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遗址与艺术宝库
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西域不仅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特殊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诸民族文化精华，形成极富特色的佛教艺术。从3世纪以来，阿富汗兴都库什山，斯库鲁阿布上游巴米羊摩崖石窟开始兴建；东汉至西晋，库车森木塞姆、拜城克孜尔、鄯善吐峪沟、库车库木吐拉、焉耆锡克沁、库车克孜尔尕哈等千佛洞陆续开凿。目前西域历史古迹中佛教遗存占有重要地位，从寺庙的建立、石窟的开凿，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样样卓然独立，尤其在塔里木河流域演绎为风华绝代的艺术长廓。大致情况是，在塔里木盆地片片绿洲上，特别是南缘营造了许多寺院、佛塔（叶城西南80公里左右的棋盘乡参差不齐十几个佛窟终究是个特例），而在北缘即天山山脉沟谷中，开凿了座座石窟，它们在许多方面对中原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
两汉西域丝路主要是塔克拉玛干的南北二道，隋唐发展为天山南北的三道，隋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天山南北的丝路佛教重镇主要是塔克拉玛干南缘揭盘陀（塔什库尔干）、于阗、鄯善（若羌）一片受佛教艺术熏陶的地区，在且末沿车尔臣河上溯到达罗布泊，它的东北向就是楼兰；北缘地带由西向东依次是疏勒、龟兹、焉耆，向东北上行又是高昌；天山以北分别是庭州（吉木萨尔）、伊吾（哈密）。佛教东渐，受沿途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与印度原始佛教风貌渐行渐远，其寺庙塔窟建筑经历了一个西域化过程，形制及建筑方法结合本地特色多有创新，而其精致成熟则是在环塔里木地区完成。该地寺庙塔窟等佛教建筑介乎葱岭以西与中原汉地之间，实用与审美都呈现“过渡”状态，具有多方面价值，但随着佛教衰弱，环境恶化，它们跟村落城镇一道湮没于风沙尘埃，现仅能从残存遗迹和文献记载寻觅历史踪迹。

历史上，西域曾是古刹遍地，半城塔影，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的佛教人文遗迹尤其壮观。洛浦热瓦克寺，中间为覆钵式佛塔，塔四周筑墙，墙内外贴塑一排排佛或菩萨立像，寺院围着塔建筑，院墙之间形成右旋礼诵回廊，建筑格局仍有印度遗风。近年发现的玉珑喀什河西岸买力克阿瓦提佛寺、克里雅河下游喀拉墩古城周围两座已被严重破坏的小型佛寺、尼雅遗址佛教寺院，时代大约都在东汉，因其时代较早而弥足珍贵，对丝路南道佛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交河故城现存佛教建筑是从4～5世纪的车师王国，历经北朝隋唐，一直到回鹘时期陆续修建和维修而保存至今，城内佛寺遍布，佛堂林立，佛塔相望。高昌回鹘佛寺还越过崇山峻岭，分布于天山以北，吉木萨尔的北庭佛寺遗址是高昌回鹘在其陪都建造的王家寺院，气势雄伟，塑像精美，为研究北庭和高昌地区回鹘佛教寺院形制和塑像壁画等提供了极为宝贵资料，孙秉根、孟凡人、陈戈合撰的考古报告《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辽宁美术，1991）对此多有论述。丝路南道策勒丹丹乌里克、民丰尼雅、若羌米兰、楼兰等地夯土佛教建筑，以佛塔为中心，而寺塔一体，将异域佛教文化与土着民族文化巧妙融合，又不时惊现中原艺术特色。如今喀什莫尔、洛浦热瓦克、楼兰、尼雅、安迪尔和高昌、交河故城等遗址佛塔保存得相对可以，并可洞察佛塔形制、规模、结构、功能诸方面不断完善的轨迹。
汉传佛教石窟大约始凿于3世纪，盛行于5～8世纪，16世纪以后开凿的数量就较少了，主要分布在天山南部（古代西域）、甘肃西部（古代河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单就塔里木河流域来说，现存的龟兹石窟群以克孜尔、库木吐拉为代表，包括森木赛姆、玛扎伯赫、克孜尔尕哈、温巴什、台台尔、吐乎拉克艾肯等石窟；高昌石窟群以吐峪沟、柏孜克里克为代表，包括雅尔湖、奇康、拜西哈尔、胜金口、大小桃儿沟等石窟；还有焉耆的锡克沁（七个星明屋）等石窟。这三大石窟群具有举足轻重历史地位，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一方面，数量庞大，分布区域辽阔，成为中国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博大精深、绚丽夺目的综合性佛教艺术殿堂，为世界瞩目；此外，表现出强烈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远古时代塔里木盆地就有人类生息，并有较高文化，这是南疆石窟艺术的根基。佛教本身包容的印度文化形态和思想观念，又在本土地理、人文、历史因素基础上吸收印度、希腊、波斯等艺术成分，成为研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形象资料。

综观西域文明史，佛教寺庙构建、石窟开凿、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不断汲取诸部族文明成果，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纪文化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50年代末，民丰县境内出土有东汉蜡染佛教人物像棉布，上身半裸，双手持一物，物上有葡萄，项上有串珠，头部后有多层圆光，造像艺术已非常高超。尼雅遗址佛教寺院遗址中发现的木雕像，在一长方体木块上，正背两面用浮雕技法各刻一个站立菩萨形象，上用墨线勾勒出菩萨五官、手指及穿着服饰衣褶，线条流畅，人物刻画非常形象逼真，显示了高超技法。喀拉墩古城两座佛寺在平整、抹光粘土质墙壁表层再施一层石膏，然后绘画，所绘制佛陀肖像、图案化花朵和植物，总体风格与健陀罗相似。丝路中道洞窟主体建筑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带侧道的方形窟和大像窟，壁画有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或庄严清净，或轻灵飘逸，蕴含着深邃人生哲理和扶世济世伦理教化色彩。窟顶（藻井、天井、人字披）、龛座（龛楣、莲座）、中央龛柱、背光（项光、身光）、服饰和壁画边缘的莲花、云纹、卷叶、人物、鸟兽等自由舒卷，灿烂饱满。画面常绘有秀丽山水花木，辉煌楼阁亭台、水榭雕栏，空中祥云缭绕，优雅轻盈飞天播洒着满天缤纷香花。总而言之，该地菩萨圣殿庄严肃穆而又温馨宁静，利于广结佛缘，而且表现出从犍陀罗到塔里木佛教艺术的发展历程。
佛教艺术传入西域腹地塔里木地区，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各个领域明显受到帕西影响，在吸取本土特色基础上融合外来文化，经过长时间去粗取精，逐渐形成独特艺术风格。学术界对西域佛教艺术研究关注重点首先在追根溯源：常任侠着《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1981），共分四编，一编总论丝路开拓、西域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概貌，二、三、四编分别专论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东渐，并穷本溯源，一一勾勒各类艺术渊源、演变、发展和影响。论文方面：罗照辉《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即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犍陀罗艺术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犍陀罗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文化特征进行探讨，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探讨。杨瑞琳《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一文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陈传席《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其变革原因。

其次着力考察历史交往在文化形态演变中的作用，探讨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希腊和中国中原诸文化因素关系。[英]约翰·马歇尔着、王冀青译《犍陀罗佛教艺术》（甘肃教育，1989）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李涛《佛教与佛教艺术》（西安交通大学，1989）分“佛教篇”与“佛教艺术篇”两部分，结合考古资料（尤其是中国部分），深入浅出介绍佛教创立与教义、佛教寺院制度与仪轨，并分析印度佛教艺术和中国佛教寺院建筑、造像题材、石窟艺术关联。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新疆大学，1990）探讨了龟兹石窟诞生的地质条件、历史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分析龟兹石窟与中原、犍陀罗、波斯、印度、希腊文化之间关系。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1991）循佛教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主线，论述西域佛教艺术，并介绍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联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时有新解。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1993）概述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笔力集中于新疆、陕甘宁、华北与南方地区石窟；探讨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犍陀罗、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阿姆河流域的佛寺、造像、岩画与题记、遗址。穆舜英、祁小山、张平《中国新疆古代艺术》（新疆美术，1995）从艺术角度全面审视新疆古代文物，对其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东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均有涉及，有助于了解新疆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以及东方与西方、南亚与内陆欧亚古代文化艺术交流状况。学术论文涉及面就更为广阔，但集中反映在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希腊、罗马、南亚与西域、中原艺术交流大有补益。朱云宝《丝绸之路上的佛塔》论述丝绸之路上佛塔的形制和功用演变，及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一文着重从艺术性上审视犍陀罗的希腊－印度佛教艺术，欧阳友徽《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探讨伴随佛教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演变史，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着重论述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文化在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邱陵《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分析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认定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探讨尼雅遗址所反映的西域土着文化因素，中原汉文化和印度文化影响。顺便插一句，学术界探讨西域佛教与中原文化的内在亲和性，指的就是印度佛教经西域传入中原，又回流到西域带来文化的多元互动，在库木吐拉、天山大峡谷等地所形成的“汉风窟”即是佐证。

西域，尤其是其核心地域塔里木盆地，佛教文化遗存数量庞大，却不像敦煌遗留大量文献，因此佛塔、寺院、石窟、壁画为学者聚焦所在。［法］莫尼克·玛雅尔（1939 —） 女士长期从事丝路西域的佛教艺术研究，《西域的石窟与古建筑》（1983 年） 是研究丝路建筑与装饰艺术的代表作。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1993）全面论述中国石窟艺术，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内容也不少。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2001）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寺、造像特点。黄文昆《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认为大体在贵霜王朝迦腻色迦时期，佛教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向东传播，但一开始并未直接与印度沟通，而是以月氏、安息等为中介，该文还描述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所呈现不同特点。具体到塔里木河流域，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中共中央党校，1996）以一个画家眼光探讨了龟兹、焉耆、高昌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而龟兹石窟的探讨是重中之重，朱英荣《龟兹石窟综述》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近期，王征则以画家眼光，探讨龟兹石窟的断代，弥补了德国格伦威德尔等人论述的缺陷。在塔里木河流域，菱形构图虽非龟兹佛教艺术独有，却是其笼罩全局的重大特色。它源于龟兹源远流长艺术传统，因此在早期并不很明显，后在佛教教义与画面布局双重因素推动下，5～6世纪成为壁画构图主导形式，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故事，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宁强《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就以此为根基比较印度和新疆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不同特点。诚然，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斯塔维斯基着、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1992），普加琴科娃、列穆佩着，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新疆美术摄影，1994），马里奥·布萨格里等着，许建英、何汉民译《中亚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1992），三部关于西域古代造型艺术译着均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该区域艺术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却得出相似结论：西域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创造新阶段；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朱英荣《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性质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照搬其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上将外来文化的融合改造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龟兹风”。这里还要提到黄文弼（1893—1966）的重要成果，1927～1935年，他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曾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遗址，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墓葬、城址、寺院、石窟。野外考古工作结束后撰写专题论文，出版了现代科学游记《罗布淖尔考古记》（北平研究院，1948），后来整理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科学，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1958）都涉及不少西域佛教内容。

环塔里木龟兹、高昌、焉耆三大石窟群气势雄伟森严，民族风味浓厚，兼容并包印度、波斯、希腊、中原汉文化等内容，由敦煌石窟而上溯塔里木，或从塔里木下追敦煌都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延伸。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径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1996）着力探讨西域文化与河西文化交汇点的敦煌，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年代和施主，对佛教石窟建筑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多有创见。刘永增《敦煌莫高窟隋代涅盘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盘图像之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盘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涅盘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樊锦诗《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从敦煌壁画艺术产生、发展、繁盛的历程角度，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如何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
西域佛教文化既反映本源宗教思想，又不失地域特点和民族个性，从而使其宗教艺术散发出经久不衰魅力，至今仍是佛香梵音萦绕。因此，西域佛教艺术不啻是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艺术结晶，也是促使佛教事业在其领地蓬勃轰烈的重大因素，在弘扬佛法经义，惠及众生黎民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宗教差异与文化突围
当今人们，尤其是佛教徒用一种超然而客观的角度回看西域佛教灿烂辉煌的历史时，会不由自主产生出悲凉或是说无奈的情愫。然而，西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即便佛教占据半壁江山，畅行无阻时，也不是唯一宗教，萨满教、祆教、摩尼教、道教和景教各有自己的信徒。沿丝绸之路东西传播的宗教本身承载着不同宗教哲思的文化方式，各个文明又会有某些声气相通的共同准则，此消彼长态势恰好突破了宗教差异对文化的限制，而所孕育的影响能量既烛照过去，又辐射将来。

西汉以来，佛教文化对西域历史进程、文化发展、商贸往来、社会稳定和各民族间互相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环塔里木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等都是“千年佛国”，在西域多元文化交融中，佛教文化仅次于中原汉文化与土着文化，而一直处于显赫地位并以各种方式对其他文化进行辐射。两宋时期，中原佛教依然鼎盛，西域早期佛教却逐步衰落，走向宗教信仰多元化，伊斯兰教已经深入今天塔里木盆地的喀什、和田地区，与佛教形成双雄并峙局面，当然龟兹、焉耆、高昌、伊吾、鄯善、吉木萨尔依然是佛教居地。

元明清时代，藏传佛教接上早期佛教文化香火大行其道，如今和静巴伦台黄庙（永安寺），为乾隆年间土尔扈特东归后建立的佛教总庙，是巴州地区最大的综合性喇嘛教寺庙群。伊犁昭苏圣佑庙是清末左翼厄鲁特所建喇嘛教黄教寺院，尽管已是中原汉式传统建筑风格，却不失藏传佛教的宏大气派。论及藏传佛教，青藏高原不可忽略，“法国汉学研究所文库”中的戴密微（ 1897 —1979 ） 《吐蕃僧诤记》（1952 ）对此追溯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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