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丹城始建时虽然不大，但有很高很厚的城墙及宽阔高大的城门楼。西门坐落在现北方职业学校东侧（北方只为学校前身是旗医药公司），门楼高大而巍峨。门宽约八米，门楼高约九米，当时还残存一段长三百米左右的城墙。城墙厚度约五米，墙体上已长满了黑绿色的苔藓。两扇大门已陈旧斑驳，厚约二十公分。其中北扇大门下面设有小门。那时候大约晚九十左右关闭城门，城内外车辆禁止通行。行人有急事可以从小门出入。至于北门、东门、南门那时候已不复存在。乌丹城呈正方形，周长不超过十里。北门在现在的乌丹路和新华街的交汇处；东门在老粮油厂一侧；南门在乌丹桥桥北。除四个城门外，分别设有小西门、小北门、小东门和小南门。……乌丹城基本上是两条街，南北是现在的乌丹路，东西是现在的向阳街。还有七、八个胡同如黑瞎子胡同、建国胡同（老政府墙南）、石猴胡同（老公安局西侧，当时竖着一个石桩，上面雕有一个石猴，石桩上刻有“泰山石敢当”五个大字）、辘辘把胡同（马家馆子往北走，解放前有几家小妓馆都在这里）李斌胡同（原电影院往东）以及荣德房后（老粮油厂北，原来乌丹最大的买卖相当于贸易公司叫“荣兴德”，它的房后人们简称“荣德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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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丹城内最繁华的地段当属小集儿，小集儿的起始点是娘娘庙东钟鼓楼。从钟鼓楼向东走，到老杨家照相馆往北到马家馆子再往东到乌丹路为止。小集儿范围不大，但店铺林立，是一条纯粹的商业街。内有老霍家药铺、老马家药铺、老陆家碗砣铺、老吴家烧饼铺、外号尹长脖子的大馒头铺、老杨家照相馆、老马家饭馆子等等。道路虽窄，人流却很密集，有如北京的大栅栏。所以人们称之为“小集儿”。乌丹城较开阔，搞一些民间集会的场所应该是庙前。所谓“庙前”是因为那里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娘娘庙，坐落在现在的儒学小区北侧（原旗针织厂院内）。解放时娘娘庙正殿和两侧钟鼓楼仍然完好。钟鼓楼的形状与今梵宗寺的钟鼓楼相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角楼的风铃在风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庙前有两根十分高大的旗杆，下面有石座。此旗杆在“文革”中尚存。造反派曾把高音喇叭放在旗杆上，整个乌丹城都听得见。
要说名铺，值得说的是“杨小五小铺”。现在各城市都有标志性建筑和标志性店铺，“杨小五小铺”就是老乌丹城的标志性店铺，铺面虽小但名气很大。一提“杨小五小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铺坐落在大德昌西侧即后来的曙光商店。老板杨小五，学名叫杨广福，排行老五人称杨小五。他主要经营各种副食茶叶烟酒和土特产，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此人待人和气，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说话诙谐，爱开玩笑，脾气柔和，广交朋友。特别是他卖的酒从来不掺水而且分量足，信誉极高。那时候人们喝酒都是现喝现买，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是拿着酒壶去买，一次只买二三两，我父亲爱喝酒，家里不富裕，所以每次喝酒只买二三两。我经常去那里打酒，和老板非常熟。他店铺里的情景我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小铺有点儿像老舍笔下的茶馆，各类人员都到小铺去。有去小铺买东西的，有到小铺站在柜台前喝酒的，有在小铺里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有专门到小铺散布小道消息的，总之非常热闹。要想了解乌丹城新闻，只要到杨小五小铺就能知道。乌丹城当时两千余口人，严格说就是一个大营子，不管发生什么事，当天就能在杨小五小铺听到，他那里没有“衣帽自看、莫谈国事的纸条，凡去的人都能侃侃而谈。有时笑声、骂声混成一片，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开心和放松。老板杨小五因为爱开玩笑失去了一只眼睛。有一天，王同媳妇（后面介绍）到小铺借秤。杨小五和王同媳妇开玩笑，见面就骂。杨小五一边拿秤一边骂道：“你借秤……秤……***×（王同媳妇有点儿口吃，所以他学王同媳妇）。”王同媳妇嘴也不闲着，骂道：“秤……秤……秤你爹那个卵子。”接过秤来就用秤杆向杨小五打去，一秤杆子正好打在右眼上，造成眼睛发炎。因为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右眼不治失明，此后杨老板戴上了一副茶色眼镜。此外就是顾海宽的钟表修理和镶牙，手艺高和质量好。（我母亲四十岁左右在顾海宽处镶的牙一直使用到九十二岁去世）还有涂玉清的自行车修理和祖老四的兽医桩子也很受人称赞。
要说乌丹城的奇闻轶事，有三个人值得表述。
第一位当属王同。王同是一位荣军，在战斗中得了惊吓，留下一个抽风的病。犯病时躺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口里喊着“冲啊，杀啊”，而且不管是石头还是粪便，抓起来就当手榴弹往外甩。他和其妻住在西门里路北两间小屋内。政府照顾他，安排他打更，给予必要的补贴。头更、二更、三更他都拿着一面大铜锣沿街敲击。头更一次打一下，二更一次打两下，三更一次打三下。那年代除了富裕人家，都没有钟表，晚上只要听到锣声就知道几更几点。比如一更天是晚七时至九时，二更晚九时至十一时，三更天晚十一时至夜间一时。他忠于职守，按点打更，人们都熟悉，口碑不错。每到春节，他到各家敛一些食物，各家都主动给一些年糕、豆包、馒头甚至还有给肉食品的。其妻过于外向、招摇，时不时传出一些桃色新闻，所以乌丹城都知道王同和王同媳妇。后来王同不再打更，开始做买卖，用小馿车往东部拉日用品，再从东部牧区拉回畜产品，日子过得倒也逍遥。只是有一次赶驴车去东部进了沙窝子再也没有回来。其妻照旧操卖笑生涯，后来嫁给了画匠“胡闹”。
第一位当属王同。王同是一位荣军，在战斗中得了惊吓，留下一个抽风的病。犯病时躺在地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口里喊着“冲啊，杀啊”，而且不管是石头还是粪便，抓起来就当手榴弹往外甩。他和其妻住在西门里路北两间小屋内。政府照顾他，安排他打更，给予必要的补贴。头更、二更、三更他都拿着一面大铜锣沿街敲击。头更一次打一下，二更一次打两下，三更一次打三下。那年代除了富裕人家，都没有钟表，晚上只要听到锣声就知道几更几点。比如一更天是晚七时至九时，二更晚九时至十一时，三更天晚十一时至夜间一时。他忠于职守，按点打更，人们都熟悉，口碑不错。每到春节，他到各家敛一些食物，各家都主动给一些年糕、豆包、馒头甚至还有给肉食品的。其妻过于外向、招摇，时不时传出一些桃色新闻，所以乌丹城都知道王同和王同媳妇。后来王同不再打更，开始做买卖，用小馿车往东部拉日用品，再从东部牧区拉回畜产品，日子过得倒也逍遥。只是有一次赶驴车去东部进了沙窝子再也没有回来。其妻照旧操卖笑生涯，后来嫁给了画匠“胡闹”。
第二个是外号“大戏匣子”的崔灵甫也有说叫崔云甫的。崔灵甫，不知何方人氏，只知他十八、九岁就出现在乌丹城。在西门外菜市卖菜，一边卖菜一边唱。他会唱很多评戏、京戏的段子，唱得有板有眼，所以人送外号“大戏匣子”。除了唱戏之外还爱耍贫嘴，和谁都搭讪，一套一套的妙语连珠。人们都把他当活宝，没事儿就说：“大戏匣子来一段！”他毫不忸怩，开口就唱，黑头花脸，青衣花旦，他都行。他单身，没有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后来此人突然在乌丹消失，据说去了锡盟境内的贝子庙。到了文革后期他才回到乌丹。此时的崔灵甫已逾中年，仍然单身。鉴于他的名声和他本人不断找旗革委会领导，旗革委会副主任孙厚云安排他推大粪，每月发给一定的生活费。他别出心裁在大粪车上插一面小旗并竖起一个木杆，上面吊着一个铃铛。在大街上推着大粪车一边走一边耍贫嘴（现在叫脱口秀），车上的小旗随风飘扬，木杆上的铃铛铿锵作响。他耍贫嘴的特点是颂扬旗革委会和革委会领导，见人就说旗领导怎么怎么好，，绘声绘色，感情真挚而动人。另一个就是只要见着旗领导，他一边喊领导一边加快脚步，把粪车推到领导面前。一开始领导以为他有事，一般都站下等他。他到领导面前开始口若悬河，颂扬领导，净捡好听的说。总之他想尽办法留领导多待一会儿，让领导多闻一会儿大粪的臭味，死皮赖脸缠着领导，弄得领导哭笑不得，旁观者则哈哈大笑。他多以汇报工作为由，然后展开来开始颂扬。以后领导都知道他的这个把戏，所以只要见着他，急忙躲开，唯恐避之不及。我就看见一位领导，老远看见大戏匣子推车过来，撒腿就跑。大戏匣子简直成了洪水猛兽。不过此人虽贫但不偷不抢，不干什么坏事。他没有地方住，就在桥西河边撘了一个窝棚居住。后来此人又开始给 人看病，用止痛片和强的松给人止痛，效果很好，一时间老百姓又称他崔先生。此人放荡不羁，有钱就喝酒，终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醉倒在大众饭店的台阶上活活冻死。那时翁旗火葬场初建，第一个试炉炼的是一头驴，第二个就是大戏匣子崔灵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