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非凡的艺术，才可能看透历史的喧嚷和尘垢，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魅力，激起朝圣者的热情，即使它们距离我们年代久远，但是只要想起便会令人怦然心动……
　　——摘自题记
　　丁二兵先生离我们而去已十二年了，每每见到他的书画作品，常常思绪万千……
　　偶尔从朋友那里看到了先生早年的一幅人物画《任重道远》，题识“一九七三年秋二兵画”。仔细观瞻，思潮澎湃。二兵先生一生涉猎山水、花鸟绘画题材多达一百多种，独人物画罕见。1951年在武威军分区任政工科干事时，曾与同在西北军区任宣传员的黄胄相识、相交。青年的黄胄作画从速写入手，注重师造化，善于把握生活气息，他注重作品的神采气势，也注意笔墨的交融匹配，创作了一大批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生动、视觉构图厚实的艺术作品，其奔放泼辣的画风和用浓墨重彩勾画作品所取得的成就是当时文艺工作者遵循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文艺创作方向颇具代表意义的成功例子。
　　从该幅画作来看，二兵先生的人物画分明受到了黄胄的影响，作品中明显呈现出那个时代的烙印：三个热血青年，骑着骆驼，穿着毡靴，戴着棉帽，扛着标杆向沙漠腹地走去......
　　是去测绘？抑或是去治沙？两男一女，神态各异，坚毅的目光充满了乐观主义豪情。装水的葫芦、稳健的骆驼、顽强的梭梭、起伏的沙丘、无不表现出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域特色。此幅作品，画面上人物、骆驼造型基本写实，未作较大的夸张，但又非拘泥皮相，谨毛失貌，而是粗略计算后遂放胆写去，俊逸中透出粗犷、大气；放达中却不忽略关节部位，凡形象神情、细小道具均着意处理。载人行进的骆驼，阔笔写就的沙丘，一实一虚，虚实相生，松紧得宜，使得浩瀚的空间结构和人畜的艰难跋涉跃然纸上。观之，先生在那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似乎在突破明清人物画中大量形式化、概念化、观赏样式相对纯粹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对人物画作大胆的尝试。看似全无顾忌，实则全在经营之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返还原籍甘肃省武威市羊下坝镇丁家湾村，村落毗邻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七架沙滩”，在那里先生蛰伏乡野十余年。几多凄楚！几多坎坷！几多落寞！1972年，在文化届友人的帮助下，先生才摆脱困顿，才开始从事工艺美术设计。人生路途的崎岖，物质生活的困窘，并没有消减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在那个时代，黄胄及二兵先生和他们的同代人自觉、认真、真诚地走了一条向工农群众学习，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艺术生活与创作道路，可以说，离开了生活，离开了民众，也就没有了他们艺术作品的创作载体和灵魂支柱。虽然由于时代等因素，先生对人物画的探索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但今天看来，二兵先生创作的新人物画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当不言而喻......
　　先生的一生是寂寞的一生！先生的艺术是辉煌的艺术！寂寞的人生与辉煌的艺术形成的巨大反差，在其离世之后从他的背影里折射出一道道逆光，这道逆光照亮了许多人的眼......逆光照到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孙克眼里，孙克万分感叹“仅以中国画界论，上世纪80年代后，陆续发现之杰出人物如陈子庄、黄秋园、黄叶村等大家，莫不个性耿介、思想深邃、境界高超、画艺精湛，一旦彰显于世，即令画界倾倒而复深思......如今我们又知道了甘肃的丁二兵先生”；逆光照到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著名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眼里，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中定评：“以简笔花鸟言志寄怀，笔路方刚雄悍一如其人，山水亦劲健，不因西北黄沙所没”；逆光照到了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晓凌的眼睛里，张晓凌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的“天马腾云.戈翁写逸”丁二兵书画展开幕式上感慨道：“在八十年代发现黄秋园先生，九十年代发现刘知白先生以后，我们在今天又发现了丁二兵先生，这对中国美术界来讲是一个荣幸，没有让大师长期流落民间”；逆光也照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大箴的眼里，邵大箴叹声连连：“奇才，奇才！......丁二兵的艺术才能和智慧,受当时客观环境的影响,没有充分发挥,但在最后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杰出成就依然是光芒四射的,这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画史上应有的一席位置”。
　　作者 何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