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字佛狸”[1]，《南齐书》亦作“字佛狸”[2]，南朝史籍中迳以佛狸称他的例子很多，兹不赘举。《魏书》卷三《太宗纪》泰常七年：“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3]但是今本《魏书》的《太宗纪》并非魏收旧文，宋人即已指出可能是以隋代魏澹的本子补入的。《隋书》说魏澹所撰魏史，“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魏澹自称“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4]

魏收《魏书》应当是不写拓跋焘的字的，魏澹的依据要么来自原拓跋集团的某种历史记忆，要么就是直接借鉴了江左史书，只不过改明显有贬辱色彩的狸为厘而已。南朝史书一方面说拓跋焘字佛狸，另一方面在各个用例中，不称焘而称佛狸，即称字不称名，表面上看，这与当时以称字为敬的习惯是有一点点牴牾的。

事实上这里所谓的“字”，并非华夏传统意义上的表字。北族本无取字之俗，“佛狸”、“佛厘”为字更是与“焘”毫不相关。正如姚薇元先生早就指出的，《宋书》和《南齐书》所记录的拓跋集团姓氏名字中所谓的字，其实都是他们的鲜卑本名。[5]因此，佛狸或佛厘并不是拓跋焘的字，而是他的鲜卑本名的汉文音译。

　　值得注意的是，《宋书》中有几处涉及这个名字时，也有作“佛狸伐”和“狸伐”的。卷九五《索虏传》记拓跋焘进兵瓜步，宋文帝“乘舆数幸石头及莫府山，观望形势，购能斩佛狸伐头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百斤”。[6]卷七四《臧质传》记臧质与围困盱眙的北魏众军（“虏众”）书曰：“示诏虏中诸士庶：狸伐见与书如别，尔等正朔之民，何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岂可不知转祸为福邪！今写台格如别书，自思之。”[7]

臧质的信还附有两份文件（即所谓“如别”），一是“台格”，指宋文帝所下的购募“能斩佛狸伐头者”的赏格；一是“狸伐见与书”，指太武帝给臧质的信，信中表示围攻盱眙的魏军其实并非鲜卑，而是丁零、胡、氐、羌，他不在乎这些军队的死活云云。

卷九五卷末的“史臣曰”，也提到“狸伐”：“至于狸伐纂伪，弥扇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8]臧质的信和《宋书》“史臣曰”的“狸伐”，应当都是佛狸伐的省略形式，如同檀石槐被省略成檀石一样。但是这种省略反而证明了“伐”字的存在。这就证明，拓跋焘鲜卑本名的全称应当是佛狸伐，佛狸与狸伐都是省称。《资治通鉴》载臧质信及台格条文，把佛狸伐和狸伐都改作“佛狸”，看来是不相信其全称为佛狸伐，也不相信佛狸和狸伐只是省称。[9]

　　从中古北族特别是鲜卑诸部政治名号的基本构造的角度来看，佛狸伐才是一个结构完整的名号，它包含了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佛狸是官号，伐是官称。

　　佛狸伐应当是太武帝在当皇帝以前的名号，这个名号中的伐（bäg）是官称，即使已经不是具体的官职，也必含有高贵、主人等意义，是通称意义上的官称。佛狸伐既然符合中古北族政治名号“官号加官称”的结构模式，那么行用时省略官称部分而只呼官号部分，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这也许可以解释《宋书》和《南齐书》在正式介绍拓跋焘的名、字时，要说“字佛狸”，而不说“字佛狸伐”。大概在北方，当拓跋焘继位之前，人们如果用鲜卑语称呼他，正式场合应当称佛狸（厘）伐，非正式场合称佛狸（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官号比官称更能代表一个人的Identity的原因。

刘宋君臣从零星的北方情报中得知拓跋焘被呼为佛狸和佛狸伐，所以反映在他们的文书中也就比较混乱。有趣的是，臧质会在信中把佛狸伐省称为狸伐（沈约在《宋书》的史论中亦循此例），说明他完全不理解佛狸伐一名的意义和结构，而是像理解华夏姓名那样但取后两个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怀疑魏澹书所谓“字佛厘”，是源自南朝史书[12]。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佛狸”或“佛厘”的语源（etymology）问题。胡三省说：“佛，音弼。”[13]根据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所拟的早期中古音，佛音but，与附、符等字的音值非常接近。[14]由此我们知道，“佛狸”或“佛厘”很可能对应的是阿尔泰语系的“狼”，即突厥语文献中的böri一词。böri见于阙特勤碑东面第12行和毗伽可汗碑北面第13行，两处都是形容骨咄禄初起兵时突厥士兵勇猛善战，böri teg，“如狼一样”。[15]克劳森（Sir Gerard Clauson）《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语源辞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收有böri一词。[1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Dīwā Luγāt at-Turk），收有一条突厥谚语“狼不吃邻居”，其中的名词“狼”就是böri（buriy）。[17]

第一个把鄂尔浑碑铭中的böri与中国史籍中的“附离”对应起来的学者，是法国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

其后美国学者卜弼德（Peter B. Boodberg）在他的《胡天汉月方诸》系列学术札记中，还对中国史籍中böri一词的各种音译作了系统的研究，

指出从匈奴、乌孙到突厥，böri一词曾被广泛使用，

因此böri不仅仅是一个突厥语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