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这个名字，对日本人也许是陌生的。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古今，它绝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首先，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中国的诗神。虽说到了八世纪中期，万能的诗人杜甫出现后，诗神的宝座就移让给杜甫了，但在这以前的数百年间，即从六朝到唐初时代的诗神，是曹植。
六世纪初的批评家、梁代钟嵘对曹植的评论是：“呜呼！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陈思”，即陈思王，这是曹植作为魏皇族一员得到的称呼。 钟嵘认为，他在文学方面的地位，和古代的“圣人”周公、孔子在整个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一样，是至高的存在至高的标准。
把他看作诗神的意识，即使在取代他坐上诗神之座的杜甫，也还有某种形态的保留。杜甫寄给张彪的诗说：“曹植休前辈。”这虽然是一句很随便的话，但是，作为诗的“前辈”首先浮现的名字，至少曹植是其中之一。
而且，就是在杜甫取代曹植登上诗神宝座以后，中国人对曹植的尊敬和喜爱，也一直持续不绝，直到现在。尤其是人们要求进行文学变革而追求变革的原动力一诗的热情时，总是要回顾到的对象，就是曹植，或者是以他为中心的建安诗人们。唐代李白说：“蓬莱文章建安骨”，是其中较早的一例。“建安”，是曹植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东汉最后时期的年号。在后世，十六世纪的明中叶，以李梦阳为首发动了古典主义文学运动，虽然这个运动本身未见得充分地成功，他们也是回顾以曹植为中心的建安文学，把它视为对于变革十分重要的诗歌热情的主要源泉之一。在现代中国，对曹植的兴趣和研究，也正在高涨，这是最近的例子。
要了解曹植诗的激荡的热情，《野田黄省行》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鹤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首先提示给我们的，是两种激烈的自然景象：高高的树木上吹过阵阵暴风，大海中卷起汹涌的波涛。以此作为先导，描绘出强烈动荡的场面：触网的黄雀，拔出利剑划破罗网的少年，黄雀逃出罗网飞舞腾跃在太空高处，然后像落石一般飞降下来向少年致礼。整个景象始终是激烈非常的。
这样一种激烈的感情，在抒发友情的场合出现得最多，燃烧得最热烈，是曹植诗的一种特色。《野田黄雀行》就是用象征手法来歌唱友情的。比较具体的例子，表现在本书（译者按：指《中国诗人选集·曹植》）开头部分总括地谈到的《送应氏二首》以下诸作中。在当时的诗人中另一种普遍的感情，即人生有限的哀伤，在曹植那里也成为使得友情燃烧起来的导火线：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嫉婉，我友之朔方。——《送应氏》其二
曹植诗中所见对友情如此强烈的赞美，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性质。在他以前的时代，即《诗经》的时代和汉代，如此热烈的友情之歌，也有据说是李陵和苏武的赠答作品留传下来，但这些诗并不是确实可信的。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中国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主题的创诗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
进一步说，把曹植的创作和他以前的文学史的状态加以对比，其结果，我们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事实。这就是，他几乎是最初的署名的抒情诗人。
中国最为古老的抒情诗，不用说是《诗经》。但是《诗经》三百零五篇的大部分是民谣。其中所包含的非民谣作品，也不知道作者的姓名。这样一个由无名者的歌唱构成的《诗经》时代结束以后，标明作者姓名的文学家的创作随着开始了，屈原等人的《楚辞》，恐怕是这一类创作的开端。到了汉代的文人，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趋向。但自司马相如以下，汉代的文人们所重视和努力的文学形式，是叙事性的规模宏大的韵文一赋，其中抒情的因素很少。另一方面，虽说汉代仅有的抒情表现形式——五言诗或者七言诗，也正在萌芽，但它们和《诗经》一样，只是作为民间无名作者的作品而存在。
给这种状态带来变化，把汉代作为民谣或者无名氏的诗歌存在的五言诗取来作为文人的表现形式，严格地说，并不始于曹植。他的父亲魏武帝曹操、父亲的幕僚王粲、刘桢等人，以及他的兄长曹丕，都稍稍早于他。也就是说，这一种文学现象，是起于他的家庭和围绕着他的家庭的文学集团。但是从今天来看，在他们的中心粲然发光的，是曹植。父亲也好，兄长也好，父亲的幕僚诸诗人也好，都不过是他的卫星。抒情诗不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个人的名字，亦即伴随着诗人个性表现的主体性，从而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它的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植。钟嵘将他比拟为“周孔”，就从人们迟早必然要发现的价值由他首先发现并确立下来这一点来说，他也许和周公、孔子确实有相似之处吧？
以上的论述，在说明曹植诗的历史意义，即它们的相对价值的同时，或许会使人们对它们的绝对价值抱有忧虑。但是读了曹植的诗，忧虑想必就会消释。而且可以知道，他的诗之所以具有上述的历史意义，正因为它们具有优异的个性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