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为人大副委员长后，有关部门要为她换汽车，她坚持不换。有人说，你外事活动多，没有红旗轿车不方便。她说：“没有红旗轿车一样做工作。我是邓颖超，坐任何一种汽车上去接外宾，他们会不让我进？”

1987年，出版社想出版一本反映长征女战士的书，准备写邓颖超一篇。邓颖超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她不算红军。她说，长征时她患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上照顾她，把她安排在休养连，配了担架和马匹，一路是靠同志们的帮助跟过来的。她严肃地说：“长征中我实际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给电台写信说明自己是“八互”的提出者，不是总理。
就是喜欢这样低调又傲娇的你。

照相时旁边的工作人员几次要两边的记者用手挽住邓大姐，以示亲切之状。不料邓大姐把两记者的手轻轻推开，低声说：“这样照相不好看，还是双手下垂站直才好哩。”后来记者描述这一细节时写道：“显然，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她也不愿受人摆布。”
就是这么有个性

睿智、博大的领导风范

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二次会议开幕，允许香港记者参加。这是首次让香港记者参与两会的报道，大家都很兴奋。不过大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邓颖超身上。自从第一次见到邓颖超以后，几位女记者好像着了迷，多次要求对她进行采访，被有关部门拒绝。故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对邓颖超的一言一语非常注意。就在上午会议结束时，委员们已准备离席，邓颖超突然说：
　　我还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已压在心里一年多了。去年我当选了政协主席，以我的年龄来说，本应退休了，我曾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但没有批准。大家选举我当政协主席，我只好服从。但按我的年龄、体力、精力和能力，实在是“实不符名”。我这个政协主席没能尽好责任，感觉到内心经常不安。去年开大会，正碰上我身体“零件”有些问题，小组会一个也没参加。今年呢，我力争参加些小组会，但小组有四十多个，我不能都参加。因此我想向大家说明，我很惭愧，也很抱歉，请你们谅解。
　　这段话更出乎香港记者的意外。他们说：“中国领导层很少有人在大会上如此坦白诚恳地吐露心声的，也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名实不符的。”“邓大姐以她特有的风格，使严肃的大会变得坦诚亲切，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大爱

附上婚姻法起草时小超给中央的信。

邓颖超讲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随着革命的胜利，特别是夺取大中城市后，很多城市女学生参加了革命工作，她们一般文化较高，年纪又轻。一些男干部看不起战争时期结婚的比较土气的妻子和家在农村的妻子，因此提出离婚。他们的妻子不同意，纷纷向妇联申诉。因此，很多人对《婚姻法》上有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这一条持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婚姻法》中包括了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便将给那些“当代陈世美”随意抛弃妻子、另结新欢大开方便之门。

邓颖超认为，干部队伍中有意抛弃妻子的男干部只占极少数，在几亿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她看到的是几亿农村和城市妇女群众，她们大多数饱受封建婚姻的束缚。如果在婚姻条例中不写上一方坚持要离就可以离的条款，这就堵塞了广大农村和城市的妇女群众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道路。各地各级政府法院积压的婚姻案件及发生自杀惨剧的，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婚造成的。中央妇委考虑婚姻条例的每条内容，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邓颖超一贯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了也没有意义。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像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离婚不加条件，现在好像不太适用了，因为那时没有财产分割的问题。

近来偶读到小超曾对来访的人说，长征到达陕北后，总理提议说：“你的病倘到北平去养几个月，一定会完全好。 ”因此她化名李之凡太太到北平养病。可胡杏芬明确说太太差不多已经快健复了。医生破例允许她下山玩也是有利的证明。
当时的严峻形式，潜入北平养病，要费多少周折，通常是病情危重，万不得已。这里我嗅出了浓浓的狗粮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