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贸活动历史悠久，大约自公元13世纪开始，回族的中西亚先民就开始了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蒙古等民族的密切接触。这一时期正是回族形成“亦农亦商”经济特点的时期，回族已从唐、宋时期其先民那种以丝绸、瓷器、珠宝为主要商品与中原内地进行交易的方式中，转变到以聚居地经济地理条件为基础，以经营农牧产品为主，和生活在自己邻近地区的蒙藏等族进行经济交流的方式上来，这种转变是回族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必然结果。
到了清时期，回藏等族聚居的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宁等地，出现了旅社与商行相结合的经济实体，群众呼之曰：“歇家”，意为藏族牧民进城交易歇息之处，藏族牧民和回族商人互称“主人家”，含有朋友之意。河州的“歇家”多在城外沙楞一带。清康熙本《河州志》载道：“国朝初，诸番往来，尽居沙楞歇家。”初期的“歇家”设备简陋，只搭置一些帐篷，用以招待进城交易的牧民，随着市场发展，贸易扩大，竞争激烈，于是兴修房舍、堆房和畜圈，以备牧民居住和堆积畜产品，饲养牛羊马，并在自己居住的院落内设置大厨房，以备熬茶、炸馍、煮牛羊肉之用。牧民所需用饮食，均由“歇家”妇女操持，一律免收食宿费和牲畜草料之费。但牧民的一切经营贸易活动，都需要经过“歇家”介绍或收购其畜产品，牧民托“歇家”出售一年生产的畜产品，并委托“歇家”采购一年所需的青稞、面粉、茶叶等。“歇家”经营者拥有雄厚的资金，熟悉商务，精通藏语，生意非常兴隆。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时期回族在青藏高原的商业活动区域还分别由四川、云南、青海等省推到了西藏。据记载，“内地回民大量移居拉萨，大概在清初”，这些移民除去军人落户外，还有相当数目的商人。
自明时期于西宁、洮州、河州、岷州、甘州、庄浪设立六茶马司后，西北蒙藏牧区的茶马贸易一直是这一地区重要的商业活动。自19世纪中叶始，茶马、绢马互市规模逐渐扩大，回族商人乃在皮毛畜产、盐茶、药材、百货及过载贩运等蒙藏民族贸易中占据优势。西北不产茶，但回族商人由湖南、四川买进红茶，加工成砖茶，然后销往甘肃、青海、蒙古、西藏和新疆等地的牧区。兰州因此成了当时西北茶叶贸易的集散地，茶商云集。据《甘肃新通志》记载，同治年间“甘肃茶商，旧设东西两柜，东柜之商，均籍山陕；西柜则回民充商，而陕籍尤重。”

甘肃南部的另一个民族商贸中心是夏河的拉卜楞。拉卜楞寺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有寺僧3000余，管辖13个庄、18个旗。平日寺前设立市场，贸易繁荣。如遇宗教法会活动，更是香客云集，商贾辐辏。拉卜楞的羊毛收购业务在清末由外国洋行占主导地位，民国初年因甘肃政局不稳，洋行相继撤回天津，河州回族商人乘机占领市场，成立羊毛商号，垄断羊毛业务。先后成立的羊毛商号有天庆魁、同心店、福顺祥、步云祥、复兴隆、隆顺和、德申亨、集生西等。民国17年（1928）前后，在拉卜楞经营的河州回族商户约二百余家，每年的商业旺季（9月至翌年元月），各地的皮毛商蜂拥而至，此时各族商人超过四百家。藏区牧民也大量进入拉卜楞，一为拜佛，二为置办年货，因而形成了商业旺季。羊毛商号在经营方法上，一方面派人到拉卜楞、循化、保安等地设庄，收购当地羊毛，另一方面与熟悉藏语的中小回族商人订立合同，预付现金，去较远的牧区收购回采后，作价整交。
由于羊毛业务获利颇丰，这些商号都得到很大发展，一些回族商人成为拥资数十万至上百万银元的巨富。这些商号经营羊毛的业务，直至抗战爆发，天津等地港口沦陷后，始趋于停滞。河州回族商人在拉卜楞除投资于皮毛业外，还经营着杂货业。民国17年(1928)前后，在有字号的杂货铺中，比较盈实有名的有祥顺和、福兴昌、振兴福、荣成泰、春盛魁、亨丰涌、天顺祥、公兴元、德兴元、世兴锡、义兴马、同心马、同兴盛、兴盛元、协隆祥，义兴元、天顺成、福盛荣、义兴号等，他们经营绸缎、布匹、日用百货，以及民族特需用品等，深受藏胞欢迎，经济效益也很好。河州回族商人在皮毛，牛羊肉及民族日用品等为主的商品贩运贸易方面的大量活动，使得甘肃回族地区与安多藏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源源不断，开拓了民族市场。
西宁是青海地区最重要的民族商贸中心。清末，回族将官马麒、马麟即在循化及河州等处，先后与他们的亲属合资开设了德义恒、德顺昌、德源永、德盛厚和步云祥等商号，从事大规模商务活动。民国时期，马麒、马麟、马步芳父子兄弟先后任青海省主席，牢牢控制着青海。民国16年(1927)，其亲属马禄在青海化隆开设了义源祥号，后被马步芳收为己有，民国18年(1929)移往西宁，以西宁为总号，在青海各地先后设立了分号、分店或支店。到民国27年(1938)，改义源祥总号为德兴海，分支机构遍于青海各县、市镇，民国35年(1946)，改德兴海总号为湟中实业公司，它的业务主要是统制和收购青海藏区羊毛、鹿茸、麝香、虫草、红花、大黄、甘草、牛皮、羊皮及各种野牲皮、肠衣等；统制和购销青海林木、砂金、石料、煤炭、粮食、油脂等生产和生活用品；经营批发和零售百货、布匹、棉花等各项商品，等等，利用特权，垄断了青海藏区贸易。
松潘是四川西北部回、藏坐商及各种贩运商云集之城。坐商都按各自不同的地区经营某一商品，组成了商业帮口，有专门经营茶叶的陕西帮，经营皮革的成都帮，经营羊毛的重庆帮，经营麝香的河南帮，经营药材的灌县帮。据民国时期统计，松潘城内有大、小坐商100余户，流动行商及商贩1200余家。此外，活动于藏区经营商贸的回族小商贩也迅速增多。这类小商凭经营的本领，又多数是久住藏区交通沿线的，熟知藏族习俗，懂藏语，因此他们购销的都是受藏民欢迎的适销对路的商品；经营方式也是灵活多样。他们只要与当地的藏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送给很少一点礼物，他们的货品就可以受到保护。
阿坝是川西北草地腹地的一个市场。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前，就有洮州(今甘肃临潭)、松潘等地回民商人用茶、粮食换取皮毛、牲畜、鹿茸、麝香等土特产品，利润一般在2倍以上，后有部分中小商户集资到阿坝，出现皮毛庄和鹿茸庄。初来行商，须先向阿坝藏族土官送礼，取得居住权，修房、札庄，请求土官保护。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左右，出现墨颡、堪布、格尔登三个甲康(回人住房)，有回民商人30余户，形成崇拉(市场)。民国24年(1935)后，驮运、屠宰、饮食、皮工、枪工、铁工等工商行业出现，到民国34年(1945)崇拉已具相当规模。至解放前夕，工商户达140余户。经商大户每户有驮用犏牛20-300头，每到收购季节，分散到各部落收购，就地运走。回商多受到土官保护，经营和运输皆有保障。据解放初调查，阿坝有商户334户，1213人从业，其中回商117户，381人；万元以上的大商户舱户中，回商48户，全市场资本总额403万元中，回商资本328万元。

除畜牧业产品外，青藏高原还出产大量名贵和重要的药材。药材是仅次于皮毛贸易的重要商品。属植物性的药材有20余种，其中以贝母、虫草，当归、大黄、天麻、甘松等为主，次则是羌活，秦艽、赤芍、木香等等，亦有大量的输出产地。仅贝母一项，在川西北藏区年产即达“一百八十石左右。”特别是甘肃的甘草“年产达400万斤，青海年产亦达100万斤，主要都运入松潘再转销内地。”此外，属于畜产药材最珍贵的是鹿茸、麝香。麝香产于松潘、茂县者质量优良，称大路货，产于大小金川者，质量较差，称小路货。在松潘仅麝香一项年输出价值在百万银元以。鹿茸也盛产于松潘地区，由回族坐商收购，于每年十月初一前运至灌县，参加由灌县十大药店、药栈举办的“茸庄会”。 “茸庄会”是回藏贸易交流的又一形式。其余的各种大宗药材，一般在冬春两季，由大中小商号的回民行商，贩运商，在黄胜关外若尔盖的打更沟送行交易。
回族商人在青藏高原的活跃，不仅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长期、广泛、紧密的经济联系，回族同青藏高原各族人民的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发展与巩固，仅从在青藏高原商贸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道堂同藏族的友好关系中，我们便可略窥一斑。
西道堂在其商队发展过程中，与当地各族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这一友谊是在长期和睦相处，互相信任，为藏区经济繁荣昌盛做出历史贡献的过程中凝结而成的。西道堂的牛马商队于清光绪二十年时已活跃在广袤草原上，足迹遍布甘青川，他们克服气候多变，人烟稀少，草莽迢迢，交通不便的重重困难，为藏区输送了民族特需品和工业产品，深受藏胞欢迎。西道堂商队在贸易中一贯恪守信用，不欺不骗，公平买卖，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赖，从中受益不浅。
商队如被风雪沼泽所阻或路遇不测被劫，藏族人民均予以热情帮助，排忧解难，或明查暗访，力争把被劫的东西找回来。经营中的薄利、赊欠、代销等方式和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也是建立民族亲密关系、联络感情的重要因素。如藏南十二头(包括甘青川边界辽阔的地区)，是西道堂商队经常来往的地带，这些地区各有头人的辖区，也有喇嘛的势力范围，情况错综复杂。如果在贸易上采取高抬货价，厚此薄彼，弄虚作假的欺骗手段，那就使你无立足之地，经营活动就要受到不可设想的制约或排挤。西道堂与格尔底喇嘛、赛赤喇嘛建立友好往来关系时，就非常注意这些问题，因而交情是根深蒂固的。远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西道堂就通过商队和四川阿坝土官建立了主人家关系。民国21年（1932）马明仁还亲自前往阿坝会晤了土官华尔功臣烈，商定了贸易合同和经营范围，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青海同德的兴萨班知达活佛，声誉很高，藏语称措恩布(管辖青海全境之意)，西道堂商队也通过互惠、平等的经营方式和他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西道堂的经商人员，不仅和藏区的牧民、部落头领发生友好关系，也与藏区各地的喇嘛、活佛建立了友好往来。民国34年(1945)第十世班掸额尔德尼活佛转世，在青海塔尔寺举行册封坐床仪式时，西道堂马明仁也被邀请前往参加庆祝典礼。夏河拉卜楞寺是藏传佛教六大丛林之一，西道堂和历代嘉木样活佛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在其第五、第六世转世继位时，西道堂都派代表前往拉卜楞寺参加庆典。

由于紧密的经济联系等原因，有不少回族在青藏高原各地——主要是城镇——定居下来，如上文所提及的甘肃的临潭旧城、夏河拉卜楞、青海的西宁、四川的松潘、阿坝等地，都成为典型的回藏等族交错杂居之地，就是远在四川甘孜的康定、云南的迪庆、西藏拉萨等地，也都有回族定居。回族与各地藏族人民共同生产生活，互相影响，互为依赖，共同开拓了广大高原农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