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方智享
区块链的出现，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有关的“信任问题”，但是要想实现这一个目标，得让大家相信区块链技术。
爱迪生的第一项发明是“自动计票器”。1868年10月13日，爱迪生注册登记这项专利，但政客无情地拒绝了这项有效的技术，因为它抹去了政治勾兑的机会。误会技术性质就找不到市场，爱迪生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如果区块链技术追随者不想重复这个教训，他们就不能把区块链误会为智能信任技术。
区块链解决的不是智能信任，而是“不信任”问题。它自动执行完成交易过程中必要的不信任，让信息没有疑问。但无法编程的情感相信活动超出它的能力范围，需要新组织形式辅助。
从创造区块链开始，中本聪和他的精神传人做的都是“去信任”技术，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不信任人的言行是第一假设，区块链用算法解决不信任问题，去信任的技术保障“信息无疑”。但是，契约活动中的可信度不仅有“不信任”的成分，还有“相信”的成分。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区块链擅长解决前者，却不擅长后者。
正确理解区块链“去信任”本质的第一步是理解“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显著差别的人的社会心理活动和认知决策活动。在认清相信和不信任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区块链去提升组织可信度。可信度由去除“不信任”因素（信息无疑）和提高“相信”条件这两个方面组成。
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以有效解决可编程的“信息无疑”问题。但相关的组织任务必须是能够明确界定、量化和数字化的；过程和结果属性明晰；无需频繁变动和调整的合约承诺；没有必须考虑的未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区块链智能合约不适合处理下列组织任务：过程和结果始终在动态变化中，例如营销；任务的性质随参与者意愿变化而调整，例如客服；情感因素有重大影响力，例如终极关怀；冲突和妥协是主旋律，例如跨公司产品创新。所以，区块链适合解决婚前财产登记的契约问题，但不适合处理恋爱过程。
简言之，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到解决不信任问题，并达到信息无疑的效果。但是，它很难应用到“相信”上，因为相信更多的是主观心理状态和个人选择。“相信”指的是“无论是否有监控方法，一方都愿意向对方示弱，因为示弱方认为对方总会善待自己”（R.Mayer）。用意义心理学家福兰科（ViktorFrankl）的理论来解释，相信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甚至无法直接通过具体行为而实现，只能间接在升华的层次去个人体会。
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相信的关联词包括“真切、靠谱、实诚、明确、有信用、让人放心、能够依赖”等。不信任的关联词有“虚假、可疑、容易错、有问题、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等。“相信”更多与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有关，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感受。“不信任”往往是基于一些事实线索而做出的理性推测。不信任有两方面的因素：引发因素，包括环境和任务陌生，有不确定性，过程复杂，要求超出常人基本能力，盲目信任后果严重；保障因素，环境和任务性质要求合规、警觉。猜疑和监控是理解认知活动的必要部分，是建立共识的必要沟通活动。当上述两种因素都被包括和控制之后，不信任可以消除，信息可以保障无疑。在这个基础之上，人际关系的情感交往可能派生出信任。但是，当不信任消除时，它不是产生信任的充要条件。如学者卢米纽（FabriceLumineau）的研究显示，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变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两个方向的连续体，不是一方减弱，另一方就加强。关于二者的差异，可以用能否量化编程来识别。
爱迪生的第一项发明是“自动计票器”。1868年10月13日，爱迪生注册登记这项专利，但政客无情地拒绝了这项有效的技术，因为它抹去了政治勾兑的机会。误会技术性质就找不到市场，爱迪生牢牢地记住了这一点。如果区块链技术追随者不想重复这个教训，他们就不能把区块链误会为智能信任技术。
区块链解决的不是智能信任，而是“不信任”问题。它自动执行完成交易过程中必要的不信任，让信息没有疑问。但无法编程的情感相信活动超出它的能力范围，需要新组织形式辅助。
从创造区块链开始，中本聪和他的精神传人做的都是“去信任”技术，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不信任人的言行是第一假设，区块链用算法解决不信任问题，去信任的技术保障“信息无疑”。但是，契约活动中的可信度不仅有“不信任”的成分，还有“相信”的成分。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区块链擅长解决前者，却不擅长后者。
正确理解区块链“去信任”本质的第一步是理解“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有联系，但又有显著差别的人的社会心理活动和认知决策活动。在认清相信和不信任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区块链去提升组织可信度。可信度由去除“不信任”因素（信息无疑）和提高“相信”条件这两个方面组成。
区块链智能合约可以有效解决可编程的“信息无疑”问题。但相关的组织任务必须是能够明确界定、量化和数字化的；过程和结果属性明晰；无需频繁变动和调整的合约承诺；没有必须考虑的未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区块链智能合约不适合处理下列组织任务：过程和结果始终在动态变化中，例如营销；任务的性质随参与者意愿变化而调整，例如客服；情感因素有重大影响力，例如终极关怀；冲突和妥协是主旋律，例如跨公司产品创新。所以，区块链适合解决婚前财产登记的契约问题，但不适合处理恋爱过程。
简言之，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到解决不信任问题，并达到信息无疑的效果。但是，它很难应用到“相信”上，因为相信更多的是主观心理状态和个人选择。“相信”指的是“无论是否有监控方法，一方都愿意向对方示弱，因为示弱方认为对方总会善待自己”（R.Mayer）。用意义心理学家福兰科（ViktorFrankl）的理论来解释，相信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甚至无法直接通过具体行为而实现，只能间接在升华的层次去个人体会。
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相信的关联词包括“真切、靠谱、实诚、明确、有信用、让人放心、能够依赖”等。不信任的关联词有“虚假、可疑、容易错、有问题、模糊不清、令人费解”等。“相信”更多与人的内在心理活动有关，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主观感受。“不信任”往往是基于一些事实线索而做出的理性推测。不信任有两方面的因素：引发因素，包括环境和任务陌生，有不确定性，过程复杂，要求超出常人基本能力，盲目信任后果严重；保障因素，环境和任务性质要求合规、警觉。猜疑和监控是理解认知活动的必要部分，是建立共识的必要沟通活动。当上述两种因素都被包括和控制之后，不信任可以消除，信息可以保障无疑。在这个基础之上，人际关系的情感交往可能派生出信任。但是，当不信任消除时，它不是产生信任的充要条件。如学者卢米纽（FabriceLumineau）的研究显示，相信和不信任是两个相关但不相同的变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两个方向的连续体，不是一方减弱，另一方就加强。关于二者的差异，可以用能否量化编程来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