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评论偏执反映出思维怪异
尽管坏心论者想彻底把水浒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但也不敢不承认梁山队伍的农民起义性质，所以才 写道：“《水浒传》主题，也是梁山泊农民起义的主题，即政治性造反——大规模的斗争锋芒直指朝廷政 权的造反。这一造反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水浒传》作者施耐庵讲述林冲的故事时所采取的同情和 理解的基本点也是对的。” 但是，他笔锋一转，指责：“梁山造反者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造反”，“无 法、无天、视百姓生命为猪狗、无视山外人的任何尊严权利。”这不是大前题与小前题的关系，也不是大 肯定与小否定的关系，而是不得不大肯定，又故意地大否定。究其实，大肯定是假，大否定是真。大肯定 是虚晃一枪，大否定是猛力一剌。就这样，给《水浒传》扣上了“反人性内涵”的帽子。我们说，既然有 林冲被逼上梁山而造反的合理性，既然有鲁智深救弱者于水火的义举，有杨志国报无门、走投无路的悲 愤，有解珍解宝财产被夺、性命被践踏的事实，等等，怎么就全盘否定梁山好汉的性质呢？既然梁山好汉 斗争的锋芒直指黑暗腐败、惑群害民的蔡京、高俅集团，怎么又具有“反人性内涵”呢？！
坏心论者指责《水浒传》宣扬暴力。毋庸讳言，暴力在《水浒传》中有涉及。但，写到并不等于崇尚与宣 扬。写造反，写战争，自然避不开暴力。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要给读提供一种历史生活的标本，增 强文学作品的生活真实感和认识价值。
坏心论者说鲁达是好的善的，武松和李逵则是暴力的代表，人为地将梁山好汉对立起来，而有意忽略鲁 达、武松、李逵英雄气质总体是相近的。这不是从实际出发，从《水浒传》人物和故事固有的联系中得出 结果，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先确定一种观点，然后去小说字缝里找看点，无论多么牵强也在所不惜。
我们说，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小说写作的重大任务。《水浒传》正是因为成功塑造了一大批不同 性格的人物形象，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持久的影响力，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梁山将是英雄，也是带有缺点的英雄。十分完美的英雄是不存在的。不能因为他们有小的缺点就进行大的 否定。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梁山的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王伦时期，梁山与二龙山、清风山、桃花山、 少华山等山寨，都具有土匪性质。但是，自从晁盖上了梁山，这就具有的农民革命的性质，其他山头归入 梁山，也就是加入革命队伍。梁山好汉个人，也都有个不断改造、进步的过程。王英花心，霸占妇女之事 只是在清风山上，到了梁山，那就只爱扈氏一人了。孙二娘劫财，做人肉包子，那是在十字坡，在宋大哥 治下，那就是一员猛将了。武松好斗，差点毁人性命，那是在清河老家，到了阳谷，就只是为兄复仇了。 山头作匪，打家劫舍，那只是江湖草莽，到了梁山，那就有了替天行道的政治旗帜，完全不是往日的性 质。大丈夫小时候不一定不尿床，大贤人不一定没有不明事理的时候。人家说他好，你偏找他的毛病，这 就不厚道了。人家说西施美，你偏要指指点点地找她手心背上有个痣，腋窝下有片胎记，然后宣布说：西 施是很丑的。这真叫人哭笑不得。起义队伍中人并非人人有圣贤之心，用他们先前的恶习否定其后来的转 化，用他们当中出现的个别事例否定梁山队伍的正义性质，那是再牵强不过的了。
只允许作者写崇高本性、赤子之心，而不允许作者对社会上灰色地带做一定程度的客观揭示，似乎只有高 大全才是文学作品的正路，这种想法，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苛求历史，不能 苛作品，也不能苛求作家。别用试验室里的无菌标准要求养鱼的水清之又清。用呆头呆脑的书生思维去表 现十分复杂的社会更象，只能说是遇阔。崇高的人文精神是永远都要坚持的。但是，只看到人文精神的光 芒，而看不到实现文人精神的艰巨性，这是很幼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