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在气流中隐隐震颤，黑钻石般的夜色在舷窗外膨胀，Steve Rogers知道，这就是纽约。纽约，纽约。他的第二故乡，他回忆的二分之一。人们常把这座大都会与不夜城比作腐烂的苹果，但Steve却觉得，纽约更像是头尾相连的乌洛波莫斯蛇。它寓意着令人厌恶的永生，当一切尘埃落定，梦幻泡影，纽约却始终在这里，泊泊流动着，像一个不死的美丽神话。
一切的震动消失后，他起身走向盥洗间。反锁上门后，Steve拧开水龙头，用双手把水扑在脸上，打湿了一点头发。水从指缝间流下去之后，他抬起头来。镜子里是一个冷漠无暇的二十五岁男人，那人有着一双蓝中带绿的眼睛。那双眼睛静寂、无浪无波，读不出什么含义，正在与他对视。
Steve转过身去，向后靠在洗手台边沿，低头打开手机。四条未读信息。他先打开了Natasha Romanoff名下的三条。
“你还好吗，Steve？Clint说你去纽约了。”这是第一条。
“有需要就打我电话，总之。”第二条。
“当然，打Clint的也可以。你知道的。”第三条补充道。
“我很好，谢谢你，Nat。“飞机里渐渐安静。手机屏幕的微弱白光中，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回复过去。
仅剩的一条短信如同暗语。“黑色Lykan Hypersport，看右边的停机坪。”一片安静中，Steve无声地微笑。他攥紧门把手，拉开了盥洗间的门，转身离开了。脚步声一步步低微，直至消失。
他走了出去。
其后以十年为单位计的时间里，天涯海角每一个漫长的日与夜，被人问到的时候，Steve Rogers会说，他人生中最特殊的一天是在一九九零年的八月末。那是一段幼稚而伟大的冒险，有着马克·吐温笔下山洞淘金的汤姆·索亚的气质，是他少年时代流着灼热黄金般的夏日回忆。它不是幸运亦绝非不幸，就像人做一切事情皆有复杂的动机。它只是如此特殊。
彼时他只有十四岁多一点，五英尺十英寸高，刚刚随父母从诞生地爱尔兰返回美国数月。美国，马萨诸塞州，或波士顿，任何一个名字。在利益大饼的饕餮气味吸引成千上万垂涎的美国人远赴他乡，如同十八世纪筚路蓝缕的西部淘金客，投身国际贸易的洪流之前，这里曾是他父母的故乡。
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乔伊斯的都柏林城，Steve回顾往事的时候，会不得不略带羞耻地承认，十三年的岁月记忆，对他是单调而寥寥可数的。这多少要归因于他的瘦小羸弱，亦或是最根本的，与生俱来的几十种疾病的缘故。哮喘、猩红热、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在寂寞而平凡的几年小学过后，他的生活被这一切囚困在了二楼的卧室里。窗口外的小院荒芜而从来空无一人，偶尔有成片褐色的雀鸟落下，不到片刻就各自四散飞走。深夜里，相识已久的疾病幽灵则在床边陪伴他，满口妄言，握着他的手。
如果说幽灵有一个容貌，那就是达达尼昂的样子，Steve那时这么想。在生活的焦虑和家庭的必然波动还未将Sarah Rogers侵蚀成一个愈发遥远的人时，她有时会坐在床前那张苏格兰蜡染布的软椅子上，给他念玛格丽特·杜拉斯那一类的作家。长大了些之后，Steve则很自然的偏向雨果、柯南道尔和古道热肠、英勇而宣誓正义的大仲马。他曾幻想自己骑马穿着骑士的盔甲华冠，投身一场伟大的战争，鸣枪为号，歃血为盟。
在回到美国时，两鬓花白的检疫官曾对他惊奇地说，孩子，你能活到现在可真是个奇迹。但在如今看来，美利坚本身对他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奇迹。或许是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先进的现代医疗技术，又或许只是因为他，Steve Rogers，骨子里是个天生的美国人。波士顿乡下短短的十个月，他从卧室到了院子里，又到了大街上，到了森林与溪流中。疾病几乎是水土不服般争先恐后地从他身上逃离，身体抽条似的从五英尺四英寸，生长到六英寸，再到整整五英尺十英寸。清瘦的身体上，真正的肌肉轮廓开始浮现，日后四分卫般的万人迷标准身材也已有了几分雏形。
如果他有老去的一天，像一些三流感伤的爱情电影一般用照片记录往事，那么夏日印象应该就是这样的一张照片：穿着湿透了的紫色T恤，金发少年背着巨大的白色冲浪板，独自走在正午太阳暴晒、空荡荡的街道上，拧开一瓶可乐喝。街边人人房门紧闭，梧桐树在他脚边打下参差交错的树影。
一九九零的夏天，就是这样的。
那天午后一点，正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Steve刚刚穿过上东区，在第五大街上，听到一个人在身后大喊，让开！让开！前面的人都让开！于是他寻声扭过头，看见一个棕发男生在空荡荡的大街中间向他跑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