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连夺金狮奖与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领一时风骚之作，《水形物语》（The Shape of Water，2017）是一个“爱如潮水”的故事，是中外观众都熟悉的美人鱼故事的翻版或者变形，从主旨上分析，可以归位到迪斯尼最拿手的“美女与野兽”类型。该片在威尼斯夺得金狮奖，源于其美学与灵感；在3月夺得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并不是依靠政治正确──比它更正确的《逃出绝命镇》（Get Out，2017）和《三块广告牌》（Three BillboardsOutside Ebbing, Missouri，2017）都没有得大奖；也不是因为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体现──这一点在历史片《至暗时刻》（Darkest Hour，2017）中要体现得更明显。真正让它感染观众，打动挑剔的评委的是其巧妙而富有层次感的补偿法则：有心理分析上的缺失，身体与生理上的缺陷，该片在这两者上都设计了相应的情节、结构和感情上的补偿；也有导演跳出故事之外的情怀补偿机制，比如对经典电影和戏剧的怀旧。受众在不断得到弥补的剧情演进和心理期待中获得满足，看看《水形物语》美好而浪漫的结局就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满足”，这是其他几个奥斯卡提名电影都没有的。这种补偿法则区别于廉价的大团圆（happy ending），也拒绝走高冷、抽象、戛然而止抑或是悲剧性的“丧钟长鸣”式艺术路线，它是一种游离、摇摆与平衡，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有种种讨巧和取悦。它不会成就划时代或者颠覆性的意义，但却精致而流畅，乃至可成为经典。然而，就像拉康的精神分析所写的：缺失之后的补偿都是虚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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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形物语》里面有很明显的缺憾（losses，这和下面的缺失/lack不一样），女主人公艾丽莎是哑巴，而男水怪则是半人半鱼的怪异生物，形成了“失语”和“失形”的对应。这种表面的、生理层次的相似当然是促成艾丽莎与水怪相互接近的因素之一，然而最根本的是这两个人（观众肯定都会认同水怪的内心深处和人类一样）心理和情感上的缺失。缺失（法语Manque，英文lack）是法国哲学家拉康对心理分析体系的重要贡献之一。他将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中亚西比德与苏格拉底的情人关系理解为精神分析中的患者与医者，互为因果。拉康认为爱生成于缺乏和丰富之间，是一种被体验为缺乏的欲念：“Love can，in effect，onlybe articulated around lack，owing to the fact that lovecan but lack what it desires”[1]。缺失永远是和欲望（desire）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缺失并不是指向某种实质，或者物质，而是最根本的生命实存（being）[2]。它不是指有形的缺憾，也不是无形的失落，而是一种内在的缺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展开，也是移情（transference）辩证法的重要体现。
电影不是枯燥的理论，更不需要牵强的学术附会。我们不深入讨论拉康对缺失三层艰深的分析[3]，暂把焦点放在艾丽莎、水怪和他们两者的关系上。艾丽莎从小是孤儿，被遗弃在水边，脖子上三条刺眼的伤疤是婴儿时被虐的印记，刚出场的时候对着镜子凝视自己和那三道疤痕，她不能言语，身世凄惨，几乎没有朋友，喜欢镜像式的呈现自我，这就是现实中的艾丽莎，太符合拉康的缺失的形象了，所以她渴望爱，渴望身心的释放。而水怪是另一个缺失的主体，他独行，两栖，半人半鱼，身上被片中大反派理查德大校的电棍打得遍体鳞伤，水是他的生命力，也是他反观自己的媒介。艾丽莎和水怪就像镜像中的两面，互相对应，产生微妙的主体间情感，主体间性通过移情作用得到发掘、承认和升华。最关键的是，拉康所言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Man’s desire is the desire of the Other）[4]中的两个层次──欲望是对大他者的认知，欲望也是大他者所缺失──都在这里得到体现。也就是说，艾丽莎与水怪是互为主客体的缺失与欲望的对象，互为他者（other），而他俩的主体间性和移情的基础就是对爱，或者真实美好，这个大他者（Other）的向往和追求。心理分析理论认为这个缺失是不可能完美的，真实（Real）也遥不可及，只是《水形物语》折中了一下，让其有所补偿。
艾丽莎和水怪内在而长期的缺失让彼此渴望，在情感上的补偿就是遇见，然后被承认。艾丽莎随后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感情：“我是什么？我张开嘴，像他一样；我说不了话，他也一样。那又如何？现在的我，和我过去所经历的，把我推向了他。”在这个动人和根本的关系之上，剧情也刻意安排了虚假形式的补偿（false redemption），或补救，加深了情节上和心理上的丰富程度。对军方代表理查德大校而言，补偿的过程是迷信“科学化”的治疗，类似拉康和弗洛伊德都注重的心理分析治疗[5]。然而巴尔的摩的实验室并没有能洞悉水怪的习性，也不可能把这个怪物所缺失的人性激发出来；而理查德对艾丽莎看似理性的色诱，也没能让哑女焕发青春。最讽刺的是，理查德在办公室手捧《积极思考出奇效》（The Power ofPositive Thinking）一书，他所代表的投机的、目的性的科学在此完全失灵。他讽刺俄裔科学家霍夫斯泰特愚蠢，“爱上他们的玩物（实验对象）”，然而恰恰是这种热爱，以及背后的缺失与补偿原理，才是电影中拯救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