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王时代，不像商鞅时代那样在历史当中留下了执法严苛的名声。他没有一日论囚七百人，没有继承弃灰于道者刑，步过六尺者者罚之类的法令，所以，他做的是把军法和国法再次做了区分，他认为两者混淆是不对的，把军法运用在民政领域会出现各种问题。

秦国以前是用布帛作为交换媒介，秦惠王时代开始发行货币，货币的出现是工商业发展的标志。如果秦国人只从事耕战，没有工商业，它拿货币有什么用呢？

秦惠王时代有大批墨家人士进入秦国。墨家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有自己的内部法律和赏罚原则，在韩非子五蠹中，它排名第二，仅次于儒家。竭力推崇集中统一指挥，全国只能有一个声音的法家和商鞅怎么可能容的下墨家呢？

所以，秦惠王没有废商鞅之法是个大而不当的说法，秦惠王作风非常低调，和商鞅，秦孝公喜欢大张旗鼓，惊天动地的行事风格正好相反，他在内部对商鞅变法做出的重大修正措施外人不容易注意到。他不赞同军法治国的原则，所以他只保留了斩首授爵制，因为这个只和军事有关，只在战争时期起作用。

既然秦惠王大幅度改动了商鞅变法的措施，那么，商鞅变法致使秦国统一天下的说法就漏洞百出。秦国后来的成就是应该归功于未经秦惠王改动的那一部分，还是经过他改动的那一部分呢？秦孝公时期实行的政策是最标准的商鞅变法政策，这个时期秦国战绩很差，说明商鞅的政策降低了秦军的战斗力，可是到了后来却能够提高秦军的战斗力，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所以应该不是未经改动部分起到的作用。

现代人重视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不要把制度和法律的作用范围过度夸大和。有些历史事件的确是制度法律的区别造成的，但是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重要事件，包括秦国统一天下都和这个有关。因为越往后，各国的制度和法律就越相像，不足以造成各国在战斗力上的明显区别。

有些人认为秦献公的改革不如商鞅全面，彻底，所以他的胜利一定是竭尽全力，非常辛苦才获得的，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看看秦献公的实际表现。前366年，秦国击败韩魏联军，前364年，秦军在石门斩首六万，大败魏国，赵国派军援助魏国，迫使秦军撤退，前363年，秦军进攻少梁，又是赵国派兵帮助魏国守住了城池。前362年，魏国和韩赵闹翻，公叔座击败了韩赵联军，然后他转移到少梁进攻秦军，大概是为了挽回石门战败的耻辱。结果被打的大败，自己也被俘。这样看来，秦献公时期魏国经常和韩赵组成联军对抗秦国，如果秦国的对手只有魏国，它几乎有把握必胜，它打的并不辛苦。

商鞅的评价。

为什么商鞅变法这个全国为战争服务的体制在实践中表现却不好，秦军的战斗力不升反降呢？这个并不奇怪，比如王安石变法，如果纯粹从理论上讲，王安石制定的青苗法，市易法等，也是很高大上的，也是头头是道，理由充足，难以反驳的，但是运用到实践当中就漏洞百出。我认为有商鞅变法实践中的漏洞主要是以下几个具体原因造成的。
一：认为全民耕战制可以让秦国更强大的人，我想，他们的理由有两条。全民耕战制下，所有能打仗的人都会上战场，增加了秦国的兵力，所以，秦国的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了。但我有一个疑问，战争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如果你是被秦国攻打的国家，秦国的实力比你强，而且秦国还全民皆兵，只要你不傻，为了自救，你肯定也会让那些能打仗的人都上战场，以缩小实力上的差距，尽全力来增加本方胜利的概率。如果秦国的对手战争时期也是全民皆兵的，和秦国的区别只在于平时不象秦国那样生活在军事化管理下，那他们双方兵力的增加，其结果只是强化了战争的伤亡数目和残酷性，并未给秦国带来任何的相对优势。
　　为了说明这点，可以参考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信陵君掌握了晋鄙统率的魏国军队后，下了一个命令：“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可见，魏国的传统制度当中，一家子的人，父子，兄弟同时都要被征发参军，一个家庭中能打仗的人都上战场了。魏国准备和秦国交战的时候，也是全民皆兵的。

有些人认为全民耕战制有利于秦国的另一个理由，就在全民皆耕这方面。既然所有人都去耕地去了，那秦国的粮食产量应该会大大增加，作战时期的后勤供应就充足了，战斗力就加强了，还举出长平之战中秦国的军粮供应比赵国充足这一例子作为证据。这一貌似有理的推论是否成立呢？
　　这种推论，其实是不够严谨的。比如，秦国粮食产量的增加，一定是和某种国家政策有主要关系吗？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曾经评价过当时各地区土壤的情况和田地的等级，它把适合于农业的土地共分为九个级别，其中，秦国的主要农业产区—雍州关中地区的土壤被列为最高等级上上等，是全天下最好，最肥沃的土地。还有，秦国最重要的两个农业产区，关中的渭河平原地区，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区，外围都有完整的自然天险的保护，农业生产一直处于安定有序，其他国家难以破坏干扰的状态下。即使在战国初期秦国最衰弱，长期内乱的时期，渭河平原按部就班的农业生产过程也没有遭到过破坏。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其中一个步骤被打乱，最后的收获都会差很多，“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安定和平有序的外部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而在这一点上，秦国的先天条件在各国中无疑是最好的。
　　自然天险同样也能保护秦国修建的的水利设施（比如都江堰），使敌国无法破坏，这些都是秦国独有的优势。商鞅变法中规定的全民耕战制只能说明秦国重视农业，但这并不是秦国独有的优势，因为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种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它对于农业的重视从最早时期就开始了，而且一贯如此。比如诸子百家中专门有一家农家，它是以研究农业生产为根本思想的。儒家学派中也有重农的思想。在秦国之前的魏国变法中，有‘尽地力之教’的政策，说明那个时候的魏国，对土地的利用已经到达当时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极限了。
既然大家都是重视农业的，那他们和商鞅法家重农思想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不象商鞅那样，因为重视农业就要把工商业给消灭掉。儒家所规定的社会阶层，分为四民：士，农，工，商。因为儒家以农为本，所以把农业放在了工商业之上，不提倡大力发展工商业。但是工商业者依然是允许存在的，有它们的生存空间。秦国同时代的六国差不多也是这样。

完全取消工商业，是否可以增加农业从业人口，因而提高农业产量?这应该是商鞅的思路。这种思路对不对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专门的手工业生产者，耕地所用的工具都要每个农民自己生产，这样的工具质量好吗？这样的生产效率可以提高吗？除了农具之外，各种生活用具，日常用品都要自己制造，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太麻烦，因而减少了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呢？
而且，秦国也不是只有象渭河平原这样肥沃的适合农耕的土地，它也有各种各样的地形。这些地方不一定在农业方面有优势。假如有些地方的水土环境只适合种桑麻，种粮食的结果是事倍功半，收获很差，政府却认为桑麻在战争中没多大用处，规定当地人只能种粮食，那他们的日子会很难过。按照一般因地制宜的做法，山区的人应该去砍柴打猎，河边的人应该去捕鱼，草地上的人应该去放牧牛羊，他们所生活的地区如果勉强搞农业生产，也只能是赶鸭子上架。生活在矿区的人，他们适合的工作只能是金属加工，因为当地的土壤用来种粮食可能完全没收成。解决的方法难道是把这些人全部赶到渭河平原上？那其他地方就都空了，而且好的农业用地总归也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没有专门的手工业，来生产各种工具和用品，没有商业交换把各地的工具，生活用品，农副产品送到使用者身边，而是象商鞅那样，强迫全体人民从事农耕这一种行业，社会缺乏分工合作，那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会大大下降，即使粮食作物本身的产量也完全可能不升反降。全民皆耕制在实践中无疑会很快暴露出它的弱点，这是一个没有经过思考，想当然的政策。法家走极端的思维方式，导致他们又提出一个最终只能起到破坏作用的政策。
那么，长平之战中秦国的军粮供应为什么可以比赵国充足呢？我们只需要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当时的秦国经过长期扩张，它的领土范围是赵国的好几倍，没有五六倍也有四五倍，而双方的兵力对比并没有这么悬殊，（一般认为赵国出动45万军队，秦国在60万左右。）以好几倍的国土供应只多大概三成的军队，秦国如果军粮没有赵国充足，那才是咄咄怪事。

二：　计首授爵制的问题在哪里呢？它的原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给予杀死敌人，获得首级的每个士兵明确实在的奖赏。它可能的确增加了秦军士兵的战斗欲望，但是，战争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和秦军作战的对手明知战斗失败自己只会被杀死，被斩首，投降没有意义，自己的头颅还会成为敌手追求富贵的工具，那他们也会怒气充盈，拼死战斗，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最少也杀一个够本。所以，计首授爵制的结果是同时激发了敌我双方士兵的士气，自然就是互相抵消了。牛顿力学当中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斩首授爵制也一样。它看上去让秦国的拳头可以使劲的打出去，但是这种出拳方式引起的反作用力很大。和全民耕战制一样，这并没有给秦国带来战场上的相对优势。
三，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秦国军法治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像在军营一样受到严格管控，而且不停地担忧会触犯无处不在的严苛法律，他们一直很紧张，只有张没有驰，搞得非常疲倦。到了真正上战场的时候，他们反而无精打采，发挥不出战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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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商鞅变法强秦的观念逐渐形成的过程
　　商鞅强秦这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历史上其实远非那么理所当然。几千年后的人来评价历史人物，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而战国时期当时的人对于商鞅是怎么评价的呢？由于秦始皇焚毁各国史书，导致战国时期的可靠史料比较缺乏。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由其他方面资料来推断，当时人对于商鞅的看法是什么。
　　战国中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著名思想家辈出的兴盛时期，他们很多人和商鞅是同时代，或者生活在商鞅死后盖棺论定，可以给他的一生进行评价的时期。比如孟子，商鞅死的时候孟子已经30多岁，而商鞅死后孟子还活了50年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孟子这部书里面，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对于商鞅，或者秦孝公，或者申不害的评论。我提到申不害，是因为我认为商鞅和申不害的成就都是后来秦始皇时期的李斯，赵高之流在历史书中编造的。
　　所谓“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真是这样吗？我举个例子，马陵之战前魏国进攻韩国，包围韩国都城经年，申不害在城楼上指挥抵御，焦头烂额。不得不以答应做齐国属国为代价，请求齐国帮助解围。而这样才勉强逃过一劫。之后申不害就被解职，他的政策被放弃。都城如果被攻破，那韩国可以说就灭亡一半了。这是马陵之战时期，桂陵之战时期，秦国命公孙壮率军攻打韩国，包围焦城，但没有攻克，占领上枳、安陵、山氏并筑城，插入魏、韩两国交界地区。这样的战绩，能够被称为“终申子之身。。。无侵韩者”吗？显然是罔顾事实，对申不害历史影响的歪曲评论。申不害时期不仅韩国遭到了进攻，而且还遭到了韩国建国以来最猛烈的进攻。竹书纪年中对韩昭侯的评价是，韩昭侯当政时期，韩国“兵寇屡交”，这个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