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相对基督教，更东方化。欧化程度没有那深。大体上二者都受到犹太教的启示与希腊化的影响。
基督教的祭司大权从世俗王权里独立出来，而伊斯兰教讲求蒸饺合一。一般而言伊斯兰教没有凯撒和教皇的矛盾。而耶稣就说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穆罕默德是安拉在人间的使者，耶稣本身是上帝的一个面相。穆罕默德这种形式，确有东方风格。佛陀也就是伟大的导师，孔子，伟大的导师。蒙古信仰长生天时，把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看作是长生天派往人间的使者，代替长生天发号施令。黄金家族大汗的地位曾经形同穆罕默德与四大哈里发。东方人喜欢让教权附在王权上发挥作用。而不是跳出来与王权分庭抗礼。对祭司的权威没有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耶稣出自手工业者家庭，穆罕默德是贸易商，穆斯林对流通领域的兴趣胜于实业；旧约和新约为结集之作，有历史的厚重感，古兰经号称天启之作，具有空降兵的特性，完成于穆罕默德一代。当伊斯兰横空出世时，他具有宗教政权和地缘政治的双重革命性。
希腊化也并不是基督教日耳曼的原生文明，他们也是舶来的。而贝都因人的伊斯兰一度占据对欧洲文明的优势， 为何几乎丢个一干二净呢？
伊斯兰世界曾经比西方文明的多，至少尼采米亚大学（1067）先于博洛尼亚大学（1088），现在沙特有可能是世界上基建最豪华的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在形式创新上已经不领先了。建筑落成后，倾向用铭文记下赞助者，貌似伊斯兰世界也走在欧洲之先，发生在中古的塞尔柱时期，苏丹和帝国高层赞助清真寺。这是文教和人权上的体现。
8世纪，绿色文明征服安达卢西亚，西进法兰克，受阻于普瓦提埃战役。后来，西班牙托莱多和西西里又成为倒灌文明的据点。大航海，最初是南欧，然后才是南欧以北的西欧。欧洲得到了阿拉伯遗产的指引。不然多瑙河河谷出来的西哥特人本身没有航海的天份。港督戴维斯说过：“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倾向于有一种笨头笨脑的偏执以及东方人的懒惰。”19世纪西班牙早已衰弱，所以英国人觉得西班牙人劣等，但他敏锐的察觉到西班牙民族性格中的阿拉伯元素。在阿拉伯繁荣之时，带动了贸易网络周边的国家繁荣，三佛齐通过对马六甲的船只征税而富国，柬埔寨吴哥王朝控制湄公河下游即控制中南半岛到印度洋的出海口，同样沾了穆斯林的光。后来，伊比利亚东进，填补阿拉伯帝国的真空，成为欧洲第一代日不落帝国，不觉得日不落帝国本身就是一个很东方化的形容么？太阳从东边升起，所以日本、埃及、叙利亚等，有太阳神信仰。太阳从西边落下—欧罗巴。在16世纪西班牙帝国崛起时，把伊斯兰变成世界性文明的贝都因人已经没戏看了。后来打着绿色旗帜的已经是奴隶将军突厥人和绿化的蒙古人，一个是奴隶翻身做主人，一个是征服者被同化。蒙古信一神教最早也不是伊斯兰，而是景教，作为黄金家族外戚克烈部的信仰，蒙古接受伊斯兰也不奇怪。在塞尔柱的伊斯兰世界，政经文中心从巴格达和大马士革，东移到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伊朗的内沙布尔、伊斯法罕、雷伊等地。
蒙古对西欧基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顶多威慑了一阵，1235拔都西征时一度冲到亚得里亚海岸，对罗马教皇安全构成威胁。更多的是利用，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1250路易九世在曼苏拉城战败被俘，只好用刚到手的达米埃塔港赎身，法军退回塞浦路斯岛。路易九世不甘心，遣方济各会修士赴蒙古。同样想搞远交近攻的是时任教皇英诺森四世，路易九世针对伊斯兰世界，十字军东进，蒙军西进。英诺森四世则试图结连金帐汗国，平定德皇腓特烈二世。总之，蒙古没有触及西欧的切身利益。反而被一些势力认为是友邦。旭烈兀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和元配脱古思可敦都是景教徒，1258屠城巴格达时，保护了基督徒。
蒙古冲击是真正的转折。不仅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轨道，也改变了伊斯兰的轨道。当时世界上没有民族能够阻挡蒙古的锋芒。南宋还是比较晚沦陷的。并且蒙古在灭宋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是最大的。死了一位大汗。
说下，修长城并不是积弱的表现，罗马也在英格兰北部修了哈德良长城、在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修了日耳曼古长城。808年丹麦维京时代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修筑了线型防御工事。当时丹麦也不弱。因此，山西岢岚宋长城本身并不可耻。宋在晋北修长城，唐在晋中修长城，唐朝号称没有修过持久防御意义上的长城，但宋修了也很正常，为什么不可以一直用下去。没有民族能够抵挡蒙古。对吧。真正的长城是北方的游牧国家。辽是北宋和金之间的屏障，金是北宋和蒙古之间的屏障。但南北宋都采取了远交近攻，联金灭辽，北宋被金灭；联蒙灭金，南宋被蒙灭。
蒙古冲击，使得阿拉伯人的绿色文明、汉人的中华文明改道，包括打断了俄罗斯的欧化。阿拉伯帝国、宋，都在往海洋文明前进的路上。蒙古一来，他们都完了。15世纪，继承了阿拉伯优点的伊比利亚人上路。开始大航海。欧洲人开始把脉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