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璞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859572/answer/7534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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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霄兄认为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
这一段，是海瑞和张居正的改革对着干。但是我则认为刚刚相反。因为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把田赋和丁差均平化和货币化，以减少可怕劳役对生产造成的伤害。
而复屯盐本色，跟一条鞭法完全没关系啊……一条鞭法是针对的民户，而屯是针对的军户，盐针对的是盐户，是三个不同的改革方向。
我在另一个答案里刚好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何评价最近共识网刊载的秦晖和刘仲敬的对谈？ - 邓璞的回答
叶淇盐法改革以后，开中法制度被破坏，明朝除了划拨一部分军粮以外，主要采用的是收取盐课白银发到边镇，边镇再自己用白银采购粮食物资的办法。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流入，盐课税额百年不变，而粮价100年涨了几倍……这样就出现了边储日坏的问题。
而且，大量白银流入边关，当地缺乏的却是实物，所以导致了边关更加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使得边关米价等远远高于内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给边军多少粮饷，他们一定是生活困苦，三餐不继，这是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张居正从内地能搜刮到多少税收，永远解决不了边关的战斗力下降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要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强化到边镇的物资输送，而不是单纯的砸钱，这就是海瑞提出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个问题就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
1，盐商，习惯了躺着赚钱的盐商，已经不可能再愿意做运粮这种事情了。恢复开中法，就等于和盐商宣战，等于和他们每年上百万两的游说资金宣战。而且张居正的重要助手，张四维，他就出身在一个以盐业为根基的家庭，他的舅父王崇古和领路人杨博，也是同样的出身，而且王崇古和杨博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之交还是掌握山西边军的绝对重臣。
2，军将，白银更方便贪污，这个自然不用提了。白银做军饷，在明朝灭亡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看一段明史里的著名“笑话”，当然这个是笑话纯粹是因为写史的人屁股歪得一塌糊涂。
庄烈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祯元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这一段出自《明史-奸臣传》里面关于周延儒的一段，周延儒认为山海关的兵有领到米（山海关靠海，运输很方便，还是囤积了大量军需的基地），断然不至于因为临时缺点钱就大规模哗变。而金庸先生尤其喜欢引用这一段，以此来证明袁崇焕先生的伟大，并把周延儒和崇祯彻底丑化为丑角。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但是实际上，周延儒说的有错么？金庸先生引述的时候，卡掉了周延儒说当兵的不缺吃的这一段，搞得好像大明朝廷什么都没发一样，当兵要罗雀掘鼠了。
实际上，对明史有了解的人，读过原文以后，都会认为周延儒说得对，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缺饷导致的兵变，也根本不是由下而上的兵变，而是边军大将们为了向朝廷勒索白银而搞出来的！！！
对于盐商和边将来说，白银就是命根子，而被他们收买的文臣也会为他们保卫这个命根子。
所谓张居正不敢用海瑞，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改革只是裱糊匠，糊弄一个几年内看起来光鲜的门面，真要解决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胆子做的。
张居正秉国十年，他完成了从张璁桂萼开始一条鞭法全国推广，但是这个制度在财政上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氵曹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氵曹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
在财政上 最主要的成就是啥？是减少养马，让被强制养马的民户交现金来代役，把以前买马的银子还有民户交的钱凑一起，找蒙古人买马……这样马价格低廉质量又好，所以太仆寺省出来四百多万盈余而已。
而在这之前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蒙古人的马又便宜又好?
因为在打仗……隆庆四年，高拱主持之下和俺答达成了和议，双方开放互市，之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成果就是依赖于这次和议的成果，或者说其实就是高拱在隆庆后期政策的自然延续而已。
1，西北和平了，可以解除战备，减少开支。
2，开始互市，每年可以盈余几十万的马价银作为朝廷的储备金。
他没有对任何利益集团宣战的勇气，更不要说盐商和边将这样的庞然大物，他自然不可能去用愿意真正改革的海瑞了。
而大明朝终于还是亡了，就亡在了海瑞说的屯盐本色之上。
有足够勇气和足够眼光的人，在这样的时代，总是悲哀的，他们能看透一切，却始终陷在这个泥泞里，挣扎、挣扎，直到自己再也精疲力尽，呼吸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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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霄兄认为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
这一段，是海瑞和张居正的改革对着干。但是我则认为刚刚相反。因为一条鞭法的核心就是均田赋丁差以苏困敝，把田赋和丁差均平化和货币化，以减少可怕劳役对生产造成的伤害。
而复屯盐本色，跟一条鞭法完全没关系啊……一条鞭法是针对的民户，而屯是针对的军户，盐针对的是盐户，是三个不同的改革方向。
我在另一个答案里刚好讨论过这个问题
如何评价最近共识网刊载的秦晖和刘仲敬的对谈？ - 邓璞的回答
叶淇盐法改革以后，开中法制度被破坏，明朝除了划拨一部分军粮以外，主要采用的是收取盐课白银发到边镇，边镇再自己用白银采购粮食物资的办法。
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白银流入，盐课税额百年不变，而粮价100年涨了几倍……这样就出现了边储日坏的问题。
而且，大量白银流入边关，当地缺乏的却是实物，所以导致了边关更加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使得边关米价等远远高于内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给边军多少粮饷，他们一定是生活困苦，三餐不继，这是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张居正从内地能搜刮到多少税收，永远解决不了边关的战斗力下降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要解决问题，需要的是强化到边镇的物资输送，而不是单纯的砸钱，这就是海瑞提出复屯盐本色以裕边储的根本原因。
但是这个问题就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
1，盐商，习惯了躺着赚钱的盐商，已经不可能再愿意做运粮这种事情了。恢复开中法，就等于和盐商宣战，等于和他们每年上百万两的游说资金宣战。而且张居正的重要助手，张四维，他就出身在一个以盐业为根基的家庭，他的舅父王崇古和领路人杨博，也是同样的出身，而且王崇古和杨博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之交还是掌握山西边军的绝对重臣。
2，军将，白银更方便贪污，这个自然不用提了。白银做军饷，在明朝灭亡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看一段明史里的著名“笑话”，当然这个是笑话纯粹是因为写史的人屁股歪得一塌糊涂。
庄烈庄烈帝即位，召为礼部右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祯元年冬，锦州兵哗，督师袁崇焕请给饷。帝御文华殿，召问诸大臣，皆请发内帑。延儒揣帝意，独进曰：“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当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说，由此属意延儒。这一段出自《明史-奸臣传》里面关于周延儒的一段，周延儒认为山海关的兵有领到米（山海关靠海，运输很方便，还是囤积了大量军需的基地），断然不至于因为临时缺点钱就大规模哗变。而金庸先生尤其喜欢引用这一段，以此来证明袁崇焕先生的伟大，并把周延儒和崇祯彻底丑化为丑角。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但是实际上，周延儒说的有错么？金庸先生引述的时候，卡掉了周延儒说当兵的不缺吃的这一段，搞得好像大明朝廷什么都没发一样，当兵要罗雀掘鼠了。
实际上，对明史有了解的人，读过原文以后，都会认为周延儒说得对，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缺饷导致的兵变，也根本不是由下而上的兵变，而是边军大将们为了向朝廷勒索白银而搞出来的！！！
对于盐商和边将来说，白银就是命根子，而被他们收买的文臣也会为他们保卫这个命根子。
所谓张居正不敢用海瑞，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的改革只是裱糊匠，糊弄一个几年内看起来光鲜的门面，真要解决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胆子做的。
张居正秉国十年，他完成了从张璁桂萼开始一条鞭法全国推广，但是这个制度在财政上的效果？其实并不明显。
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国公沐朝弼数犯法，当逮，朝议难之。居正擢用其子，驰使缚之，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锢之南京。氵曹河通，居正以岁赋逾春，发水横溢，非决则涸，乃采氵曹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毕发，少罹水患。行之久，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
在财政上 最主要的成就是啥？是减少养马，让被强制养马的民户交现金来代役，把以前买马的银子还有民户交的钱凑一起，找蒙古人买马……这样马价格低廉质量又好，所以太仆寺省出来四百多万盈余而已。
而在这之前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蒙古人的马又便宜又好?
因为在打仗……隆庆四年，高拱主持之下和俺答达成了和议，双方开放互市，之后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成果就是依赖于这次和议的成果，或者说其实就是高拱在隆庆后期政策的自然延续而已。
1，西北和平了，可以解除战备，减少开支。
2，开始互市，每年可以盈余几十万的马价银作为朝廷的储备金。
他没有对任何利益集团宣战的勇气，更不要说盐商和边将这样的庞然大物，他自然不可能去用愿意真正改革的海瑞了。
而大明朝终于还是亡了，就亡在了海瑞说的屯盐本色之上。
有足够勇气和足够眼光的人，在这样的时代，总是悲哀的，他们能看透一切，却始终陷在这个泥泞里，挣扎、挣扎，直到自己再也精疲力尽，呼吸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