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节 关于税收的思想碰撞
当戴举人在牢里思考戴家未来命运的时候，张岱正与贾同在酒桌上边吃边聊。
酒过三巡之后，张岱问道：“贾大人，当年大宋光复琼州府之时，澄迈、琼山两县的百姓曾襄助大明何总兵对抗大宋天兵，大宋朝廷是否为此记恨澄迈、琼山两县的百姓？”
“为什么这么问？”贾同疑惑道，“我就是琼山人，我怎么不觉得大宋为这个迁怒过琼山人？”
张岱说道：“这些日子以来，余曾拜访临高、澄迈、琼山三县的多家大户。澄迈、琼山两县的很多大户抱怨‘土地累进税率制’不公，征税太重，而未襄助何总兵的临高大户却鲜有抱怨大宋征税太重的。此事令余记起，当年明太祖平定江南之时，当地的百姓曾支持张士诚对抗大明朝廷，遭明太祖记恨，被征重税。”（注1）
其实最早在跟白斯文谈话时，张岱就已经听说过澳宋“征重税”和“累进税率”的事了。但白斯文对“累进税率”的事没有多说，只是随口一提，更没提“累进税率”跟土地产权挂钩的细节，同时重点谈论临高的生意好做，税费虽然多，却比当初在广州做生意时赚得更多。所以张岱没把“征重税”和“累进税率”放在心上，很快就忘了。
后来跟刘大霖等临高政协委员谈话时，也有政协委员说过自己上提案，“要求废除累进税率制，以鼓励勤俭持家”。但同样没提“累进税率制”跟土地产权的关系，这句话也被淹没在其他政协委员对自己提案的议论声中，没有引起张岱的注意。
参观南海农庄时，农技员刘学笙说过，因为“累进税率”，他家曾试图走后门让首长们能高抬贵手，并愿意投献一部分良田。但当时张岱正在为绝大多数澳洲首长没有土地、不知该如何确定吴南海以外的“澳洲大户”而烦恼，依然没注意到“累进税率”的问题。
一直到游历澄迈、琼山时，除了“严刑峻法、动辄得咎、没有人情味”的司法问题，“劫富济贫”的土地累进税率制是澄迈、琼山两县的地主抱怨最多的事，在张岱面前反复提起，张岱才对“土地累进税率制”的印象深刻起来并了解到相关的细节。
张岱心想，同样有土地累进税率制，为何临高的大户没有像澄迈、琼山两县的大户那样大吐苦水？考虑到刘大霖等人是临高的政协委员，而吐苦水的澄迈、琼山两县地主大多不是政协委员，也没其他官身，张岱推测，要么是征税额有地域差别，就好像大明那边江浙地区的税率是其它地方的好几倍，要么是“政协委员”之类的“官绅”有优待。
却听贾同说道：“大宋对各县人民一视同仁，土地累进税率制的税率各县都是一致的。”
张岱又问：“不知大宋官府在优免官绅赋役方面又是如何做的？贾大人能否指点一二？”
既然贾同否定澳宋在税率方面有地域歧视，张岱觉得那就是“优待官绅”的缘故。
贾同正色道：“依法纳税，利国利民！你当在大宋当官是伪明那一套吗？大宋讲究官绅一体纳粮，我家也一样按照土地累进税率制交税！”
张岱“呵呵”笑了几声，说道：“大明的官绅原本也是要纳粮的，律法无情人有情，不知贾大人家里每年为朝廷纳了多少粮？”
与很多元老的“历史常识”不同，明朝理论上没有官绅“免税”的政策，官绅主要是免徭役，而不是免田赋等税收。后来徭役变成了交钱（给官府）雇人代服役，成了事实上的“人丁税”，所以给人以“免税”的感觉。这也是为何后来雍正搞“官绅一体纳粮”，是通过推广“摊丁入亩”的模式进行。由于一部分官员滥用特权，庇护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不服徭役，所以明朝制定了优免的规则，你是哪个品级，能免多少，都给你定下来，不能超。
田赋方面，明初能免税的仅限一小撮京官，目的是为了对冲京官微薄的俸禄，也有限额，免不了多少税。后来优免的限额逐渐扩大，到了正德年间一品官的优免额度是四百亩，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万亩，但始终是有限额的，大部分官绅理论上多少都要交点税。
当然，条文是一套，实际运行又是一套。无论是徭役还是田赋，后来“优免”范围越来越大，限额基本上就是个摆设。再加上“拖欠”税收和诡寄、飞洒、花分、欺隐等种种钻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绅事实上不怎么交税了。
但依照法律，大多数明朝缙绅的“免税”不是合法的，性质其实是利用权势“逃税漏税”。不仅有官职和科举功名的人能“免税”，哪怕是没有任何官职和科举功名的地方实力派一样可以“免税”。1629年，临高县衙就主动提出让穿越集团享受税收特权——表面上少交税，实际上不仅“免税”，还能倒过来赚七八百石的“耗米”。（注2）

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张岱并不对“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感到惊奇，只是怀疑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就算能执行，能坚持执行多少年依然是疑问。
张岱心想，贾同难道从不为家里考虑、从不在纳税方面找点空子钻？
谁知，贾同的回答大大出乎张岱的预料：“我家从不偷税漏税，每年收获的粮食要上缴三成！”
张岱又是“呵呵”笑了几声，抱拳作揖后说道：“贾大人这是要当海青天啊？请受在下一拜，不知贾大人的家人，是否以‘贾青天’为荣？”
贾同将酒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放，盯着张岱的眼睛严肃的说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都像伪明那样有太多的贵族、官绅、有钱人不纳税，**就没钱赈灾和发工资，就会有很多灾民饿死或造反，失业或被拖欠工资的官吏、士兵也会造反，国家就乱了。到头来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天下的百姓！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家里田多、粮多，就应该多纳粮，以确保**有钱粮赈灾和发放俸禄、军饷。做征粮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回复那些粮户的！哪怕我爹为此抱怨，我也是这么说的！”
说到这里，贾同不禁回忆起去年自己刚刚出任“县主任助理”时的情景。当时贾同的父亲高兴的说，贾同有了官身，今后家里就不用纳粮啦。得知“官绅一体纳粮”后，父亲还哀叹——“什么？你没当官的时候，大宋的衙门就要我交粮，现在你当官了，大宋的衙门还要我交粮，那这官不是白当了嘛？……”
贾同毕竟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并不把旧社会官绅不纳税的潜规则当成理所当然。同时正处于“叛逆期”年龄的贾同，也习惯性要跟父辈的思想反着来，于是就有了违反家庭利益、鼓吹“多纳税”的情况。张岱则早已过了“中二”的年龄了，比较重视家族的利益，“家天下”的思维浓厚，对贾同的那通说辞有点不以为然。
张岱心想：“官绅多出点钱粮赈灾确实是应有之义，但不该指望多纳粮给官府啊，也不怕那些多交的钱粮被贪官污吏给漂没了。就算那些多纳的粮食没被挪用或贪污，那也是大户出钱粮，官府冒功白得了名声，对多纳钱粮的大户颇为不公。这件事就该地方上的乡贤、大户自己办，或者先官府提出倡议，大户再响应号召捐钱粮，让灾民知道自己能活命，这里面也有乡贤、大户的一份仁义。”
对于让大户多纳税以确保**发工资、发军饷，张岱倒是没啥意见，就是觉得贾同的态度太积极主动了，有当沈万三第二的作死倾向。
张岱心想：“贾大人的那通说辞虽大义凛然，却不通人情世故，也不知是谁教的。”
想到这里，张岱说道：“好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不知这番豪言，出自哪位大儒？”
贾同再次翘起二郎腿，得意的说道：“是首长教我的。”
张岱听后一愣，心想：“原来是大宋元老院为了多征粮搞出来的大义名号，还真是治国有方啊。可惜这番说辞只能鼓动得了贾同这种热血少年，劝解不了那些大户的家主，以至于他们多有怨言。”
想到这里，张岱问道：“不知贾大人当初对令尊说过这番豪言之后，令尊是否答应了多纳粮？”
听到张岱问自己父亲对纳税问题的态度，贾同叹了口气候说道：“唉……，当时我爹不听我劝，还是要我想办法让家里少纳点粮。我研究过政策后，劝爹把地卖了，弃农从商，这样就能少纳粮了。不过我爹舍不得卖地，所以就一直多纳粮。好在从商一事，父亲听了我的劝告，目前赚了点银子，弥补了多纳粮的损失，也就不再唠叨多纳粮的事了。”
张岱笑道：“还能这么办？贾大人果然机敏。”
贾同道：“其实这也是首长教我的，首长的意思是，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与其守着那些有限的佃租，执着于少缴税省钱，不如积极发展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或者把地卖了转行投资工商业，赚更多的钱。”
张岱恍然大悟道：“原来如此，张某佩服！”
明朝历史上江南地区之所以能缴纳完明朝的重税后依然保持富裕，主要就是靠种植高利润经济作物和经营工商业，再加上之前张岱在临高参观博物馆时跟多位澳宋首长有过关于“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交流，所以张岱马上就明白了贾同所说的话。
同时，张岱也终于理解了为何刘大霖等临高大户很少抱怨“土地累进税率制”。多半就是因为得了首长的关照，发了大财，因此不再介意秋粮的那点损失了。或者土地不多，以工商为本，没有被多征粮。
张岱还想到：“大宋的首长大多不愿买地，莫非也是因为这个？”

一想到那些大宋首长，张岱觉得将来自己的家族无需为土地累进税率制而烦恼了。因为已经有不少首长主动表示愿意“关照”自己赚钱，自己又何必斤斤计较那点田赋？而且张岱本人的信念是“工商皆本”，家里的田地有不少正在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对于“舍本逐末”（放弃种粮改种经济作物，或者放弃农业改行工商业）毫无心理压力。
正如张岱猜想的那样，刘大霖没提这件事，是因为他把大部分田地退还给亲友，恢复自己小地主的原有资产规模，从而避免了被征重税。李孝朋等几个见过张岱的政协委员没提这件事，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发财门路，让自己的“资产增长率”超过了“税收增长率”，也就没有对土地累进税率制带来的损失感到肉痛。不像某些澄迈、琼山的地主，因为只会收地租、放高利贷，遭到了土地累进税率制、隆德银行低息贷款竞争以及限制高利贷的三重打击后，收入大减。
例如李孝朋家族的选择，一是把靠近东门市的土地盖上房子出售，不仅减少了土地税，还大赚了一笔；二是将偏远地区的土地卖给佃户，并让那些佃户向李家“贷款买地”，将地租剥削转变成了高利贷剥削。这也是他当初向元老院提交“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提案的主要动机——按照目前“年利率不得超过20％”的法律规定，加上很多佃户有农闲时去东门市打工的收入，李孝朋估计那些佃户最多十年左右就能还清“贷款”了。李孝朋觉得这样卖地很亏，想从那些佃户身上多压榨点油水，所以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
刘友仁在请教了“首长女婿”后，选择在自家土地上建设鸡蛋孵化厂和养鸡场；黄守统请教过刘友仁后，在自家土地上建了蚯蚓饲料加工厂。他们俩由此赚取的利润大大超过了上缴的土地税。
注1：现代人认为，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比北方高很多，所以实际税率不算高；朱元璋是想从富裕安定的江南抽血补贴落后、残破的省份，最终实现全国均衡发展。但在明代，江浙人普遍认为老朱家是因为历史旧怨而对江南横征暴敛。
注2：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请参阅《张岱临高见闻录》第七十三节，以及知乎的讨论《如果明朝一开始就不养宗室，不免士大夫的税，会不会远迈汉唐？》。知乎的提供的资料里，最有意思的一段是——“对于士大夫优免问题，明末的时候东林党人在亲东林党的首辅叶向高的支持下（是的，就是那一群天天被骂不交税的人）试图通过均田均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惜一来前相国钱龙锡等在野高官奋起反对，二来一部分阉党也奋起反对，除了在江浙一小部分地区得到了推广之外，宣告破产。”

第八十三节 大宋的仕途
谈完税收的事，张岱又向贾同提到有家大户的家主向他抱怨大宋不认他的科举功名，说自己饱读兵书、满腹经纶，想为大宋光复神州出力，却始终未得用武之地。
贾同问张岱道：“是不是那个大户还曾暗示你，如果你能跟首长美言几句，推荐他出仕，会给你好处？”
张岱点头道：“那家大户确实说过不会少了在下与刘进士的好处，贾大人这么问，莫非他也跟贾大人这么说过？”
贾同道：“大宋北伐广州后一段日子，每隔几日就有大户找上门来跟我或费首长说这事。不过费首长那边一直不答应，慢慢的也就没人说了，没想到现在还有大户会跟张公子说这事。张公子是刘进士推荐过来的，兴许是那人听闻刘进士跟一些中央的首长走得近，所以还想试一试。”
张岱道：“这么说，首长们认为那些大户全都不堪用？”
贾同道：“那些都是落后分子。”
张岱奇道：“落后分子？”
贾同道：“这词是我跟费首长学来的，主要是指那些跟不上时势变化、不能跟着进步的人。当时首长教导我，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别介意那些落后分子的哀嚎。”
张岱：“那些大户又如何逆了首长所言的天下大势？”
贾同：“大宋已经开了科举，一些有前朝功名的读书人也通过考试被录取了。现在还在抱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要么是考不上大宋的科举，要么是眼高手低，不想从胥吏做起。首长说了，这些不肯从低做起，或者考大宋科举名落孙山的人，就是落后分子。”
张岱道：“说起从低做起，不知贾大人当了多久的胥吏，才得以升任县丞？”
贾同说道：“大概三年吧。”
张岱大吃一惊道：“三年？贾大人你几岁进得衙门？”
原本张岱是不相信贾同当过“胥吏”的，除了贾同过于年轻的年龄，最主要是因为王福曾告诉张岱，贾同从“芳草地”毕业后马上就当了“县丞”。张岱原以为芳草地的“国子监生”有优待，可以跳过“胥吏”的阶段直接授官，刚才那么问贾同只不过是想验证这一点，结果贾同却说自己当过三年“胥吏”。
听到张岱的质疑，贾同想了想后又挥手说道：“不对，算实际工作时间，我只当过一年半的胥吏。也不对，算上授官之后的‘实习期’，我差不多当过两年胥吏……”接着贾同就把自己的“胥吏”简历跟张岱娓娓道来。
1630年下半年元老院让海南大户“质子输诚”的时候，有一批年龄十岁以上的缙绅子侄入学芳草地。这批儿童不仅年龄有些偏大，很多人在进芳草地之前已经读过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只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提前读完了初小课程。
原本芳草地校方打算安排他们进“快班”学习后“跳级”升学，但这时候“发动机行动”带来的北方移民开始大量进入台南和海南的净化营，急需扫盲教师和行政文职人员参与管理，于是这批已经完成初小课程、正在读高小的“大龄”学生就被送去了净化营当了“实习生”。此后他们一边干着扫盲教师兼净化营管理员的工作，一边继续读高小课程，1635年初从芳草地小学“提前毕业”。
这批“大龄”小学生不仅是芳草地小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而且是年龄超过十五虚岁的“成年”毕业生，同时以“实习生”的身份普遍积累了12至18个月的基层工作经验，再加上元老院所需的“新生代”干部稀缺，于是在毕业后马上就被提拔为科级和副处级的干部。

贾同也是这批学生之一，1630年下半年进芳草地，1632年开始“半工半读”的生活，一半时间在芳草地上课，一半时间在各单位“实习”。先是在净化营当了半年扫盲教师兼行政文员，后来又陆续去南海农场“学农”，去工厂“学工”，又通过军训“学兵”，最后根据学习成绩和工作特长进了“行政班”。
芳草地毕业后，贾同马上就当了“县长助理”，享受正科级待遇，被琼州府的土著称呼为“贾县丞”。但贾同告诉张岱，其实自己的官职不算“县丞”，比较合适的说法应该是有八品文官编制、享受八品文官俸禄的“师爷”。虽然从芳草地一毕业就有“官位”，但“入仕”的第一年是“实习期”，除了跟在“费知县”身边学习如何处理政务，还被安排“下基层锻炼”，也就是去“三班六房”（县政府各部门）学当“胥吏”。在各房、各班分别干了十天至半个月不等，累计在“三班六房”又差不多当了半年“胥吏”。两个月前才结束“实习期”，不用再“下基层挂职锻炼”。估计再干上一、两年，就可以升任“副县长”，到时候才算真正的“县丞”。走运的话，可能直接跳级升任“知县”。
张岱听后心想，这大宋还真是将“官吏一体”、“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贾同谈到兴头上，又跟张岱详细谈起了“大宋公务员交流制度”的三种方式——调任、转任、挂职锻炼。
调任是指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任职。用张岱能听得懂的话说就是从农庄、官府作坊、书院、天地会、商会的管事中挑选德才兼备之人进衙门当官吏。
转任是指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跨地区、跨部门转任。用张岱能听得懂的话说就是澄迈知县转任琼山知县，吏房司吏转任户房司吏。
挂职锻炼是指派遣官吏到下级机关或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挂职锻炼。用张岱能听得懂的话说就是贾同保留“县长助理”的职位与级别，被派遣到县衙的“三班六房”或知府衙门任职，或者去农庄、工厂、天地会当管事，过段时间再调回来。
此外，贾同还谈到了军人转业制度。
谈到这些的时候，贾同在张岱面前很有优越感的说道：“据我所知，‘转任’的事伪明也是有的，但‘调任’、‘挂职锻炼’和‘军人转业’伪明那边有吗？‘挂职锻炼’让我充分了解了民间的疾苦，胥吏的办事手段，使我成为大宋的国之栋梁。‘调任’和‘军人转业’，更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伪明可有匠户、军户当官之事？可有官员下基层了解民间疾苦？”
张岱说道：“大明那边，军户、匠户皆可通过科举之路出仕为官，也有几个匠户因得蒙大明皇帝的圣眷，未经科考而得官。为官者也常微服私访探查民情和吏治，或通过幕僚了解。不过大宋的‘挂职锻炼’也令余大开眼界，值得借鉴。只是不知未经科举，大宋以何标准通过‘调任’和‘军人转业’选拔人才？由谁来慧眼识英才？如何避免徇私？”
贾同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惊讶，一直以来教育自己的首长老师和首长上官总是跟自己说伪明如何歧视匠户、军户，视之为“贱民”，不让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不让他们当官，澳宋又是如何“解放”匠户、军户，让他们有了出人头地的前途。然而事实居然不是这样？居然还有匠户连科举考试都不用考就能在明朝当官？这是真的吗？
实际上明代所谓的匠户、军户并不是职业，而是户籍，内部也有三六九等和贫富之分。例如普通军户是佃户和农奴，“百户”官职以上的军户是地主的政治经济地位。匠户、军户和民户并列为明朝三大“良籍”，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两万多名进士中，有军籍进士6506人，匠籍进士八百多人。军籍、匠籍出身登科后即为士大夫阶级，都视为正途，并不受歧视。既可以做大官，也可以成一方文宗、儒学领袖。张居正、马士英、史可法就是明代军籍进士中的名人，其中史可法还是世袭锦衣卫百户出身。
受到一定歧视的是未经科举考试、以工匠之技得官，例如嘉靖朝末期徐杲以木匠身份做到工部尚书，遭到士大夫剧烈排斥。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现代某个技术工人没有大学文凭，却跳过公务员考试和正常的升迁，直接被火速提拔为国家建设部部长。
对于张岱的问题，贾同有点结结巴巴的回答道：“其实……其实通过‘调任’和‘军人转业’的途径当公务员，都需要有乙等以上的文凭。要……要考核以往的工作业绩和履历，有时……有时还得进行选拔考试。就算……就算选中了，也得进干部培训班学习一段时间。”
听到贾同这么说，张岱恍然大悟道：“要考乙等文凭？要进干部培训班？原来这也是大宋的科举和国子监啊！想必这‘军人转业’，就是大宋军户的科举之路。”

第八十四节大宋儒学大师？
谈完大宋仕途的事，张岱又询问贾同对琼州府城市百姓“七条新陋习”之中“六耻身无官服官帽”的看法。
澳宋统治琼州府六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多多少少给海南岛的部分城镇带来一些社会风俗方面的改变。尤其是临高东门市与琼州府城这两座“大城”，不仅出现了追求奢侈享受的风气，还出现了很多让传统中国人非常看不惯的社会现象——良家女子以着妓女服饰为风尚，平民“冒充”官绅等等。
因此，从临高至琼州府城的旅途中，曾有乡绅跟张岱痛心疾首的总结了目前琼州府城市百姓的“七条新陋习”——“一耻衣服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四耻狎次等的妓女，五耻吃便宜的饭菜，六耻身无官服官帽，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注1）
谈到“六耻身无官服官帽”时，那个乡绅说道：“大宋的官服，不以品级区分，所有官吏皆穿四兜对襟‘干部服’，实在不成体统。这倒罢了，偏偏这‘干部服’还公开售卖，很多假髡不是公门中人，也买了穿上。现在的临高，庶民白丁身穿‘干部服’或绫罗绸缎冒充官绅者比比皆是。……”

然后，那个乡绅又重点吐槽了临高良家女子以着妓女服饰为风尚的“陋习”。
最后，那个乡绅说道：“一眼望去，分不清哪些是官绅，哪些是庶民；哪些是良家女子，哪些是**。希望大宋朝廷尽快定下衣冠礼制，以端正风俗”。
对于那个乡绅的大部分抱怨，张岱还是比较淡定的。
明末的江南，社会风气既奢靡又开放，明太祖制定的服装等级制度早已崩溃。不仅富裕起来的平民穿缙绅的绫罗绸缎，连读书人也乱穿衣服，尤其流行“女装大佬”——“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女人红紫之服，外披内衣。”
有诗为证：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注2）

张岱本人的思想相比一般的江南人更加豁达，因此对那些追求奢侈享受、乱穿衣服的社会风气不以为意，但对“六耻身无官服官帽”，依然引发了极大忧虑。
因为在明代的历史上，出现过强盗假冒锦衣卫绑架、敲诈官员的事，甚至有人冒充大太监汪直，骗了好几个省的官场。
在张岱看来，“官服”被乱穿，确实有很大的社会治安隐患，所以张岱对贾同说道：“如此下去，对大宋朝廷不利啊，不知贾大人能否上书大宋朝廷，禁庶民乱穿官服？”
此时，贾同已经不太想跟张岱继续聊天了。一来，贾同自己其实也看不惯平民百姓“乱穿官服”的社会现象。二来，之前张岱告诉他明朝那边军户、匠户也可以考科举做官，甚至有匠户不经过科举考试就做官的事，刷新了贾同的三观，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贾同的政治优越感，现在对张岱说话不像之前那么自信了。
因此，贾同无精打采的说道：“关于此事，我最近也正想请教首长。张先生有意的话，明天随我去粟泉书院找首长谈谈。”
“粟泉书院？明日费知县要去粟泉书院？”据张岱所知，临高以外的琼州府各县“澳洲首长”并不多，琼山县似乎就一个“费知县”是“澳洲首长”（其实是跟张岱谈话的琼北乡绅注意力都集中在衙门里，集中在当“县太爷”的费祀那里，忽略了在琼山县“乡下”开矿、建厂的几个元老）。
“不是费首长，是从临高过来的两位澳洲首长，明日去粟泉书院给那里的士子讲课。听闻这两位首长博学多才，是澳宋的大儒，相信一定可以给张先生一个满意的答复。天色不早了，张先生早点歇息吧。”
随后，贾同就让王福带张岱主仆去客房休息。
第二天上午，在贾同的带领下，张岱等人来到粟泉书院。

只见书院的大门横梁上，一块红色横幅已经挂好，横幅上写着几个黑色的大字——“恭迎大宋儒学大师”！
书院大门口，书院山长谢弘诲（注3）正带着几名儒生站着向远处张望，不时小声交谈。
看到贾同带着张岱过来，谢弘诲上前道：“请问贾大人，这位可是今日前来的讲课的大宋儒学大师布先生？”
谢弘诲认识“贾县丞”，眼见他带着一位身穿儒服的中年书生过来，就猜测这位可能是粟泉书院之前通过县政府邀请的“大宋儒学大师”。
贾同说道：“不是，这位是来自浙江绍兴的张岱张先生，听闻大宋儒学大师前来授课，所以跟着过来见识一下。”
张岱抱拳道：“叨扰了。”
谢弘诲也跟着客套了几句，正谈话间，却见一辆豪华马车正向这边驶来，马车后面还跟着二十多个身穿大开领“宋服”（西装）、背着火枪、腰挎马刀的男女骑士。
马车停下后，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吴优首先下车，对贾同说道：“小贾，你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来这里了？”
贾同说道：“这位张先生有些关于大宋施政的问题想请教，我觉得今天来这里讲课的首长可以替张先生释疑解惑，就带他来了。”
吴优不认识张岱，只把他当成普通的琼山县读书人，没怎么在意，对贾同说了句“哦，知道了”之后，就走向谢弘诲说道：“谢山长，你们邀请的大宋儒学大师到了！”
随后，众人就见到一个身穿“干部服”的澳洲首长从马车上走下来。
粟泉书院的众儒生马上上前鞠躬行礼，谢弘诲刚开口叫了声“布先生……”，那个澳洲人却说道：“我不是布先生，你们邀请的澳宋儒学大师布特是这位。”
然后，谢弘诲等人，以及张岱，眨眨眼睛，看着身穿海警服、挎着手枪的布特走下马车，几乎愣在当场。
布特下车后，指着李赤骑和身后全副武装的骑士，还对一众土著儒生说了几句更加让他们目瞪口呆的话：“站在你们面前的李赤骑首长也是一位澳宋大儒，今天他会跟我一起讲课，跟着马车后面的那些人，都是我大宋儒生的楷模……”
张岱、谢弘诲等土著儒生，全都被惊得风中凌乱了！
谢弘诲等粟泉书院的儒生不认得布特、李赤骑等人，心想这“大宋群儒”的形象太出人意表了吧？李赤骑倒罢了，好歹身穿“干部服”，有几分“大宋文官”的气质。但那身穿大宋水师戎装的人是“儒学大师”？带着火铳、腰刀的男女骑士是大宋儒生的楷模？
震惊归震惊，谢弘诲等人依然上前行礼，邀请布特、李赤骑等人进入书院，张岱与贾同等人也跟着进去了。
张岱是认识布特和李赤骑的，但内心的震惊更甚谢弘诲等人。
张岱刚认识布特的时候，布特说自己是“投笔从戎”，张岱当时随口恭维了一句“儒将”，也知道布特会创作戏剧，但心底里从未把布特当儒生看待，只当对方是一个有文化的武将，之前一直称呼布特为“布将军”。
张岱是在博览会上“大采购”时认识李赤骑的，当时李赤骑正向张岱推销自己设计并参与制造的豪华马车。但张岱出身于河流像现代公路一样密布的江南水乡，更习惯乘船出远门，而且以目前江南陆路的交通条件，马车也不如坐轿子和骑马适用性广泛，所以没有采购马车。对于李赤骑，张岱之前的感觉是一位“能工巧匠”兼能说会道的商人。
张岱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人居然都是“大儒”，“布将军”还是“儒学大师”？
不过在明末，尤其是江南地区，很多文官文人也有习武或钻研工匠技术的业余爱好，富裕的武人和工匠学习儒家经典、考科举也很平常，流行“儒将”和“儒匠”，甚至存在兼有文官、武官、巧匠三重身份的达人（注4）。例如，嘉靖朝的沈炼（注5）就是一个文武全才，不仅考中进士，先后出任溧阳、茌平、清丰的县令；而且有武术功底，当过锦衣卫。被严嵩陷害入狱后，在牢房中“旁攻匠艺”，“其制作之精好，巧匠亦叹为弗如”。
因此，震惊归震惊，张岱还是能理解为何这两人是大儒，觉得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
走在后面的张岱不禁想到：“现在回想起来，布将军，不对，应该是布先生，他不仅能写剧，之前与众位澳洲首长聊天之时，布先生的发言也颇为文雅，与其他首长颇为不同，自己早该知道布先生非常人。”
张岱不知道，自己其实高估布特了。布特那些“文雅”的发言，其实有一大半是“抄袭”自清末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切的说，是布特看多了清末文人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感悟，不知不觉就将其中一部分内容印在脑子里，能够背上几句而已。
张岱也不知道，布特其实原本是一个热衷“黑儒”的“反儒派”，其“儒学大师”的名声是他与某些元老关于儒家的问题吵架**的意外收获。
此时走在前面的布特正在心里想：“如果当初我没在论坛上发那张芳草地的汉服照片，而是发了一张关于一神教的照片，这会儿我会不会已经被扣上‘神父’、‘牧师’、‘阿訇’之类的帽子，然后去教堂或清真寺讲课？”

注1：晚清有人在《申报》上归纳出七条《申江陋习》：“一耻衣服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四耻狎次等的妓女，五耻吃便宜的饭菜，六耻身无官服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这些浮华的社会风气与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传统道德完全相反，而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读者经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以着妓女服饰为风尚、不孝子孙虐待亲长、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
注2：详情参阅《明朝式闷骚：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注3：我查不到崇祯年间粟泉书院的山长是谁，就把1615年复建粟泉书院讲堂和10间书舍的谢继科与另一个明末海南教育家王弘诲的名字合并，虚构一个叫“谢弘诲”的山长。
注4：详情参阅《不务本业：明代社会群体之角色转换与业余精神之勃盛》《晚明江南地区文化消费与儒匠的身份认同》《士匠互动：成就明代江南造物的辉煌》《明代江南造物设计中士匠互动的再估计——兼述工匠精神》等相关论文。
注5：没错，这个“沈炼”就是电影《锦衣卫》男主角的原型，但原型人物不是生活于天启、崇祯两朝，而是生活于嘉靖朝。

《张岱临高见闻录》第85节已经在微信公众号“穿越科普馆”发表

第八十五节 军国主义儒学
说起来，布特跟其他元老争论儒家的是非，最后混出“儒学大师”的名声，有一定的偶然性。
有一天，布特偶然看到芳草地校园里有几个穿着汉服的缙绅子弟来学校报到，布特就拍了一张照片放到大图书馆的BBS服务器上，并且取了标题《芳草地开学，大明土著新生来学校报道（有图有真相）》。
因为那几个学生不仅穿了汉服，还在校园里阅读儒家典籍，这个帖子迅速歪楼到“批儒”的方向去了。（注1）
由于某些元老在“黑儒”方面实在太无脑了，甚至有元老认为没有科举功名的人不算“儒”（布特当时吐槽，孔子也没有科举功名），布特不得不在这类讨论里给儒家做一些辩护，并客观分析了一下儒家。
这就是布特多次与其他元老争论儒家是非的起因。
当然，布特口中的“客观分析”，在一些元老眼里就是“捧儒”——他们无视布特批判儒家的发言，对布特肯定儒家的发言感到特别刺眼。于是，这些元老对布特口诛笔伐，并在争论的过程中给布特扣了“新儒家”、“贵儒”、“儒棍”之类的帽子。
就算是不反感布特的元老，也称布特为“澳宋儒学大师”。
不过，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当布特“儒学大师”的名声传出去后，他意外赢得了很多归化民和土著的“敬仰”。很多归化民和土著读书人纷纷上门求见，就澳宋的政策、教育模式、文化特点、公务员考试等问题请教布特，并有土著书院邀请布特讲学。
但实际上，布特不崇拜儒家，虽然对儒家不是100%否定，但总体上对儒家是批评大于肯定，布特信仰的其实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不会对某件事物片面肯定或否定，而是会从多个角度分析利弊，既讲缺点也讲优点。实际上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不可能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于是布特在谈儒家时，就不会像某些人那样将儒家一黑到底，而是辩证性的既有批判也有肯定。
因此，进入书院的布特不禁想，如果当初自己没在大图书馆的BBS服务器上发那个关于芳草地汉服学生的帖子，而是发了个关于一神教的帖子，以他的辩论风格，这会儿会不会已经被扣上‘神父’、‘牧师’、‘阿訇’之类的帽子，然后去教堂或清真寺讲课？”
……

半小时后，李赤骑站在粟泉书院的课堂上，对着下面坐着的几十个土著儒生侃侃而谈。
“……我认为，之前粟泉书院所教的，都是假儒学！
为啥是假的？论儒学，谁比得上孔夫子？孔夫子所谓的儒学是：礼、乐、射、御、书、数。需要学社交礼仪、音乐、轻武器射击、战车驾驶、汉语言文学写作、数学。
这粟泉书院，既不教射箭和火铳射击的课程，也不教骑马的课程，就一定是假的。六艺都不教，算什么儒学？……”
然后，李赤骑开始分析“君子六艺”的“古典军事学”性质。
“君子六艺中的礼，作用是正确识别敌我，正确识别上下级，快速组织指挥链。没办法，周时封君过多，天子集中大军，里面一定有不少没见过面的同袍，这时以爵位来定高下是最快的。从长远来说，礼的本质是道德规则与社会秩序。大宋军校中，对服从、团结、坚决、果断等精神意识的培养，完全符合。
君子六艺中的乐，就是军乐和战场军事通讯。军乐响起后必须能听懂中军的鼓号军令，在听到鼓号的军令后正确行动、变阵。能正确演奏军乐，就能发出正确的军令。同时，还能通过音乐进行自我情操的培养陶冶。大宋军校中，必唱的歌颂元老院、祖国、人民、军队的主旋律歌曲，毫无疑问是最好的音乐与情操教育。
君子六艺中的射，不仅是开弓射箭，还泛指火铳、火炮等一切投射兵器。无论上车还是徒步，都得学会射，这是君子吃饭的的基本功。从长远来说，射就是指武器的使用和自我意志的磨练。大宋军校中，对熟练掌握轻兵器使用技能的训练要求，毫无疑问完全满足。
君子六艺中的御，就是骑马和驾驶战车，以及骑兵、步兵、战车间的协同战术。春秋战国时代，一战车跟着若干个步兵，所以光会驾车还不行，还要练步坦协同和班排战术。从长远来说，御就是指交通工具乃至作战载具的驾驶技能。大宋军校中，对车辆乃至特定武器装备的驾驶使用技能的训练要求，毫无疑问完全满足。
君子六艺中的书，就是写字、记录，就是部门单位日常公文的撰写能力，需要一定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这个对于军事的意义就不要多说了，自古以来，哪支军队中没几个读书人充当军师、赞画军务？兵书也要读书人写出来，才能流传后世。大宋军校中，对学术能力和材料报告撰写能力的训练要求，毫无疑问完全满足。
君子六艺中的数，就是计算，就是后勤学和统筹学。开战算后勤，这也是军事行动里非常有必要的一环。从长远来说，数是指一定的理工科知识储备。大宋军校中，对战争条件下指战员的理工科理论基础与（蒸汽）机械设备、（机械）计算机等实际技能的训练要求，毫无疑问完全满足。大宋军校中的理工科专业，完全符合孔子培养‘士’的儒学教育理念。
乐术数术编程术，弓道枪道战车道，礼乐征伐自此出。
综上所述，必须六艺精通才能成为儒生。
大宋的军校里有射击场、跑马场、实习军舰，从射箭到火器射击，从骑马到驾车，从游泳到驱动战船，全都可以教，大宋军校里教的才是真儒学！
大宋的军校教育，才是真正的儒学教育。……”
接着，李赤骑又开始分析《论语》的军事色彩。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的战车不重就不够威风，乱学人家的装甲就不够坚固。……
‘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要成为唯武器论者，要有空手入白刃的勇气和徒手拆高……战车的手艺！
‘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夫子连怎么拆车都教你们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夫子说，学了东西要经常练习，拳不离手，多运动多快乐。有人来踢馆也是个高兴的事情，可以检验自己所学。没人来踢馆，也不要急，君子做人低调。……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夫子说，光说不练假把式，不是仁人。……
《论语》，其实就是一群虎背熊腰的肌肉男，在一起讨论军事哲学。
孔子当年喜欢跟人说礼，是因为缺啥补啥。春秋时期当然不缺武力，就是纲常混乱了。但孔夫子跟你讲道理的前提是有一个让人能‘心平气和’的体格啊，孔夫子本来就是膀大腰圆、身高体壮的山东大汉。孔子的徒孙荀子在《荀子·非相》中记载，‘仲尼之状，面如蒙倛’。‘蒙倛’是腊月驱逐疫鬼或者出丧时用的神像，如果孔夫子像‘蒙倛’，就是说他的长相是脸方而丑、发多而乱、形凶恶……”
之后，李赤骑继续分析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
“你们想想，孔老夫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的时代，地广人稀，虎豹遍地走，豺狼多如狗。没有武力，早就完蛋了。……
夫子被困陈蔡的时候，就是被大军围困嘛，打了一场艰苦的防御战，到处派门徒突围求援……”
最后，李赤骑说道：“孔夫子跨腰刀，能文能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上的了厅堂下得了战场。你们这个所谓的儒学书院，既不教骑术也不教剑术更不教战策，简直胡闹！……”
李赤骑侃侃而谈的时候，下面坐着的粟泉书院儒生和张岱全都一脸懵逼。虽然李赤骑说得某些词汇，例如指挥链、步坦协同、班排战术、后勤学、统筹学等等，他们听不懂，但“君子六艺”和《论语》是用来打仗的，他们大致听懂了。他们还听懂了，当年的孔子师生都是很能打的，他们这些所谓的儒生不会打仗，可谓愧对儒家先贤。
同时，这些儒生的大脑中，“孔夫子”的慈眉善目正在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孔大帅”的凶悍威猛！
有的儒生大脑内，想的是孔夫子带着门徒们浩浩荡荡的战车队，进行武装巡游，车上插着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旗子，还有一辆编钟战车和一个合唱团。
有的儒生脑补出，一个身高接近两米、肌肉虬结、虎背熊腰、拳头砂锅大、五缕长须的汉子，拽住他的袖子，挥舞着蒲扇大的巴掌跟他说“来来来，我给你讲讲礼乐的事情。”
还有的儒生，脑中浮现孔夫子肌肉猛男的形象——两块胸大肌、八块腹肌，胳膊上能跑马，孔夫子还一脸健次郎的表情说到“我们来谈谈礼这个问题！”
……

虽然有点毁三观，但这帮土著儒生对李赤骑讲的内容没有提出啥质疑。有些儒生在心里想，君子六艺未必只能应用于军事领域，但不会否定君子六艺的“军国主义”用途；有些儒生在心里想，《论语》里的某些段子本意未必如李赤骑所说，但要拿出充分的论据反证，他们又一时想不出。
关键是，他们对儒生“尚武”本身就是持肯定的态度。因为明代儒学在意识形态方面本来就倾向于恢复传统儒学的，李赤骑的“军国主义儒学”跟他们的三观没有大的冲突。
从社学阶段开始，很多儒学书院就开始教授弓弩棍棒；射箭曾经被明朝官方列入各地儒学的日常教学内容，书院里也广泛设置过射圃；很多家里富裕的儒生都学过武术和骑马。
明代部分儒生的“文弱”状态，与其说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穷文富武，底层穷儒生负担不起学武的花费，而很多富裕的儒生因为好日子过久了，又吃不起军事训练的苦。
即使如此，明代的文人，武德充沛的依然相当多，出现了卢象升、孙传庭等不少喜好拎着大刀上场砍人头的儒生。（注2）
注1：故事的原型是，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则新闻，现实生活中海南临高中学在推广《弟子规》，还刊登了一张学生穿“汉服”集体阅读《弟子规》的照片。我把这张照片在北朝的“临高启明”版发了出来，帖子标题是《芳草地开学，大明土著新生来学校报道（有图有真相）》，顺带贴了这张照片的背景资料。因为背景资料涉及《弟子规》这本当前非常火的儒家读本，于是被很多人攻击。其实我当初真没想过替儒家和《弟子规》宣传什么，纯粹是觉得穿汉服的学生出现在现代校园里很好玩，觉得临高位面很可能发生芳草地学生穿“汉服”进校园的情况，就发了那个帖子。
注2：详情参阅《张岱临高见闻录》第七十七节。

番外13：历史上墨家在中国为什么消失得这么彻底？
首先，墨家的思想没有消亡，而是并入了其他思想派系，墨家思想对汉代之后的儒家文化和道教都有很大的影响。
墨家思想对儒家的影响，大家可以参考论文《浅析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简单的说，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标准，董仲舒所谓的“新儒学”里，墨家思想的成份可能比儒家还高。
而道教跟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早期道教的理念与组织模式，其实就是墨家的那套，与先秦道家完全是两种风格——先秦道家是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喜欢脱离群众玩“隐居”；先秦墨家是拜神的，汉代道教的“封建迷信”色彩和“群众（造反）路线”，其实是墨家的路子。
简而言之，汉代的道教其实就是打着道家招牌的墨家。或者说，汉代的道教就是当年墨家的新马甲。这就是为何《墨子》的残篇最后会在道教典籍中被发现。
至于打“道家”招牌的原因，现代有人推测可能是墨家为了防范儒家的迫害。毕竟历史上儒家和墨家是政敌，而道家的老子做过孔子的老师，儒家要下手对付“道家”有一定的顾虑。
至于墨家组织消失的原因，早期是因为群众基础的消失导致组织衰弱，中期则换了道教的马甲继续活动，后期则被更完善的宗教组织所取代。
墨家崛起的社会基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量流动人口，当时“礼崩乐坏”，连孔子这种落魄贵族都不得不带着学生“周游列国”，一边当流浪汉一边讨生活，此时正是墨家崛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到了汉代，“太平盛世”到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减少和国家对“黑社会”的严厉打击，墨家失去了群众基础，自然走向衰弱。
直到东汉末年，新的乱世到来，新的“流民”群体崛起，道教秉承墨家的传统造反了。
再往后，佛教、摩尼教、基督教陆续传入中国，每个都比道教更完善，对流民更有吸引力。
此后，虽然墨家的思想通过道教典籍在各种民间教门中继续流传，但造反者很少再用道教的招牌，更不会用墨家的招牌。
其实以经济基础而论，墨家其实就是中国版一神教，跟早期基督教、回教有很多相似性。
例如都“拜（昊天）上帝”；耶稣是木匠，墨子的木匠技术比鲁班还厉害；口中呼吁“和平”，却经常靠杀人混饭吃。当年墨家的主营业务，除了工商业，就是刺客和雇佣兵，并且跟一神教一样“有教无国”，只效忠（跨国）组织不效忠国家，对国家只有“生意”没有“效忠”。
近年来，有人说中国的山寨基督教是“白莲教”的新马甲，但在我看来，白莲教和山寨基督教都是墨家的新马甲，只不过一个是元明清三代的马甲，一个是现代的新马甲。
然后现代中国人怎么看山寨基督教，秦汉时期的中国人就怎么看墨家，大家觉得这种情况下当年墨家的招牌还玩得下去吗？
我不太明白，近年来把墨家当“科技团队”的风气是哪来的？直到《寻秦记》创作的年代，墨家还是“黑社会”、“刺客”、“雇佣兵”的形象。
现代人觉得科学与迷信“势不两立”，但在古代神棍和科学家其实是同一批人。可以说神棍利用科学知识装神弄鬼，也可以说科学家利用神学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其实现代依然有这种情况，例如“碳排放交易”，打着科学的招牌、用“老天爷”/“大自然的报复”吓唬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上贡”。还有“养生邪教”和“保健品”，披上现代科学的外皮贩卖“仙丹”。
美国漫威电影表面上是“科幻片”，实际上是“神话片”，很多“超级英雄”是以欧美古典神话中的神灵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三重划分"里面，第一重“基督教/异教”埋的最深，现在公开表现的最少，但却是最基础的那一层，被解构的 基督教/异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第三重的“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融合到一起了。
回过头来，说回“蛮夷”的问题，考虑到日耳曼白皮自己从蛮子起步的“发家史”，在他们近代以来的划分范式中，“蛮族”未见得就是一个贬义符号，至少是贬中偏褒义的：“质朴、自由、生机勃勃的住民，等待着传教士去传播主的福音，引导、归于基督的旗帜之下”———这才是现代欧美语境中的 “蛮族/蛮夷”。
不信可以联系着看看近几十年欧美的大众文化IP里，“蛮族” 是什么形象？
《蛮王柯南》、《冰与火之歌》—— “质朴，热爱自由，生机勃勃”
《魔兽世界》及类型奇幻题材里的 “绿皮兽人” —— “兽人永不为奴！”
最后，现在西方对于红色中国的宣传定位，正是“衰朽古文明 + 反自由民主 + 反基督 + 黄祸”，前三条是大声鼓噪的说，后一条是暗戳戳的说，和“蛮族/蛮夷”（barbarian）一点边都不沾。

谈到这个的时候，布特对张岱说道：“张先生，篡明那边官吏和锦衣卫，也不是光看官服吧？不是应该以告身、腰牌为准吗？”
布特拿出自己的证件给张岱看，继续说道：“这是我的证件，类似篡明那边的告身和腰牌。虽然篡明那边的告身也会说为官者的大致样貌，但光凭‘面白无须’之类的寥寥数语，想要假冒并不太难，哪有我大宋的证件好用。你觉得有人能靠我身上穿的这身衣服和细致展现我样貌的证件冒充我吗？这尘世间，除了我大宋的能工巧匠，又有何人可制作这种证件？”
注1：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三卷第93节《人体解剖》
注2：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三卷第357节《陆橙一家》
注3：详情参阅《临高启明》正文第四卷第12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