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3）【爱新觉罗·福临卷】
第七章 全线胜利
前面一章穿插了一下顺治的家庭恩怨，我们再把目光投回到西南战场。
在新会打败李定国之后，洪承畴打算再接再厉，继续扩大战果。他调兵遣将，展开“两粤联合围剿”行动，希望一举将敌人赶出两广。
此时，李定国的日子已经相当难过。一面有清军围追堵截，一面还有自己人拖后腿。
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再一次收到了永历的求救信。与之前不同，这次的写信的原材料比较特别，鲜血。
是不是永历本人的血，不能确定，但李定国已经明显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当即表示，一定铲除逆贼，替天行道。
经过充分准备，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国率军向龙安进发。
得知消息，孙可望慌了神，因为自己身在湖南，鞭长莫及。于是他立刻下令白文选，赶紧把永历送到云南去。
不过，一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孙可望，群众基础并不怎么好，致使他的命令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关键时刻，白文选采取了“下级敷衍上级”惯用的手段，拖延。他表面上积极准备，私底下想尽办法拖延时间，目的在于等待李定国。
好在李定国也没有让他等太久，因为沿途的其他将领似乎也被白文选传染，纷纷敷衍了事，放弃抵抗。
李定国轻而易举到达龙安，与永历顺利接头。
相见之后，君臣二人抱头痛哭，忆往昔峥嵘岁月，历数孙可望的种种罪行。
短暂的儿女情长过后，大家一致认为，此地不宜久留。不过，至于下一步去哪，满朝文武没有太好的想法。
两广肯定不能再回，李定国自己在那边都朝不保夕，再带“皇帝”过去，等于送羊入虎口。
湖南有孙可望主力，肯定也去不得。
四川有清军吴三桂部，也不靠谱。
最后，李定国说：“孙贼不是想送陛下去昆明吗？好，我们就去那里！”
当时永历和大臣们就惊呆了，嘴上没说，心里嘀咕：您这是来护驾的吗？分明带我们去送死。
然而，李定国态度坚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尽力而为吧，目前有点慢，也应该会有快的时候。不过，一开始，话不应该说的太满，这倒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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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来讲，虽然孙可望此战损失惨重，但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毕竟家底没有输光。不过，很可惜，人们向来有个习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逃得过战场的危难，却逃不过人性的险恶。一路上，各地的将领都不肯接纳他。
当然，孙可望并没有气馁。他一路向南，直奔长沙。
秋豆麻袋（稍等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长沙好像还不在他的势力范围吧？
没错，的确不在。长沙，目前是大清“五省总督”的前线指挥部。因此，他此去只有一个目的，拜见洪承畴大人。
不用说，大家也应该猜到，他要去向清廷投降。
这样的结果，确实让人大跌眼镜。混迹江湖多年的孙可望怎么会突然如此脆弱，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总而言之，有点不太科学。
可能也有人会问，一个丧家之犬，还有利用的价值吗？
当然有。
毕竟他熟悉西南地区的情况，而且还有一定的声望，对大清统一事业，还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因此，朝廷对他的接待标准也不算低。不仅在长沙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还将其送回北京觐见顺治。
据说孙可望抵达北京当天，好几个亲王带领文武群臣出城迎接。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最后顺治也够意思，直接封他为“义王”。我们一直说，有清一代，总共只封了五个汉人王，他就是最后一个。
不过，从封号上来讲，顺治内心应该对他不怎么待见。因为谁都知道孙可望是起义军出身，首先就背叛了大明朝廷，肯定不够忠君；后来为了利益，又跟李定国、刘文秀这帮“兄弟”决裂，是为不义；现在又因为再次造反，才被打成光杆司令。如此不忠不义之人，还封为“义王”，明显有点恶心他的意思。
然而，孙可望并不在乎，也没资格在乎。他也明白，以自己现在的条件，能得到这样的封赏，绝对属于高配。
于是，他投桃报李，将所掌握的西南地形图以及布防情况，一股脑儿献给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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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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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李定国终于想起来该干点正事了。
他赶紧派出白文选、冯双礼等人，阻击各路清军，并积极筹备，打算亲自出征，收复贵阳。
然而，场上留给永历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早在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二月，也就是洪承畴刚开始发动进攻的同时，朝廷又任命信郡王爱新觉罗·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赶往前线增援。
名为增援，实则让他接过洪承畴的指挥权。
或许有人奇怪，洪承畴明明干得挺好，也没有对前明势力心慈手软，为啥要临阵换帅呢？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里，姚启圣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理解的比较到位，回答也简单干脆，满汉有别。
有这种能建功立业、甚至载入史册的机会，肯定要留给满人的。更何况，多尼也并非一般的满人。在早些时候，他的爵位还是豫亲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知道，“豫亲王”原本属于多铎。之所以多尼能得到这个爵位，除了个人奋斗之外，当然主要还靠继承，因为他是多铎的二儿子。
铁帽子王，世袭罔替，不用降档。
那为啥现在又变成了低配的信郡王呢？
因为前面我们刚提过一个重大事件，清算多尔衮。作为多铎的儿子，很明显，他肯定难免受到牵连。
任命在二月就已经下达，可直到九月，多尼才赶到贵州。当然，也不能怪他。毕竟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更何况，他还带着增援大军和辎重。走得慢点儿，也很正常。
洪承畴也比较明事理，知道多尼要来，会师之后，便再没有什么大动作。一方面耐心等待多尼，另一方面稳固胜利果实。
据说为了拖住李定国，在此期间，洪承畴还给对方写了好几封信，对其大加赞赏。当然，李定国没有回复，不知其心里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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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尼赶到贵州，却没有进驻贵阳，而选择停留在平越（今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颇有深意。
如果他直接去贵阳，给外界的感觉就像奉旨跟洪承畴汇合，或者说报到。虽然对于谁是领导的问题，大家心知肚明，但场面上不好看。因此，他不再往前走，明显就等着让洪承畴来拜见，一来摆一摆“亲王”的架子，二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果然，接到平越会议的通知，洪承畴明白事理，立刻从贵阳出发，前往参加。其他人更不敢怠慢，吴三桂从遵义，赵布泰从都匀（今都匀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分别赶来参会。
会议的结果非常简单，其实早在多尼来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大军兵分三路，全面进取云南。
一切照旧，除了中路军更换了总指挥。
洪承畴和罗讬被留在贵阳，重新分配工作—督办粮饷，从台前转到幕后。
当然，也不要小看后勤工作。正如我党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包括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保障有力”也十分重要。
古代战争中，更加如此。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其实就是打粮饷、拼国力。
只不过，重要和功劳，从来不画等号。
尤其史书，只会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某某取得某场胜利，绝对不会补充说明某某某为其筹措粮饷居功至伟。除非失败的时候，才可能会把责任推卸给保障部门，留下一条不怎么光彩的记录。
不管怎么说，在这里，都需要为洪承畴正名，他对大清统一事业，可以说贡献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