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声调符号输入不方便，除非安装拼音声调输入工具。

可以使用言氏拼音汉字中的声调符
阴平表示为b ，阳平表示为p ，上声表示为m ，去声表示为f ，轻声表示为d， 忘记声调表示为x。

现行的汉语拼音是有缺憾的。但也没办法。楼主说：生活中很多地方标注的拼音都没有声调，这样有什么用？就像QEERTY键盘确实是不好用。然而在社会上已传开来，人们积习难返。但事实上这样的拼音的注音方式已经在用（例如城市和地名的指示牌），但也没办法改变。现行的拼音方案是死的，人是活的。个人喜欢什么的拼音方案那就是自己的方便。也方便外国人。在教西方外国人学普通话时就用李氏汉语拼音。老外感觉良好，称赞中国话真是很容易学。李氏拼音方案只是为教西方的老外学说中国话注音用的，经实践，有音有调，简明易懂。不喜勿喷。
李氏汉语拼音拼写法是：第一声不标，第二声标 r，第三声标 v，第四声标 x，轻声标 q。例如：山西（shansi），陕西（shanvsi），李氏汉语拼音拼写法（Liv shix hanxyuv pinyin pinsierfav），楼主（louzhuv），声调（shengdiaux），事实（shixshir），试试（shixshix），实施（shirshi），简明（zienvmingr），易懂（yixdungv），好用（hauvyungx），旅游（lyvyour），妇女（fuxnyv），绿色（lyxsex），环保（huanrbauv）。

提供转写英文的依据。

是方法的一种

还是有用的

留言加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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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纯的使用字母标调， j q v x 应该最适宜，不会引发音节界限不清晰的问题。轻声不标调，也是符合现行拼音方案的规定的。

2017年1月14日，被媒体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其实在周有光生前，他很不喜欢这个称呼。其子周晓平曾要求记者，“文中提到的‘汉语拼音之父’几个字务必去掉”，父亲“最反感别人这样叫他。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
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最早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意大利人利玛窦和罗明坚编的《葡汉辞典》中，率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其后，利玛窦又同另一位耶稣会会士郭居静合作，于1605年发明了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西字奇迹》；1626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1847年英国驻中国外交官密迪乐等也先后编制了汉字拼音方案，各具特色。其中大多数拼写的都是南京官话，而在清朝中期后，北京话成为官话，这些方案也即失去作用。
在以上成果，尤其是密迪乐方案的基础上，英国人威妥玛在1886年创制了较为完备的“威氏拼音”，大致较为接近准确记录了北京官话口语。此后在邮政电信、海外图书馆中文藏书编目、外交护照上的中文人名等处，都长期使用“威氏拼音”。民国时期，受苏联影响，左翼人士还发起过一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苏联建立后，在少数民族中推行文字拉丁化，被列宁称为是“东方伟大的革命”。瞿秋白1929年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一个汉字拉丁化方案，后经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修订，成为《中国北方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个方案获得通过。随后，开始在旅苏的10余万中国工人中推行。拉丁化新文字最大问题是不标声调，如“shihou”能同时表示“时候”和“事后”，极易混淆。1940年，十月革命23周年时，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同时将十月革命纪念日定为中国文字革命节。不久， 边区政府发布《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新文字同汉字有相同法律地位。拉丁化新文字的推广，曾起到一定扫盲作用，如延安县试办新文字冬学，经过50天学习，1927人中有860人学会了新文字，扫盲率达45%。但是边区老百姓一方面将学习新文字视为一种摊派的负担，另一方面对新文字的作用表示怀疑，“老百姓对新文字的态度更坏一些，都认为学了以后也不可能使用。他们都愿意新文字教学中间也教汉字”。“是胡闹呢，不是中国文字是外国文字，学不会”。“学汉字有用处，学新文字没有用”，因此新文字的推广1943年即宣告结束。
1949年后，中国继承陕甘宁边区时期的文字政策，认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使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一时间难以实现，于是暂时研究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问题。起初有三套方案，第一个是斯大林的建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中国随即设计了5套民族形式的拼音草案，所需字母在40—60个，使用起来并不理想，只能作罢。第二个是使用斯拉夫字母，同苏联结为“文字同盟”，如周有光回忆的那样，“斯大林掌权以后，否定拉丁化，把所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有好几十种，都改成俄文字母一样，所谓‘斯拉夫字母化’”。不过，一方面斯大林于1953年死去，另一方面考虑到“拉丁字母在世界上更流行一些”“利用拉丁字母设计一种拼音方案，在中国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国最终选择了第三套方案——使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周有光去北京参加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苏联顾问推荐使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方案，确定了汉语拼音的设计方向。会后，周有光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工作，主任吴玉章、副主任胡愈之，委员还有丁西林、罗常培、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这时，中国依旧将拼音文字作为汉字改革的最终目标。
周有光说，“300多年来外国人的拉丁字母汉语译音，50多年来中国人自己对拉丁字母汉语拼音的研究和实践，解放后群众的许多建议，给新的《汉语拼音方案》的拟定打下了良好基础。有些问题过去已经很好地解决了，新的拟订工作只要进一步解决那些被认为还不够满意的字母配合问题”。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在很多地方，确实继承了已有经验，如用z、c、s和zh、ch、sh分别表示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同时更有很多创新之处，如全部声母都是专用字母，以免给使用者带来混淆。
现行汉语拼音也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字母“ü”一是不容易在计算机输入，二是在和字母n和l外的声母一起时，省去上面两点的规定, 容易给学习者带来困难。在周有光看来，“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改掉一个缺点往往会产生另一个缺点。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他相信“汉语拼音方案是一座现代化的文化桥梁。它一方面方面人民大众走向文化，另一方面方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不过，汉语拼音现在的作用，仅仅是标注汉字的工具，不再是由汉字向拼音文字的过渡。现实表明，文字从表意向表音发展，并不是一个普遍规律。普通话中不标声调约有400个音，标了区分声调的音大约有1200个。想取代几万个甚至十几万个汉字，显然既不现实也行不通。看看朝鲜和越南废了汉字后（后人难以看懂历史文献），就相当于废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何况中国的方言无数，不同的发音都可以使用同一中文的汉字，所以，维系中国各地的中文汉字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个创制汉语拼音文字的是卢戆章，最先使用的汉语拉丁化新文字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创制者是瞿秋白、吴玉章。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胡愈之，周有光只不过位列委员，而且敬陪末位（因半路出家转行有关）。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曾在苏联进修，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罗马字母，这是确定了的。因为拉丁字母是现代大多数的民族语言中所公用的字母，并且是为中国知识界所已经熟悉的一种字母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为了给汉字注音和用作教学普通话的工具。”吴玉章具体负责，周有光无论如何称不上“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心里也有自知之明。他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早年研读经济学，年近50转行研究语言，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意进行文字改革以加强教育顺便和国际接轨。但在当时，国家缺乏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周有光此前对语言学感兴趣，发表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书籍。1954年受政府邀请成为顾问专家，周有光被邀请担任中国拼音计划委员会成员并参与了相关工作。1955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周先生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并主持制订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周有光 1906 年 1 月 13 日出生，2017 年 1 月 14 日去世。13 日出生，14 日去世，前一天生，后一天去世。一天之内慢慢地由清朝走过一个世纪。
威妥玛拼音的不好掌握，推广难度较大。更重要的是，一个名词如果按照威妥玛拼音的拼写方法，读出来和普通话发音有着较大的区别。不懂威妥玛拼音很容易闹出笑话，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奇，曾在她的书中将十多位人士的中文名按照威妥玛拼音的发音直译。隆重介绍：常凯申 Chiang Kai-shek……（此威氏拼音是接近广东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