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农村的改革
岐山县也和全国一样，改革的脚步起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则以逐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滥觞。
改革之前农村实施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体制上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三级所有”就是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别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即生产队是基础的基础。在那些年里，一个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是固定的，由全队青壮年统一耕作。延续了初级社、高级社时的称呼，农民仍被称为社员。社员每天由生产队长统一派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被绑定在了土地上，除雨天而外基本上都在田野中劳作。社员实行评工计分制度，年终一般以个人所得工分和人头进行实物分配。全员“大锅饭”使社员没有了生产的激情和对集体利益的关心，同时这种大呼隆式的劳作方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社员生产积极性越来越衰落，逐渐滋生了惰性，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比比皆是。《喊破嗓子敲破钟》这首歌谣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
喊破嗓子敲破钟，
社员迟迟不出工。
村边候，路边等，
到了地头坐个坑。
你走我也走，
咱们都是七八九；
你来我也来，
男打扑克女衲鞋；
你上坡，我上坡，
记的工分一样多；
你下田，我下田，
画的圈圈一样圆。
还有一首《开工活》对出工的情景做了更形象的描述：
开工活，
慢慢磨，
干得多了划不着。
头遍铃，
一锅烟；
二遍铃，把鞋穿；
铃打三遍，
社员还不见面。
当时人们辛苦一年，除了吃的欠缺，烧的也往往不够，好在有南北二山，冬季人们上山割柴成为当时一道特殊的风景。农村的这种停滞不前的现状，危机四伏，确实需要采取措施，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的暖流开始涌动。 1979年春季起，岐山县农村逐步改革经济体制，从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起步。当时的生产责任制，有小段包工的，有实行定额管理的，有包工到劳按件记工的，有将某种专业生产承包给个人的，并实行利益与个人挂钩，劳动时间可由自己自由安排，老幼皆可助力帮忙，这种方式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使劳动效率得到了初步提高，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到次年除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普遍实施，同时，通过探索，县境内又开始建立联产责任制，进一步放开生产经营体制。
到1982年，农村的改革在红红火火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自己正在外地上学，夏收前父亲托人带来口信，说村中分地了，家中分了不少地，收割、碾打都由自己打理。我隐隐感到了父亲的喜悦，也深知夏收农活的繁杂，夏收时自己特意请了几天假，伴随着“算黄算割”的叫声回家中帮忙。回村后了解到生产队除留了极少集体耕地外，村内将其余所有土地划分为几个等级按人劳比例（人八劳二）承包到户。农户承包的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收益分配除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及集体提留，其余归承包户所有。我的家中可分地人口为3人，分到7亩多地，一二三四等四个类别的土地处于村周围的6处。同时相近的或者是同族的，还几户分一块场院，用来收割碾打上场的庄稼。原来队内的牲畜也折价给有条件的家庭，一些常用的农具也折给了农户，种种新奇的事物令人目不暇接。
当年夏收，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出奇的快和乡亲们激情的高涨。机关里，“一头沉”家庭人员实行了夏收假；田地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夜晚里，家家场上灯火辉煌人影幢幢。碾打时，同一个场上的几户家庭临时互助；田地里，人们自觉地互相照应。劳动的高度自觉和激情的迸发，书写出了惊人的速度。当年收割碾打到结束比过去生产队集体统一劳作时间少了将近一半，不由得让人感叹制度的力量和人们潜在的积极性。看着收获的麦子，乡亲们脸上漏出的是惬意的笑容。户户麦包也比过去大涨，让人们享受到了收获的喜悦。记得隔壁的婶婶坐在大门口，抚摸着孙子的头，喃喃地说：这下不用愁吃的了。
夏收后，当年最火爆的场面就是交公购粮。夏收刚结束，父亲便将晒好的麦子备好去益店粮站交公购粮。公路上，以架子车为主角的形形色色车辆络绎不；粮站里，交粮的队伍拍成了长蛇阵。粮站的院子里，开票的窗口，到处是拥挤的人流。粮站的工作人员呼喊着、指挥着，在维持秩序。一些交了粮架子车出不来的，图省事便从人流的头顶上抬过去。听人说，还有为交粮整晚上未回家排队的。我们也是从清早一直随队伍挪动到半下午，才验级过磅交了粮。过去以生产队为单位交公购粮，这次成千上万的村民无序的自发来交，让粮站也始料不及，陷入被动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淳朴的乡亲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和支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当年，从档案资料得知，1982年与1977年相比，粮食总产由20372万斤增加到29664万斤，增加9292万斤，增长46%；亩产由378斤增加到472斤，增加94斤，增长25%；农民人均口粮由339斤增加到420斤，增加81斤，增长24%；人均纯收入由69.5元增加到103.8元，增加34.3元，增长了49%。大部分农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生机。
岐山县也和全国一样，改革的脚步起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则以逐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滥觞。
改革之前农村实施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体制上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模式。“三级所有”就是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分别属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即生产队是基础的基础。在那些年里，一个生产队的集体土地是固定的，由全队青壮年统一耕作。延续了初级社、高级社时的称呼，农民仍被称为社员。社员每天由生产队长统一派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年被绑定在了土地上，除雨天而外基本上都在田野中劳作。社员实行评工计分制度，年终一般以个人所得工分和人头进行实物分配。全员“大锅饭”使社员没有了生产的激情和对集体利益的关心，同时这种大呼隆式的劳作方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社员生产积极性越来越衰落，逐渐滋生了惰性，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比比皆是。《喊破嗓子敲破钟》这首歌谣就是当时情景的写照：
喊破嗓子敲破钟，
社员迟迟不出工。
村边候，路边等，
到了地头坐个坑。
你走我也走，
咱们都是七八九；
你来我也来，
男打扑克女衲鞋；
你上坡，我上坡，
记的工分一样多；
你下田，我下田，
画的圈圈一样圆。
还有一首《开工活》对出工的情景做了更形象的描述：
开工活，
慢慢磨，
干得多了划不着。
头遍铃，
一锅烟；
二遍铃，把鞋穿；
铃打三遍，
社员还不见面。
当时人们辛苦一年，除了吃的欠缺，烧的也往往不够，好在有南北二山，冬季人们上山割柴成为当时一道特殊的风景。农村的这种停滞不前的现状，危机四伏，确实需要采取措施，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的暖流开始涌动。 1979年春季起，岐山县农村逐步改革经济体制，从实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起步。当时的生产责任制，有小段包工的，有实行定额管理的，有包工到劳按件记工的，有将某种专业生产承包给个人的，并实行利益与个人挂钩，劳动时间可由自己自由安排，老幼皆可助力帮忙，这种方式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使劳动效率得到了初步提高，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到次年除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普遍实施，同时，通过探索，县境内又开始建立联产责任制，进一步放开生产经营体制。
到1982年，农村的改革在红红火火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自己正在外地上学，夏收前父亲托人带来口信，说村中分地了，家中分了不少地，收割、碾打都由自己打理。我隐隐感到了父亲的喜悦，也深知夏收农活的繁杂，夏收时自己特意请了几天假，伴随着“算黄算割”的叫声回家中帮忙。回村后了解到生产队除留了极少集体耕地外，村内将其余所有土地划分为几个等级按人劳比例（人八劳二）承包到户。农户承包的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收益分配除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及集体提留，其余归承包户所有。我的家中可分地人口为3人，分到7亩多地，一二三四等四个类别的土地处于村周围的6处。同时相近的或者是同族的，还几户分一块场院，用来收割碾打上场的庄稼。原来队内的牲畜也折价给有条件的家庭，一些常用的农具也折给了农户，种种新奇的事物令人目不暇接。
当年夏收，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出奇的快和乡亲们激情的高涨。机关里，“一头沉”家庭人员实行了夏收假；田地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夜晚里，家家场上灯火辉煌人影幢幢。碾打时，同一个场上的几户家庭临时互助；田地里，人们自觉地互相照应。劳动的高度自觉和激情的迸发，书写出了惊人的速度。当年收割碾打到结束比过去生产队集体统一劳作时间少了将近一半，不由得让人感叹制度的力量和人们潜在的积极性。看着收获的麦子，乡亲们脸上漏出的是惬意的笑容。户户麦包也比过去大涨，让人们享受到了收获的喜悦。记得隔壁的婶婶坐在大门口，抚摸着孙子的头，喃喃地说：这下不用愁吃的了。
夏收后，当年最火爆的场面就是交公购粮。夏收刚结束，父亲便将晒好的麦子备好去益店粮站交公购粮。公路上，以架子车为主角的形形色色车辆络绎不；粮站里，交粮的队伍拍成了长蛇阵。粮站的院子里，开票的窗口，到处是拥挤的人流。粮站的工作人员呼喊着、指挥着，在维持秩序。一些交了粮架子车出不来的，图省事便从人流的头顶上抬过去。听人说，还有为交粮整晚上未回家排队的。我们也是从清早一直随队伍挪动到半下午，才验级过磅交了粮。过去以生产队为单位交公购粮，这次成千上万的村民无序的自发来交，让粮站也始料不及，陷入被动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淳朴的乡亲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和支持。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的当年，从档案资料得知，1982年与1977年相比，粮食总产由20372万斤增加到29664万斤，增加9292万斤，增长46%；亩产由378斤增加到472斤，增加94斤，增长25%；农民人均口粮由339斤增加到420斤，增加81斤，增长24%；人均纯收入由69.5元增加到103.8元，增加34.3元，增长了49%。大部分农民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