一个造假产业链已经成熟。
在他的印象里，这个改变是大概从2012年开始的，当时来了一大批行业外的公司，不懂创作，但是敢花钱，演员要1000万，他肯给2000万，然后买收视率。这样下来，主流公司打不过他了，大家开始迷惘，面临买还是不买的问题，一开始有些知名导演还在抵抗，后来也妥协了。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挺牛的。”他说，“人家不在产品本身上使劲，而是在渠道和销售上想办法，把渠道磕下来。他发现整个链条里这是最简单的，抓产品本身是最难的。”
汪海林说，从前人们会仔细研究收视率，它是有规律的，比如一场大战的戏，收视率肯定高，男女主角表白的戏，肯定高。但是从2013、2014年开始，收视率看不懂了，看着它浮动却找不出原因。
他说，当时还不是全行业都买，但收视率从一小部分人买到全行业都买，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两年就完成了。2015年，有些电视台开始“强迫”制作公司必须买收视率，不买收视率就不买你的片子。
【【【光线传媒总经理王长田也在公开讲话中说，2015年起看到所有电视节目、电视剧，“可以说它们的收视率90%以上都是假的”，所以光线传媒停止了电视业务。】】】
2015年也是中国电视剧市场开始实施“一剧两星”（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卫视播出）的时候，这让电视剧的竞争更激烈了。
收视率普遍造假后又形成了新的平衡，“所有人都买，就等于所有人都没买，就好像大家集体交了‘保护费’，然后再竞争、再排序。非常荒诞。”汪海林说。
这种局面之下，整个链条的成本都被抬升了，节目方买了收视率，把价格加在卖给电视台的价格里，电视台再加给广告商，水涨船高。然而这笔买收视率的钱哪去了，谁也不知道。
貌似这是一个没有受害者的局，数据公司赚钱，电视台收视率上去了，节目制作公司可以把成本在卖给电视台时加回来，广告商看着高收视率好交差。但它伤害的是整个影视剧创作环境，当评价体系失灵了，戏和节目就“烂”了。
如今的电视收视率，即便造假也跌到了谷底，1998年《还珠格格》以54%的收视率创造了亚洲纪录。后来，《雍正王朝》《大宅门》《武林外传》等一批电视剧收视率都在10%以上。但这两年，成绩单越来越难看，2017年收视率前两名是《人民的名义》（3.66%）和《那年花开月正圆》（2.56%），但是2018年过去大半，没有收视率高过1.5%的戏。
这里面有互联网的冲击，也有电视剧难看、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电视台的生存空间也越来越窄了，据娱乐资本论报道，在2018年广告节上，卫视招商沉寂，湖南卫视从2016年就在喊的100亿招商计划，到2018年也没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对收视率数据的依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汪海林去过很多电视台，一楼都有一个滚屏，告诉你现在播什么剧、收视率多少、购片人是谁。每天台里几千名员工进进出出地看，收视率低了，所有人都拿白眼看购片部门。因为它关系到全台的收入。收视率就是购片部门的生命线，所以购片部门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鼓励去买收视率。
在电视圈，收视率就是金钱。据网站“收视排行榜”介绍，《中国好声音》第一期收视率1.5%，第四期收视率3.34%，栏目广告也从15秒15万元飙升到15秒36万元。增长1.84%的收视率，带来每秒1.4万元的广告费增幅。
刘燕南说，收视率造假之所以猖獗，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利润丰厚，二是违法成本低。收视率市场的法律约束和监管机制不健全，问责成本高，致使违法违规风险很低。中国第一个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出台于2009年3月，但多年过去，陷入被虚置的窘境。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从业者们表示，更关键的是原告缺位。目前公开披露的仅有的一两个样本户造假案例原告是索福瑞，它一直声明自己也是受害者。
刘燕南介绍，关于如何落实监管，国外一般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比如美国有非营利性组织“媒介视听率评议委员会”，还为此专门设立了公共会计师事务所；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也分别成立了公益监管性质的“收视率稽核委员会”和“收视率调查委员会”。
但愿，这一次知名导演公开“宣战”，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最终能对中国的全行业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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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户统计太落后了吧。钱都被这帮人赚了，就想看个好剧这么难吗

@广电总局 一群废 物郭靖宇拿你们曹自己电视剧的热度呢，一群废 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