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树 德
徐州历史上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既有叱咤风云的楚汉精英项羽、刘邦，也有中华烹饪绝技的开山先师彭祖，还有才华横溢的目录学鼻祖刘向。我这里要说的又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大师刘孝绰。
据《梁书·刘孝绰传》、《南史》等文献记载：刘孝绰（公元481-539年），本名冉，小字阿士，彭城人。七岁能文，素有“彭城才子”之称。父刘绘，为齐大司马，幼小的孝绰“年未志学”，就能“代父草诏诰”。舅父王融，亦齐中书郎，非常欣赏孝绰的聪明才智，常常带着他拜会亲友，被人誉为“神童”。梁武帝时，历官尚书水部郎，侍帝宴，赋诗七篇，帝叹赏，累迁秘书丞。昭明太子萧统，令图工绘绰图像，悬于“乐贤堂”，以示敬仰。孝绰辞藻，为世所宗，每作一篇，争相传诵，有群从子侄七十人，皆能文。又据日本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刘孝绰是《文选》的主要编撰人。孝绰有诗文集数十万言问世，可惜失传。明人辑有《刘秘书集》。孝绰仗气负才，幼时尝言：“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凡不合意者辄直言诋訾，加上性格乖忤，与世不融，结果得不到提拔，官也就做到秘书监为止。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生活在南北朝时期的刘孝绰，不仅受到梁武帝萧衍的赏识，更受到皇太子萧统的敬重。按理，有了这样两重背景，这位“彭城才子”应当有机会大展宏图了。然而，问题就出在他“仗气负才”，“性格乖忤”的牛脾气上。
武帝普通六年(公元525年)，时任太子仆掌东宫管记的刘孝绰，和一个“彭城到洽”的学士，同做太子的侍读。“初，孝绰与到洽友善。”后来，“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这样，就和这位同乡暗中结下了冤仇。有一次孝绰携妾入官府，被到洽知道了，于是向皇帝参奏一本，弹劾孝绰。罪名是“携少妹于华省，弃老母于下宅”，“名教隐秽”。省，就是皇宫禁地。刘孝绰的行为属于伤风败俗，不可告人，因而获罪罢官。虽然有史书评论说“携妾入官府，似不足与此罪相值”。但这件事，可能让刘孝绰对宦海沉浮有了新的认识。具有戏剧性的是，刘孝绰被免职后，“高祖数使仆射徐勉，宣旨慰抚之”。皇帝还将自己新写的《籍田诗》，“先示孝绰”，可见梁武帝还是非常赏识刘孝绰的。隔了两年（大通元年），“孝绰起为西中郎湘东王谘议”，后再次成为太子仆。此后，刘孝绰还吃过一个小官司，即任尚书吏部郎时，因“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仅仅接受人家“一束”绢，便被起诉，可见有人存心和他过不去，好在这起诉讼，对他没有太大影响，“顷之，迁秘书监”。大同五年，卒官，时年五十九岁。梁元帝为孝绰墓铭云：“鹤开阮瑀，鹏翥杨修，身兹惟屈，抉摇未申”。阮瑀、杨修皆三国名士，褒赏惋惜之情，充塞字里行间。
抛开刘孝绰自己的诗文不说，从学术上，他一生有两件事值得记述：第一是帮助萧统编撰《文选》；第二是开创中国楹联之先河。
   《文选》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著作权虽然记在昭明太子萧统的名下，但功劳还是应该属于刘孝绰。首先，刘孝绰在萧统九岁时就担任了他的“洗马”（亦作“先马”即太子出行的先导官），这个才气天赋的皇太子，一定是受到老师刘孝绰的熏陶和指导，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学问家的，“昭明文章繁富，特命太子仆刘孝绰集而序之”。其次，刘孝绰比萧统年长二十岁，据《昭明太子萧统年谱》记载，《文选》开始编撰的时间大约在天监十五年，当时萧统只有十六岁，从年龄和学识的任何角度，作为“洗马”和“东宫管记”的刘孝绰，对《文选》的立意、选题、定稿，必然起主导作用。
   《文选》的编撰，独具慧眼，注重风格的典雅，文字的骈丽，“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文章专注文学价值，不选经、子，史书也只录“辞采”“文华”的部分。《文选》初成总量达“千卷”，后精选成三十卷，分三十八类，包括先秦至梁代的诗文辞赋及较有文采的史论传赞等共七百余首(篇)，收录作家一百三十余人，许多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还有不少精彩篇什，也赖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所以《文选》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学著作。《文选》传世，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特别到唐宋，倍受世人重视，成为学子们争相诵读的主要经典，故民间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后人诠注《文选》的也不少，如唐显庆年间李善注释六十卷；唐开元年间，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合注《五臣注》等。现在敦煌、台湾、日本都有《文选》印本或残卷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