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人的文化性格

但凡听过醴陵话的湖南人都有一种感受，醴陵人是湖南人的一个另类。历史上，醴陵虽为湖南的一个县，但醴陵话却不属于湘方言系统。如果从醴陵往东，到江西的萍乡，会发现那里的话和醴陵话有些相近，似乎醴陵人是“居湘地，说赣话”。但又不全是，后来很多醴陵青年南下广东打工，他们反映学广东话很容易，有些发音和醴陵话区别不大。
这另类的醴陵话后面暗藏着一段三百年的移民史。
元朝末年，因为频繁的战乱和流行的疫疠，醴陵仅留其二三百户，明朝初年，政府推出了“插标占地”的鼓励性移民政策。这意味着以地养生，靠天吃饭的农民，有了一次通过背井离乡获得土地的机遇。当然，机遇也意味着风险，对机遇的憧憬，终究战胜了对风险的种种担忧。江西的三十多个县，湖南的十多个州县，以及安徽，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湖北，四川等省的二十多个县的三万多移民，相继来醴陵安家落户。明朝末年，兵乱灾疫再次来临，醴陵人口锐减，清政府同样推出了移民政策，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省的五十余县大规模向醴陵移民。两次移民，使得醴陵99%的人口为客籍移民后裔。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操着不同的口音，揣着相似的梦想，聚到了山俊水曲的醴陵，带来了各地的新建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习俗，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他们取取长补短，吐故纳新，由冲突走向融合，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习俗和语言，以及开放包容的心境，求索创新的精神。在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中，醴陵的陶瓷和花炮两大传统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清光绪年间，醴陵人口达五十万，成为湖南少有的富庶之地。
移民的经历造就了醴陵人开放包容的心态。清末，西方宗教向内陆地区渗透发展时，以守旧闻名全国的湖南发生过多次排斥洋教的事情，醴陵却在1896年接纳了天主教堂。到民国初期，小小的县城就有三座教堂，而且东南西北四乡也建了不少教堂。在传统的儒释道之外，接受来自西方的宗教，除了西方文明强势进入的原因外，醴陵人的开放包容更是其主因。当新学开始冲击传统教育时，从甲午海战到宣统退位，醴陵先后办了50所新式学堂，既有小学，中学教育，也有职业教育，还有全省领先的女子教育，是湖南创建时间早，学校数量多的县。西方文化的登陆，向醴陵人展示了一个感性的近代，新式教育的兴盛，激发了醴陵人寻找西方文明的兴趣。
性格决定命运，却不一定能决定人的价值，决定人的价值的是文化……
身为醴陵人，今天才真正懂了点点醴陵人的文化——我爱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