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

第一章、玄鸟骏马——赵人的天地情怀
史引: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史话:
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赵国的北疆处处涌动着一股昂扬振奋的热血豪情。从五原、河曲直至阴山一线,一座气魄宏大的古长城正在赵国军土与百姓的双手中初现峥嵘。这样一座人间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初具规模,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些从赵都邯郸迁来的一批又一批北垦皮边的百姓。
这些百姓与众不同,身上饱含着底层生活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的质朴和无穷的力量。他们原是官吏、大夫家中的奴隶和奴婢,或为战争的俘虏,或为罪犯的亲属与后代,或为世代从事管车、养马、捣米、造酒之类生计的官奴。无论哪种情况,身份低贱、生活困苦则是他们共同的境遇。那些国都中的宗族贵胄、官吏大夫则将他们视为自家的私产,动辄打骂用刑、随意赠送,而不必参照赵国的成文法—《国律》。如果遇见私逃的奴隶,主人则可以动用刖刑,砍去双脚;如果遇见抗争的女奴则定罪为“悍”,主人将动用劓刑,割去鼻子维无使逆命”的权威。如果不出现用钱赎取的情况,奴隶的压迫则是终身的。像百里奚被五张羊皮赎身的典故,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更加可悲的是,赵国的这些贵族仍保持着春秋以来耸人听闻的“人殉”恶习。终其一生困苦劳顿的奴隶最后也免不了以“男为人臣,女为人妾”的名义被残害、肢解、活活埋入坟墓的悲惨结局。年复一年,史官们就这样对着竹书简帛丝不苟地写着画着,平静地追述着贵族生前的丰功伟绩,毫无表情。而大批奴隶匠人的姓名却难以寻迹,后人也只能从“物勒工名”这种把名字刻在自己所造器物上的制度来推断—赵国曾有个工匠名叫“冶阳”之类的话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批困苦的奴隶和奴婢虽集中生活在繁华昌盛满目锦绣的都市之中,却成为权势阶层享乐奢侈的服侍者和牺牲品,毫无幸福和理想可言。而这一悲苦的境遇终于在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些官吏大夫的奴隶一夜之间重写了命运,成为了赵国的百姓。
毫无疑问,这项政策的推行,自然激起了宗族贵胄与官吏大夫的极大不满。但在“胡服骑射”改革推行五年之后的赵国,他们的不满也不得不在赵国法制的无上尊严和赵武灵王的坚定决心下暗自作罢。赵武灵王为这些赵国的新百姓昂首北指,在“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的五原、河曲之地,描绘了“膏壤殖谷”的富庶图景。于是,一股紧接一股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人了九原以及广袤的赵国北疆,使得中原与北方的地域文化交流生辉,华夏与胡族的民族融合血浓于水。千里长城浮现眼前、垦殖蛮荒牛羊遍野,如此浩大的工竟没有引起天怒人怨则实属罕见,值得称道。不仅如此,这些百姓还准备在河西建造一座规模同样宏大的城市用来欢迎一位特殊的客人。造城之初人群中就已然积聚着某种暗自欢腾的热烈气氛。
从军士那里传来消息,当今赵王赵雍在第四次攻伐中山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正经由燕、代之地向五原、河曲一带巡视而来。赵王循着长城南麓在沿途设置了代郡、雁门两郡,而这座正在建设的大城很有可能被赵王设立为郡。这位以宽广胸怀容纳了边远胡人与卑下奴隶的一代雄主就成为当地百姓说不尽的话题。随之,一种略带不敬但颇有趣味的传言便不胫而走。赵王赵雍竟然生得一副奇相。他面色赤黑,龙脸鸟嘴,广鬓虬髯,身宽体阔,下体修长而上体高大,胸宽三尺而气胸万夫。夯土垒石之余,工匠们便暗自议论起赵王赵雍那龙脸鸟嘴的有趣相貌来。
这一日,赵武灵王终于在众人期盼和好奇的心情中来到河西巡视。一时,群情振奋,欢呼万岁。百姓竞相争睹这位赵国雄主的风采,遥目望去,只见万马丛中,旌旗猎猎;三军阵里,金戈闪闪。赵王赵雍跨一匹代郡千里马,身穿貉裘胡服,头顶术士王冠,脚踏虎皮皂靴,腰佩传国宝剑。再细打量,果然龙颜风姿,天日之表;胸襟坦荡,壮怀驰骋。雄韬伟略,气魄凛然;身形伟岸,虬髯广鬓。面如骊玉,豪情万丈;目似朗星,意气轩昂。正当众人惊慕赵王“龙脸鸟嘴”的奇貌之时,只觉大地震颤那河西刚刚建起的大城竟因崩裂了一箱夯土而墙垣倒塌,城池尽毁。惊恐之余,工匠们传言着金星逆位、白虹贯日、无风折旗等等类似于此的不祥征兆。刚刚经过了中山大战和长途巡视的赵武灵王并没有因为疲惫而显出倦色来,他依然能够坦然直面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于是定“卜”。赵王的当众占卜,使得百姓对于赵氏君王的神奇相貌和传奇身世变得更加好奇。
随驾的太卜是赵国专门掌管占卜事宜的官吏。《周礼》云:“问**卜。于是,太卜们就安排随从筑起高台,杀雉鸡和骊羊,用它们的血来灌龟。太卜在高台上郑重地削开龟身,取出腹甲,用赵酒奠洒之后,就燃起荆枝来占卜吉凶了。太卜的举动庄重异常,面容更是肃穆。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早已熟悉，不过,但太卜仍郑重至极,毫无倦怠。这毕竟是人与神的隐秘问答。龟甲被灼烧出了裂痕,此次占卜的结果为“凶”,果然证明了此处不宜建城的事实。这种以占卜来选择建城之地的术语叫“卜居”。周成王命召公卜居后,才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放在了洛邑。秦德公用牛、羊、猪各三百头卜居,才得知居住在雍城,后世子孙可以向东发展直到在黄河岸边牧马。赵国太卜的这次卜居虽然显示出在河西建城的凶兆,但也指示出了在阴山河曲建城的吉兆。赵武灵王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改在阴山河曲重新占卜,并亲自祝祷。
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赵武灵王的诚心仿佛真能感天动地,奇迹果然在阴山河曲发生。一时,只听得天外传下阵阵鸿鹄飞鸣之声,这声响深邃辽远,清越飞扬,声声如叠韵,婉婉似纤歌。赵武灵王仰头望去,只见碧天之上,数十只鸿鹄时而轻振玉羽,横绝云端;时而散入烟霞,浮影交错;时而并翼连声,清歌曼舞;时而追逐嬉戏,矜顾徘徊。一时间,群鹄飞舞于云霞之间,徘徊于中天之上。晴阳朗照,投下点点光柱;鸿鹄奋翼,鸣声阵阵高昂。所有在场的百姓都仰天惊叹,如临仙境。赵武灵王望见鸿鹄游于云中,如见先祖一般心中涌起无限敬慕追念之意。他遥望四野,见此地依山傍水,扼关据塞,正是建城之地,便猛然惊悟:“此为我乎?”于是,赵武灵王便视此祥瑞之象为天神对自己的点化。看这鸿鹄振翅,胡马奋蹄,赵武灵王俯仰天地的大情怀不禁使国人为之倾倒。不久,一座新城就在这里重新崛起,并且岿然不动。赵武灵王亲自命名为“云中”郡,以纪念鸿鹄游于云中的奇遇。赵武灵王巡视长城,设立边郡的行程虽然结束,但百姓对于赵国君王的敬畏和好奇却有增无减。

于是,禹开始行动了。他一方面在舜帝的面前做出大智若愚的样子,一方面在九州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一次,禹和皋陶父子在舜帝面前探讨治理天下的宏图远略。皋陶为人善良,毫无保留地倾囊倒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舜帝听了皋陶的远见,也想听听禹的高明言论。禹则拜谢说:“哦,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整天努力不懈地办事。”舜帝被禹的话打动。禹看见自己的“守拙”之言发挥的效果,于是又在后面的谈话中时时暗示着自己作为臣子在治水中的功劳和自己作为父亲不能照看儿子启的愧疚。这番话,不仅得到了舜帝的认同,而且还使得善良的皋陶更加敬重禹的功德。皋陶下令,天下百姓都要效法大禹的品德。如果不按照命令中的话去实行,就用刑法加以惩处。《史记》上说:大禹“为人敏”“声为律”。正是指出了大禹看似外貌平凡、语言拙笨,实则为人机敏,就连说话都应和音律,讨人喜欢。
在**了舜帝、安抚了皋陶之后,大禹立即加快了自己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声势的步伐。他又继续以着惊人的气魄勘察全国,划定九州。禹在巡查九州的时候,把全国的土地范围划定为上、中、下三等九级,并规定了每级每等向国家缴纳贡赋的标准。禹自恃有着九州之地,已经俨然具有了后世国王的威势了。原先天下为公的部落首领是天下人的“公仆”,而今广阔的土地和无上的权威已经渐渐地在禹的心里发生了化学反应,使得禹的心里始终摆不正自己和天下的位置,到底是谁服务于谁,于是“家天下”的思想就孕育而生。当禹到达茅山巡视时,古越族的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且态度傲慢。禹当即下令将他处死,并且暴尸三日,以警示诸侯。禹的行为,已经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私产,自然为所欲为,俨然一个国王,从天下的“公仆”变成天下的“主人”。对此,舜帝发现了些许端倪。三苗氏是江淮一带的强大部落,曾参加了治水的工程,也表示愿意参加华夏部落,后因未受赏赐而大举反叛。禹当即表示要以武力征伐三苗。而舜帝制止了禹,采用了皋陶所提倡的“德治”政策,反省自己大力推行德政,三年之后,三苗自然臣服。禹的这些心里变化许多贤人都已洞若观火。当年尧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伯成子高就被立为诸侯,并且一直辅佐尧舜。当禹的威势强大之后,伯成子高却辞去诸侯的待遇,自愿去当一位耕地的农夫。禹心中不解,就去田野里看望伯成子高。禹为了表示自谦,站在下风向问伯成子高:“尧舜的时候,你被立为诸侯尽心辅佐;为何到了我执掌天下的时候,你却辞去诸侯而来当农夫?”伯成子高回答:“在尧帝的时候,不用赏赐而百姓勤勉,不用刑罚而百姓敬畏,百姓无忧无虑地做国家的臣民。而你执掌天下之时,百姓争利,互不服从,品德从此衰微,利欲从此兴盛,后世如果动乱,肯定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何不赶快离开这里呢,不要打扰我耕地。”于是,伯成子高愉快地耕地,对大禹不屑一顾。
可惜,此时的舜已经八十三岁了。舜仿照当年尧禅让给许由的典故,遍访遗贤隐士。他先禅让给石户之农,后又让给北人无择,最后又找到善卷。善卷回答:“我立于宇宙之中,冬天穿皮毛;夏天穿葛布。春天耕种,身体足以劳动;秋天收获,身体足以享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呢?悲哀啊,你是不会理解我啊!”于是,善卷不接受禅让,并归隐深山,不知所踪。舜帝遍访群贤,并无结果,眼下只有大禹、皋陶、伯益等人可堪大任。大禹居功至伟,威望日益。皋陶品德高尚,善良正直。伯益年轻有为,才能卓著。舜帝犹豫不决,不得不仿照当年尧帝找来四岳询问四岳是各路诸侯的代称。当时舜帝的部族不仅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巩固的联盟,就连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西北的羌戎集团中的许多部族都先后加入了华夏集团的联盟。各路诸侯见舜帝问询禅让的事情,鉴于大禹的威望所致和防风氏的被害暴尸,哪个部族首领敢不推举大禹。于是,禅让的过程都显得很平静而顺利。

舜帝虽然把天下禅让给了大禹,彷佛心里对皋陶父子仍有某种期待。大禹为人机敏,立即看出了舜帝的心思。于是,大禹当即决定,将皋陶立为自己的继承人,日后一定会把天下禅让给皋陶。看到这令人满意的一切,舜帝也在对大禹的信任和感激中安然去世。当年,舜帝的儿子商均不贤能,舜因此祷告上天要推举大禹来代替自己掌管天下。长达三年之久的丧礼完毕之后,禹也像当年舜帝对待尧的儿子丹朱那样,推举舜的儿子商均为天下之主。在诸侯一番又一番近似于彩排一样重复的表演之后,幕后的导演终于浮出水面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家的朝贺。大禹还划出疆土,赠给尧帝的儿子丹朱和舜帝的儿子商均,以此来表示先祖的祭祀不至于断绝。
一切成功之后,大禹又听到了一个好消息—皋陶病逝了。大禹在表示悲伤的同时,继续向天下暗示下一位“禅让”的对象。为了表示对于禅让制度的无上尊敬,大禹又宣布选定皋陶的儿子伯益为自己的继承人。大禹这才迟迟地安排伯益来接管国家的许多事务。相反,大禹专门选拔儿子启手下的人充当各级官吏,此时,启早已经羽翼丰满,蓄势待发了。原来,大禹当初选定皋陶为继承人就非出自真心。天下人都能看出来,大禹与皋陶年岁相当,如何继承?如果说,让年轻有为的皋陶之子一伯益来继承则还顺理成章。可是,大禹利用了皋陶的善良,拿年老的皋陶作为幌子故意拖延时间。一方面不让年轻的伯益过早地进入高层,一方面暗自扶持自己的儿子启迅猛地发展实力。大禹的精心谋划果然取得了神奇的效果,不仅天下百姓称颂大禹高风亮节,而且还耗死了年迈的皋陶拖垮了年轻的伯益。想当年,尧为了真心禅让给舜,把自己的儿子丹朱封到了遥远的丹水。丹水地处的汉水流域,是三苗的蛮荒之地。尧这样做就是为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丹朱并不贤能,尧帝是不会以损害天下为代价而使自己的儿子得利的。相比之下,大禹的做法却大相径庭。
舜帝对于大禹不仅有知遇之恩,还有禅让之托。当年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而没有成效舜帝就把鲧流放到了羽山,鲧也最终死在了那里。舜用人不避嫌,毅然启用自己罪人的儿子禹来治水。后来,舜帝又禅让不避仇,还是把天下托付给了禹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舜帝如此举动,就是希望天下大治,百姓安居。在五帝时代的后期,大禹却亲手破坏了舜帝视若神明的禅让制度。后代史学家在书写“尧天舜日”、“尧禅舜让”之类的话的时候,就应当慎之又慎,考虑把大禹划归别处了。
大禹好像安排好了一切,在会稽安然去世。于是,就引起了伯益和启的帝位之争。同样善良的伯益在大禹三年丧礼之后,就辞让给大禹的儿子启,自己回避居住在箕山之南,表示谦让。可此时,预谋已久的启却毫不谦让,一点也不客气地正襟危坐起来。历史在此刻,发生了倒转。诸侯们竟然都离开伯益而去朝拜启。理由有二:其一,伯益辅佐大禹的时日太短,天下之人难以臣服。其二,启是我们君主大禹的儿子,自然要朝拜启。纵观当时诸侯的言论简直是强词夺理。其一,伯益不能辅佐大禹,乃是大禹巧妙设计的结果,致使伯益根本没有时机站稳政治脚跟。更何况,伯益有治水之功,驯兽之劳,不论品德才能都不逊于启。其二,启是大禹的儿子,启就要受到朝拜。这简直就是霸权理论。如果真如此,那么丹朱是尧的儿子,尧为何要禅让给舜。商均是舜的儿子,舜为何要禅让给禹。启对于天下百姓的诘问置之不理,理直气壮地成为了夏王朝的国王。从此,华夏大地迎来了国家文明那若明若暗的曙光。

此时,天下为公的格局被残酷地打破,所有的强权专制都撕破了伪善的面具,一切的反抗都将被无情的战火化为灰烬。面对夏启炙手可热的权势,许多诸侯都俯首贴耳。疾风知劲草,此时此刻,仍有一批捍卫天下道义的志士拍案而起,登高疾呼。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姒姓诸侯有扈氏。启大发淫威,亲自带领六路大军来到甘地,并作了一首誓词名叫《甘誓》。誓词大意是:“现今我是来恭敬地执行上天对有扈氏的惩罚,要让你们亡国灭族。将士服从命令,我就在祖先的牌位前赏赐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在祖先的牌位前惩罚你们,降为奴隶,杀掉你们。”甘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最后,启带领军队攻入了有扈氏的都城,杀掉了他们的首领,灭掉了这个邦国。在夏启的专制和暴力下,有扈氏虽然败亡,但其捍卫天下大道的精神尚在。对此,《淮南子》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扈氏为义而亡。”
而至于赵氏先祖伯益的下落,至今不明。史籍中并存两说。一说,伯益被夏启杀害;一说,伯益归隐故国,从此不闻。不论哪种情况,伯益和夏启的帝位之争终究以夏启的胜利而告终。仅仅从这个结果来看整个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后人慢慢回味,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则太像是一幕早已导演成熟的戏剧。台前幕后,谁又能看的清楚呢?难怪《战国策》曾尖锐地指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至于伯益与夏启的争帝之事,是非对错难以论说。但夏启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倒是值得回味。夏启争得帝位之后,就在钩台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并向首领们一再灌输自己登临帝位是上天的旨意,不许质疑,更不许违抗。大会之上,夏启带头破坏了大禹所制定的禁酒令,还以乐舞助兴,鸣钟佐食。如果说,禹的乐舞是教化四方,夏启的乐舞就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夏启的弟弟武官看到夏启一改大禹简朴、勤俭的作风,整天一副贪图享乐、眉飞色舞的样子,不由得心怀不满。夏启感觉弟弟武官不服管束,就把他流放到西河。三年之后,武官在西河与夏启决裂,举兵讨伐。夏启对弟弟毫不留情断然平叛。结果,武官也兵败被杀了。反叛平定,九州的贡赋也越来越丰盛。夏启就放心地过起了“淫逸康乐”的君王生活。因为夏启生活没有节制,没几年也就病死了。由此看来,伯益与夏启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就两人的品德与作为来看,天下没有禅让给伯益,还是让天下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
正如前述,因为这场震动天下的争帝之事,赵氏的一脉在夏朝漫长的历史当中颇不得意,史册中也无只字点墨,湮没无闻。由此可见,争帝之事,使得伯益与夏启的后人都讳莫如深。伯益的后人不愿辅佐夏启的后人,夏启的后人也不愿在史官面前提及伯益的后人。两家各自沉默不语,一晃就过了四百年。

也许是因为商朝宗族与赵氏一脉有着共同的玄鸟图腾的信仰,商朝兴盛之后,伯益的后代子孙也都纷纷逃离了夏王朝的控制转而辅佐商朝的君王。伯益有二子,一叫大廉,一叫若木。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是赵氏的直接传人;若木的后人则用其祖父的名字为氏(伯益亦称大费),称费氏。
其中费氏子孙投奔商人的时间较早。当时,夏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荒淫无道,暴虐成性。夏桀是一位有才智和勇力的人,他能够生擒野牛,空手擒虎。他宠幸美女妹喜,不理朝政,仅仅乐工舞女就多达三万之众。夏桀还在洛阳建起高高的宫殿,取名为倾宫。他常常站在倾宫之上自诩为高高在上的太阳。百姓则暗地里骂道:“你这位太阳何时发丧,我们宁可同你一起死亡。”商朝的首领汤和谋臣伊尹高举尧舜之道的大旗,发动汤武革命。这时,费氏子孙费昌就以其家传的绝技而为商汤御马,征战天下。史籍记载,费昌载着商汤十一次征伐,皆大获全胜,势如破竹。费昌的马头向东,西夷人便埋怨他;费昌的马头向南,北狄人就埋怨他。这些部族的人都说:“为何不先到我们这里却把我们放在后面呢?”由此看来,商汤灭夏,确是符合人心,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最后,费昌载着商汤在鸣条之战中与夏桀展开决战。这次大战,商汤只率领了由七十辆战车和五千步卒组成的军队向西挺进;而夏桀却调集了夏王朝的全部人马,穷凶极恶地开出了国都。费昌毫不畏惧,毅然驾车引领义军列阵。商汤在费昌的马车上庄严地宣读了伐夏的誓词,这就是著名的《汤誓》。商汤念罢智词之后,两军就在一场大雷雨中展开了拼杀。商军以为雷雨是天帝对夏桀的惩罚,更加勇猛地作战。费昌则亲自御马载着商朝的领袖打败了夏桀。最后,夏桀只带了五百残兵向东逃亡。商朝建立三年之后,夏桀也在亭山忧愤而死。费昌的后人因为鸣条之战的功勋颇受商朝宗族的器重,直至商朝最后一位君王纣王时期,仍有费昌的后代费仲成为朝中的亲信大臣。虽然费仲贪赃谄媚、名声狼籍,但是从费氏一族辅佐商朝君王的情况来看,伯益的这一支子孙在商代还是毁誉参半,有所施展的。因为这一支子孙并非赵氏一脉,故此不再详述。

伯益的另一支血脉为大廉,也就是秦赵的祖先。这一支投奔商朝的时间略晚,到了商朝的第七代君王大戊之时,才有大廉的玄孙孟戏、仲衍兄弟载入史册。无独有偶,他们辅佐君王也是从御马开始的。这些后代子孙大多继承了先祖伯益驯服鸟兽的家传技艺,他们对于御马畋猎之类的本领都驾轻就熟,容易在众多的臣子当中脱颖而出,取得君王的信赖。伯益的这一支后代子孙不仅技艺高超,命运也颇令人羡慕。商王大戊用占卜的方式选择谁来做自己御者,也许是因为伯益宗族和商朝王族都有着玄鸟图腾崇拜的缘故,占卜果然取得了吉兆。大戊大喜过望,不仅把仲衍请进宫中,而且还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了仲衍。从占卜来定御者一事就可推知当时君王对于御者的重视程度已经无以复加。按照古代车战的制度,作为全军统帅的御者就已经是三军进退的标志,各路兵卒必然马首是瞻,更何况是一国之君的御者呢?商王大戊对于仲衍的青睐真是令人羡慕不已。史籍记载,自从仲衍之后,每一代都有建立功勋的人,他们辅佐商朝,受到了格外的器重。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商朝君王仿佛也没能逃脱历史回旋往复的周期律。弹指之间,商朝的最后一位君王纣王就粉墨登场了。仲衍这一支血脉就传到了胥(xu)轩一代。娶了申姜部族的骊山之女为妻,生子仲潏(jue)。申姜部族世居渭水,与周族世代通婚、关系甚密。如此一来,赵氏一族又与西方兴起的周氏族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仲满的儿子为飞廉,飞廉的有二子为恶来,一为季胜。到此为止,恶来即为秦氏族人的直接祖先,这一支族人即是后来的秦人。季胜即为赵氏族人的直接祖先,这一支族人即是后来的赵人。秦赵族人尊奉的最后一位祖先即为飞廉。而飞廉和恶来,确是商纣时期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如上所说,伯益的后人在商朝还是颇受器重的。那么在武王伐纣的历史大潮流中,飞廉和恶来又将何去从呢?这还要从他们在商朝的地位说起。史籍记载,飞廉善于奔走,奇快如飞。楚大夫屈原知晓飞廉奔走似风,就在《离骚》中赞之为风神,后人也称风师、风伯。此后,飞廉就神话成为形状奇特的神禽。说其身如鹿、头如雀、前有角、后有尾、周身豹纹、能致风气。不论神话如何传说,总之,飞廉善于奔走,必定不虚。说其飞廉的儿子恶来更是非同常人。恶来力大无穷,可以空手与野牛、猛虎、巨熊搏斗。父子二人都以奇特的本领为商纣效力,而且忠心耿耿,不生二心。值得一提的是,恶来被周人称之为“助纣为虐”的典型,飞廉却未在其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武王伐纣的脚步日益临近,商纣的江山气数也在风雨飘摇中步入黄昏。恶来则依仗神力,帮助商纣铲除异己。但恶来毕竟逆时代潮流而动,最后终被武王的义军所杀。飞廉仿佛受到了其母族申姜部族的影响,并没有带兵和周王朝作对,但他对商朝依然是忠心耿耿,勉力扶持。商纣王起视四境,周朝已经取得了“三
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形势。在这种严峻的情形下,飞廉一不改变忠心,二不自暴自弃,而是协助商纣出使,亲自往来奔走,争取北方部族对商朝的支持。因为飞廉善于奔走,很快就到达了北方。但是,历史的潮流则来得更加迅猛,飞廉还未来得及挽救商朝,商纣就已然被周武王诛灭了。《史记》中说,飞廉受到了天帝的启示,而“不与殷乱”,并答应赐给他石棺以光大他的氏族。怅然若失的飞廉只得在北方的霍泰山筑坛遥祭纣王,以表达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后来,飞廉就死在了家乡,也葬在了霍泰山下,以表示自己不忘使命,不失臣节。此后,霍泰山就成为赵氏祭祀的重要场所。多位赵国君王都亲临霍泰山祭拜祈祷,以求先祖保佑振兴赵国。关于飞廉的历史品评后人也并存两说。有的仍视之为不识时务、心存愚忠的“下下愚人”;有的则把商朝的飞廉与孤竹国的伯夷、叔齐联系在一起,认为飞廉筑坛遥祭纣王是与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的气节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但不论怎样,飞廉作为商朝的臣子,尽到了臣子的本分。而飞廉作为秦赵最后一位共同尊奉的祖先,也见证了秦赵分支的历史场景。
由此,飞廉的二子:恶来、季胜都将名垂史册。恶来殉商而亡,其后代子孙辗转西迁到陕西、甘肃一带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出现了一个叫非子的人。因为此人在渭水一带养马有功,周孝王就把秦这个地方封给了他,并让他继承舜帝赐给伯益的蠃姓,史称秦赢。非子就成为秦国的始祖。而季胜在商亡之后,归附周朝,其后代在周代也是大有作为,被周王赐姓封赏,成为赵姓的始祖。秦赵的渊源就生发于此,他们虽同源一脉,同出一家,但其后代在战国舞台之上却是恩怨情仇、难解难分。在此伏笔,后待详述。

季胜带领族人归附周朝,赵氏一脉也在周朝得以承续和发展。赵氏族人特有的品质和本领不久就在众人之中显现了出来。季胜有个儿子名叫孟增，周成王十分欣赏他,并把皋狼之地赐给了孟增。孟增以此作为光复本族的希望,从此自号为“宅皋狼”,以此象征宗族要在此地复兴。皋狼之地虽为西河郡的一处山陵沟壑,远非地处汾河流域的霍泰山可比,但是族人却将此视若珍宝。这不仅代表着周朝王族对于归附而来的赵氏先人的首肯,更代表着赵氏先人将在周朝大展身手的开始。此地像霍泰山一样,成为赵氏振兴之初的神圣之地。值得一提的是,赵氏宗族一直保有此地,即使遇到强权暴力也未曾丢失此地。皋狼之地,也成为赵氏先人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的起始之地。
孟增的孙子名叫造父,造父则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赵氏发展史中里程碑式的光辉人物。造父的御马技术真可谓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造父从小就和马有缘。一日,造父正在田间耕作,适逢有一对父子乘车经过,马受惊而不走了,儿子就下车牵马,父亲就去推车,还请求造父:“帮助我推车。”造父因此收拾工具,把它们捆好后寄放在车上,拉过那儿子牵的马,才刚刚检查缰绳马鞭,还没有开始使用,而马就感受到并奔驰起来。故事传开,真不禁使人啧啧称奇。
造父真正的老师是泰豆氏。他开始学习驾车时,对老师十分谦恭有礼貌。可是三年过去了,泰豆氏却连什么技术也没教给他。可造父仍然执弟子礼,丝毫不怠。这时,泰豆氏才对造父说:“古诗中说过:擅长造弓的巧匠,一定要先学会编织簸箕;擅长冶金炼铁的能人,一定要先学会缝接皮袄。你要学驾车的技术,首先要跟我学快步走。如果你走路能像我这样快了,你才可以手执六根缰绳,驾驭六匹马拉的大车。”造父回答:“我保证一切按老师的教导去做。”泰豆氏在地上竖起了一根根的木桩,铺成了一条窄窄的仅可立足的道路。老师首先踩在这些木桩上,来回疾走,快步如飞,从不失足跌下。造父照着老师的示范去刻苦练习,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掌握了快步走的全部技巧要领。泰豆氏检查了造父的学习成绩后,不禁赞叹道:“你是多么机敏灵活啊,竟能这样快地掌握快行技巧!凡是想学习驾车的人都应当像你这样。从前你走路是得力于脚同时受着心的支配;现在你要用这个原理去驾车,为了使六匹马走得整齐划一,就必须掌握好缰绳和嚼口,使马走得缓急适度,互相配合,恰到好处。你只有在内心真正领会和掌握了这个原理,同时通过调试适应了马的脾性,才能做到在驾车时进退合乎标准转弯合乎规矩,即使跑很远的路也尚有余力。真正掌握了驾车技术的人,应当是双手熟练地握紧缰绳,全靠心的指挥,上路后既不用眼睛看,也不用鞭子赶,内心悠闲放松,身体端坐正直,六根缰绳不乱,二十四只马蹄落地不差分毫,进退旋转样样合于节拍,如果驾车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车道的宽窄只要能容下车轮和马蹄也就够了,无论道路险峻与平坦,对驾车人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驾车技术,你可要好好地记住它!”泰豆氏技艺绝伦,尽心传授;造父更是勤学苦练,毫不懈怠。于是,造父就成为一位真正的御马高手。
造父还十分爱惜马匹。一日,延陵卓子乘坐由八尺高的骏马和显露有花纹的好马组成的车乘，钩似的饰物装饰在前面，涂彩的玉石饰物装饰在后面,马想要前进那么钩饰限制了它,想要后退那么错缀就会顶住它,马因而从旁边跑出来。造父经过时为马匹哭泣,说:“古时候治人也是这样啊。那奖赏是用来勉励人的,但毁谤却存在其中;惩罚是用来禁止人们犯罪的,而赞誉却加在它头上。人们站在中间不知道进退,这也是圣人为他们哭泣的原因啊。”造父话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把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限制得太死了,人们也就做不成任何事了。人们如果做不成任何事统治者又怎么能生存呢?可见,造父已经把御马和治国的道理联系了起来。

天道酬勤,苦尽甘来。造父出色的御马之术和独到的远见卓识,使他受到了当时周王的青睐。这位周朝的君王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穆王。周穆王时代,正是周王朝显露盛世危情的时候。周穆王身为君王,自然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有一次,周穆王对大司徒君牙说道:“我这个年轻人继承了文王、武王的遗业,自己心怀忧愁危惧,像踩着老虎的尾巴,又像是行走在春天的薄冰之上。伟大的文王的韬略,光辉的武王的功绩使我们依从正道,让我们以前辈美善的行动为榜样,取得昭示后人的丰功伟业。”可见,周穆王即位之初既有忧患之心,又有奋发之志。他与君牙制定了正身、思艰、安民的治国方略,并准备巡视天下,安定四海。此时造父就承担了为周穆王遴选骏马的艰巨使命。千金易求,良马难得。一天,造父与随从到潼关郊外去闲游,一下子捕获了六匹骏马,这个意外的收获,使造父欣喜异常。当时周王的车乘需要选配八匹骏马,而且一定要品种上乘,毛色纯正的千里骏马。造父本想把捕获的六匹骏马献给周王,但又感觉还差两匹没有配齐,实属遗憾。因为这些骏马都是万里选一的宝马良骥,自然优于周穆王现有的御马,自己如果驱使,这显然对周王不够恭敬。思来想去,造父决定再去寻找骏马。
造父凭着自己对骏马习性的了解,认为在潼关一次能捕获这么多良马绝不是偶然现象附近一定有一个适宜良马生存繁衍的地方。于是造父继续打听,最后从山里人口中得知,潼关东南方有一片宽广约三百里的桃林,常有千里驹奔驰其中。只是桃林深广无边,沟壑纵横,常有野兽出没。造父不畏艰险,在桃林中风餐露宿,披星戴月,经常深入到蛇蝎盘卧的乱岗中,闯荡到虎豹藏身的洞穴旁,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捕获了两匹绝世骏马,连同先前六匹骏马一起献给了周穆王。周王从来没见过如此精良的骏马,只见面前的骏马各个体魄健壮,毛色光亮,鸣声震天,气度不凡。周王大喜过望根据这些骏马的特征,分别起了动听的名字。其中:火红色的骏马，称之为赤骥;纯黑色的骏马，称之为盗骊;纯白色的骏马,称之为白义;青紫色的骏马,称之为逾轮;灰白色马,称之为山子;鹅黄色的骏马,称之为渠黄;黑鬃黑尾的红马,称之为骅;青黄色的骏马,称之为騄耳。从此,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騄耳八匹骏马,就成为天下名马的代称。一时间,“穆王八骏”,名震天下。

万事俱备,周穆王钦点造父为君王的御者,准备巡行天下。这就是著名的“周穆王西行”的故事。春秋战国年间,有人根据周穆王西行的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编写了《穆天子传》。但其书历来不被史家采信。《穆天子传》后来失传了,直到晋朝太康年间,荀子的第十五世孙、著名学者荀勖(xu)在汲郡收集整理了被盗的一批魏墓竹简,整理出了天下闻名的“汲冢竹书”。其中除了《穆天子传》,还有另一部重要的史书《竹书纪年》,都记载了穆王西行的故事。这些失而复得的故事才重新被世人重视。
据记载,造父随同周穆王一行,颇具传奇色彩。他首先出兵西征犬戎,俘虏了四个以白狼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和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部落酋长,打通了去往西方的道路。于是,造父驱使八骏载着周穆王,四蹄腾空,一日千里,开始了充满传奇色彩的巡游。穆王从成周出发,沿太行西侧渡过黄河,通过雁门关到达了河宗部落。河宗部落献上十张豹皮和三十六匹骏马作为贡品。随后周穆王又到黄河岸边钓鱼,到渗泽去畋猎,并把打猎所得的白狐作为祭品祭祀河宗部落的祖先,以表示和睦相处的诚意。穆王继续西行,经过乐都到达了昆仑之阿。穆王登上了昆仑之巅,瞻仰了名胜黄帝之宫,又举行了隆重的祭山典礼。造父驾车向北来到春山,穆王见山木丰茂、花果飘香,还特意在大石上铭刻为记。再向西到达了赤乌的部落。赤乌部落与周人同宗,穆王在这里受到了亲切的招待。赤乌部族献上美酒千斛,牛羊无数;穆王也回赐了一辆墨车(古代大夫所乘的车子,车身墨漆,无彩绘)和黄金四十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周穆王又令造父转而向北,渡过洋水,到达曹奴。部落首领为穆王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并资助了丰厚的路费。穆王也把四十条饰有贝壳的带子回赐给他们。造父再向东赶车,到达了黑水,恰好赶上一连七天的暴雨。穆王又沿黑水到达了山容氏,取得了大量的美玉。此后,造父一路西行,最终来到了西王母之邦—瑶池。
瑶池乃是天造的胜境,西王母更是奇特的天神。据《山海经》记载,西王母乃是主管上天灾厉和五刑残杀的半兽半人形的天神。她面目狰狞,粗蛮丑恶,蓬头散发,虎齿豹尾。嫦娥所服下的长生不老药就是后羿从西王母这里求来的。到了汉武帝时期,西王母又被人形容成美貌绝伦的神仙女子。西王母的形象又从原始神话变成了道家方术之士的仙话了。不论怎样,西王母的确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周穆王在瑶池受到了隆重至极的接待,他献上了白圭、玄璧和织锦,以表谢意。西王母竟然也唱起了歌谣,以助酒兴:“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毋死，尚能复来?”大意是,天山飘着朵朵白云,它们都出自高高的山陵。您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畏山川阻隔跋山涉水。衷心祝愿您长生不老,希望以后能再次相会!穆王颇受感动,也即兴赋诗:“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女。比及三年,将复尔野。”大意是,待我回到东方之后,和平治理华夏诸盟。当万民百姓安居乐业我将履行您的叮嘱,顶多三年五载,我将再来畅叙离情。”

第二章从亡佐霸
——赵衰与晋文公
史引
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史话:
武王伐纣,周朝初创。可惜周文王姬昌还未来得及看见这梦寐以求的辉煌时刻,就在新都病逝了。屈指算来,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也让周朝后人略感安慰。周文王的儿子姬发即位,史称周武王。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遗志完成了伐纣灭商的煌煌伟业,随着大禹的九鼎从商都迁至周都,商王朝六百年的历史也至此结束。同样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这位满怀着雄心壮志的周武王在灭商两年之后英年早逝。太子姬诵继承了王位,史称周成王。周成王年幼,辅政监国的重任就落在了周公的肩头。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曾辅佐武王灭商,居功至伟,与太公姜子牙齐名。武王死后,周公又摄政辅佐成王而号令天下。史籍记载,成王即位时年仅十三岁,如此年幼的周成王还需要在周公的背负下接受诸侯和大臣的朝见。周朝兴起于西方,对于广大的东方控制薄弱。周朝初期,便开始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建邦立国,这就是著名的“周封诸侯”。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分封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子弟就占有五十多国。分封的初衷就是要创建一个护卫周王朝的藩屏。于是,天下星罗棋布的大小封国,就构成了周朝统治的新格局。
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成王的弟弟。起初,周武王和叔虞的母亲结合时,叔虞的母亲梦见天神对武王说:“我让你生个儿子,名叫虞,我把唐地赐给他。”此后,叔虞的母亲果然生下了儿子,而且儿子的手心还有个字,张开一看,果然就是“虞”,因此就给他起名叫“虞”。
《史记》记载,武王病逝,成王即位。许多诸侯就趁着天子年幼、立国未稳,起兵造反,争夺天下。其中唐地就发生了叛乱,周公率兵攻伐叛乱,平定了唐地。这一天,年幼的成王和弟弟叔虞在桐树下面玩要。成王把一片桐叶剪成“圭”的式样。圭是古代的玉器名,长条形,尖端呈半椭圆状,是古代天子用以封赏诸侯的器物,也是王族朝聘祭祀、丧葬所用的礼器。当年,舜帝就为大禹颁赐了玄圭作为奖赏。成王把桐叶圭交给叔虞,开玩笑地说:“以此封若。”意思是,我拿这当作封你的信符。在旁的史官即刻把这话记载下来,随之请成王“择日立叔虞”,要求成王选择吉日对叔虞进行分封。成王对史官说:“吾与之戏耳!”成王立即说自己这是和他戏要,并非认真啊!史官严肃地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歌乐之。”意思是天子一言九鼎,哪有戏耍之理,既已说出,史册就要正式地书写,典礼就要隆重地实行,乐工就要衷心地歌颂。成王无法对答,就把刚刚平定的唐地封给了弟弟叔虞,此后,叔虞也被称作唐叔虞。这就是著名的“剪桐封弟”的故事。
关于剪桐封弟,《吕氏春秋》所记载的情节与《史记》大同小异。除了把史官这个角色换成了周公,还绘声绘色地描写道:当叔虞听到成王分封自己的承保诺后,便喜形于色地前去报告周公。周公不仅向成王讲述了“天子无戏言”的道理,还开导他要“重言”而不可食言,进而规诫他要“明爱弟之义”,懂得珍重兄弟手足情谊,从而达到“辅王室之固”的目的。于是,成王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遂封叔虞于晋(唐)”。《吕氏春秋》一再强调“人主之言,不可不慎。”由此观之,向天下以示诚信的举动在周朝初创的大背景下是多么重要。与此同时,分封同姓宗室为诸侯也对巩固天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唐地位于黄河汾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地方。唐地原先是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带,虽然历经商朝,夏人仍保持着旧有的风俗。唐叔虞仿效姜子牙治理齐国的智慧,因俗而治,“启以夏政”,唐国也因此渐渐发展壮大。唐叔虞死后,他的儿子迁居到了晋水旁,于是就改国号为晋。唐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被戎狄之民所包围。晋人则必须与戎狄为邻,由于远离周朝王室的荫庇,则只能依靠自己与这些戎狄部族打交道。就是在这种“不尽力,子孙将弱”的时局之下,从而造就了晋人好勇尚武的精神。天长日久,晋国周围有许多戎狄部落先后都被晋国灭掉了,晋国也从原先大约十县一州的狭小之地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就是在这种“天子建国,诸侯立家”的历史大趋势之下,唐叔虞乘势而上建立国家,为此后晋文公的春秋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造父的后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终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将赵氏的发展融入历史的大潮中,毅然先择了离开周室、入仕晋国。经过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赵氏在晋国这个母体中孕育成长,终于成为一个政治成熟、前途光明的大国卿族。

那么,赵氏一族又是如何离开周室、人仕晋国的呢？
自从造父立“赵”姓以来,以下几代的名字与事迹并未见于史籍。只是到了造父的六世孙奄(yan)父,才因千亩之战而再现于史家的笔下。千亩之战是西周宣王时期的著名战役。征战的双方则是周王室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史称申戎,即与周室世代通婚的申姜势力集团。史籍记载,周氏先祖弃的母亲名叫姜原,为姜氏。此后,周太王之妃、王季之妃、周文王之祖母等皆称“太姜”。姜氏与周氏在周宣王以前的关系一直很融洽,直到周宣王即位之初,还娶了申姜集团申伯的女儿作为自己的王后,并分封申伯,建立申国。到了周宣王三十九年,周王室与姜申集团发生分歧,周王室从此称申国族人为“申戎”,双方迅即兵戎相见。在这一年,双方在千亩之地展开大规模的激战。周宣王发号诸侯,御驾亲征。此时的奄父因家传绝技见长,仍为宣王的御者。周宣王在千亩之战中曾一度受困,多亏奄父熟悉战场,善于驾驭,机智勇敢地驾车载着周宣王脱离了险境。周宣王虽在这次大战中丧南国之师,但也取得了破击申戎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积极响应周宜王号召的诸侯中就有晋国的穆侯。晋穆侯在此战也有不凡的表现并对这次勤王之举津津乐道,此时,正值得子的喜讯从晋国传来。晋穆侯为了纪念这次大战的胜利,甚至以“成师”为儿子命名。周宣王的千亩之战破坏了以往巩固的周氏与姜氏的联盟,也是整个西周王朝走向败亡的一个转折点。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奄父在深感周室王朝江河日下一般衰微的同时,也看到了晋穆侯作为诸侯国王的勃勃生机。历史也在这里埋下了“赵氏入晋”的伏笔。
千亩之战不久,周宣王就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西周最后一位国君周幽王。周幽王在短短十一年的统治时间内不思进取、昏庸至极,这不仅使得西周二百七十余年的基业在内外交困中毁于一旦,而且还坚定了赵氏离开周室、另谋发展的决心。

周幽王即位刚刚三年,就得到了一位美貌的女子—褒姒。周幽王自得褒姒,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只可惜这位褒姒竟是一位冷若冰霜的冷美人,终日难得一笑。可褒姒越是不笑,周幽王对她就越有兴趣,越想让她发笑。于是,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就在周幽王的脑中酝酿了起来。西周时期,交通不便,通讯困难。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游牧部落的马队经常袭扰中原。为了拱卫京城,周朝就采用了狼烟报警的方法。一旦外敌入侵,烽火台的土兵就把狼粪点燃,以此通报敌情,夜晚则燃起火把代替。周幽王陪伴着褒姒来到烽火台上,擅自点起了狼烟,并把战鼓擂得山响。各路诸侯一见国都内狼烟四起,还以为国家遇到了大难,纷纷马不停蹄赶奔国都镐京。当诸侯感到国都城下之时,只见周幽王正和褒姒饮酒取乐,根本没什么军情。褒姒看着一个个诸侯的狼狈相,禁不住大笑不止。周幽王见爱妃一笑,也心花怒放,自鸣得意起来。各路诸侯敢怒不敢言,只得拂袖而去。周幽王为了再让爱妃发笑,又如法炮制,再燃狼烟。结果可想而知,前来勤王的诸侯自然越来越少。
褒姒得了如此的恩宠,也越加放肆起来。她为周幽王生下了儿子伯服,更把目光盯在了天子的权力之上。褒姒一面与大臣密谋,驱逐了原来的太子宜臼;一面向周幽王邀宠,立伯服为太子。周幽王在美色的诱使下自然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一安排。可原来的太子宜臼却如何能够甘心,他逃亡申国避难,申侯联合西戎一起进攻周天子。当此国家存亡之际,周幽王慌忙登上烽火台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可各路诸侯已经被欺骗羞辱多次,哪个还来理睬呢?于是,国都镐京很快就被申国和西戎的军队攻破,繁华的镐京当即被洗劫一空。周幽王临死还不忘带着褒姒一起出逃,结果被酉戎的军队在骊山脚下追上。可叹周幽王成为西戎的刀下之鬼,褒姒也成为了西戎的战利品。直到镐京成为一片废墟,各路诸侯还都不知道这场浩劫的确切消息。
而早在此前,身居周王室的赵氏宗族就对西周的毁灭已有预感。总体说来,周幽王的确是一位很不走运的天子。当他登上王位的第一年,全国就发生了大旱。各地的河流、泉池都干涸得见了底,草木庄稼也都枯死殆尽。举目四望,尽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诗经·大雅·云汉》篇不仅描写了旱情的严重,还指出了“天降丧乱”的预兆。《诗经·大雅·召旻》篇则更加鲜明地指出了周朝昔日“辟国百里”与幽王时期“蹙国百里”的强烈反差。周幽王在位的第二年情形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国都镐京和泾水、渭水、洛水流域发生了强烈的地震,连象征着西周发源之地的岐山都崩塌了。《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篇则记载了当时“日有食之”的奇特天文现象,而且还描绘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天地翻覆的情景。周幽王六年十月一日(公元前776年9月6日),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古人言:“日者,君象也。”夏桀当年就曾以日自喻。而此时,周王朝的史官不得不援引上天对君王的警示而有所劝勉:“过去,伊水、洛水干枯而夏朝灭亡;黄河干枯而商朝灭亡;如今周德也像前二代那么衰落,国家灭亡不会超过十年。上天就要抛弃周朝这一代了。”果不出所料,西周王朝果然在天灾人祸中毁灭殆尽了。而身在周王室的奄父又岂能不重新考虑赵氏的发展前途呢。于是,奄父的儿子叔带就满怀着对于周幽王的绝望之情,进入晋国,重新开辟赵氏发展的新境界。“叔带入晋”也就成为赵氏“离周入晋”的标志。据史籍推论,赵氏先祖叔带在周幽王时期离开周王室,投奔的君主就应当是当年在千亩之战中大获胜利的晋穆侯的儿子晋文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