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刘勰认为这是“文人相轻”,但通过细致考察可以发现,陈琳的辞赋既缺乏应有的历史文化精神作为内蕴支撑,又缺乏深厚的思想意蕴、高尚的价值取向和撼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只是空洞地铺陈事象、夸饰声貌,因而曹植的结论是符合事实的客观评价。
一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在论述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问题时说: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
据文中所述内容,则所谓曹植“深排孔璋”,是指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对陈琳的批评,其中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这里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刘勰认为这是“文人相轻”的主观论断。文人大都个性鲜明,在创作上各有优长,故往往以己之长,轻人之短,这既是一种客观现象,建安时期,随着文人创作团体的形成,其表现也格外明显,所以当时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曹植《与杨德祖书》中也说:“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看来邺下作家互相不服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这一点来看,刘勰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是根据陈琳辞赋创作情况所做的客观评价,还是因“文人相轻”而作的主观臆断,还值得深入探讨,因为曹植在《书》中明说“孔璋鹰扬于河朔”,将陈琳视为如鹰飞高空,具有超越侪辈之才的作家,评价相当高,并没有轻视他,因此,曹植的论断必有客观事实作为依据。
对于刘勰的说法,后世颇有不同的意见,如张亚新在《曹植文学思想概说》中说:“曹植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陈琳长于章表而短于辞赋,这在当时已有公论,曹丕在《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中均曾指出,因‘事难兼善’,这本不足怪,但他却要自吹自擂,甚至曲解别人的批评意见,这就不像话了。曹植勇于提出批评,精神可嘉,刘勰认为是‘深排孔璋’、‘崇己抑人’(《文心雕龙•知音》),实难苟同。”意即“陈琳长于章表而短于辞赋”,曹植指出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又如孔德明在《陈琳“不闲于辞赋”论考辨》中说:“陈琳本身所具有的法家素养,决定了其长于笔而拙于文;又因其文章受法家辞气的影响,造成了其文章刚健有余而弘润不足,更乏丽辞雅义。而他缺失的这些又正是造作辞赋不可或缺的,因此说他不闲于辞赋并不为过。”认为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是因为陈琳赋弘润不足,缺乏丽辞雅义,因而曹植的评价是公正的。真相到底如何,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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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在论述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问题时说:
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
据文中所述内容,则所谓曹植“深排孔璋”,是指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对陈琳的批评,其中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这里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刘勰认为这是“文人相轻”的主观论断。文人大都个性鲜明,在创作上各有优长,故往往以己之长,轻人之短,这既是一种客观现象,建安时期,随着文人创作团体的形成,其表现也格外明显,所以当时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提出这个问题,如曹丕《典论•论文》中说:“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曹植《与杨德祖书》中也说:“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看来邺下作家互相不服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这一点来看,刘勰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但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是根据陈琳辞赋创作情况所做的客观评价,还是因“文人相轻”而作的主观臆断,还值得深入探讨,因为曹植在《书》中明说“孔璋鹰扬于河朔”,将陈琳视为如鹰飞高空,具有超越侪辈之才的作家,评价相当高,并没有轻视他,因此,曹植的论断必有客观事实作为依据。
对于刘勰的说法,后世颇有不同的意见,如张亚新在《曹植文学思想概说》中说:“曹植说‘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陈琳长于章表而短于辞赋,这在当时已有公论,曹丕在《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中均曾指出,因‘事难兼善’,这本不足怪,但他却要自吹自擂,甚至曲解别人的批评意见,这就不像话了。曹植勇于提出批评,精神可嘉,刘勰认为是‘深排孔璋’、‘崇己抑人’(《文心雕龙•知音》),实难苟同。”意即“陈琳长于章表而短于辞赋”,曹植指出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又如孔德明在《陈琳“不闲于辞赋”论考辨》中说:“陈琳本身所具有的法家素养,决定了其长于笔而拙于文;又因其文章受法家辞气的影响,造成了其文章刚健有余而弘润不足,更乏丽辞雅义。而他缺失的这些又正是造作辞赋不可或缺的,因此说他不闲于辞赋并不为过。”认为曹植说陈琳“不闲于辞赋”,是因为陈琳赋弘润不足,缺乏丽辞雅义,因而曹植的评价是公正的。真相到底如何,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