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这次研讨会* 在1998年的6月中旬举行，有其特殊意义。整整一百年前，在1898年的6月中旬，开始了戊戌百日维新，光绪帝和维新派推行新政，其中一项便是对后来所谓“国语”这个课题的重视。据此，黎锦熙先生曾经认为，1898年便是国语运动开始的一年。所以这个研讨会可以说是纪念国语普通话运动100周年的一个聚会。 
说起纪念，免不了要引证历史。我们不必重复大家都熟知的史实，只须在有疑问、有争论的地方，稍加申述，同时要切合研讨会的主题《商务普通话》。我首先对“普通话”这个名词作出一个一分为二的界定。在现实生活中“普通话”这个名词仍然是有歧义的。学院派理解为“标准普通话”、“规范普通话”；老百姓，望文生义，理解为“普普通通的普通话”。商务人士，一般口头上说的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普通话，以下我们称之为“大众普通话”。我们既要推广规范普通话，也要研究大众普通话。 
“普通话”继承了明清的“官话”、民国的“国语”。“官话”和“国语”是模糊词。“官话”既指“北京官话”，也可指“地方官话”。王理嘉 (1997) 说，“十八世纪时……当时读书人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是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的……”。然而我们知道，1728年雍正帝下令设立的“正音书馆”都是短命的（2）。到了清末，地方官，甚至京官的“官话”其实都不高明。据说，梁启超后来虽然长期住在北京，他的国语还是相当差（3）。可知当时大家对“官话”的要求是不高的。[参阅叶宝奎 (1998)。]

2.“老国音”和“人工语言” 
清末民初1900年前后，开始对“官话”、“国语”的标准提出了要求。1892年，卢戆章主张把“南京话”[即所谓“蓝青官话”，见陈刚 (1984)， p.34]作为“各省之正音”。王照等人则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1903年出现了“国语”一词。“国语”这个词也是“日为中用”，源自日语“kokugo 国语”。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定下“国音”。这就是后来所谓“老国音”。 
这段历史，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 (以下简称“黎著”) 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于会员中以江浙人为多 (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 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议长吴稚晖（武进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决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 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著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 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于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 
其后争论不断，例如关于声调，当时仅列阴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到了1920年，王璞替“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录音时，阴阳上去都依北京，入声就把北京的去声读得短一点，据说从前北京讲究读音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1921年，赵元任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也依北京，而入声则依照南京，后来黎锦熙更进一步提倡废止国音中的入声。这些演变就组成了所谓“国音京调”运动。 
 
“国音京调”再进一步，便是减少“国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读音，于是“国音京调”就变成“京音京调”。

2.“老国音”和“人工语言” 
清末民初1900年前后，开始对“官话”、“国语”的标准提出了要求。1892年，卢戆章主张把“南京话”[即所谓“蓝青官话”，见陈刚 (1984)， p.34]作为“各省之正音”。王照等人则主张用“京话”(北京官话)。1903年出现了“国语”一词。“国语”这个词也是“日为中用”，源自日语“kokugo 国语”。1913年“读音统一会”在北京正式召开会议，定下“国音”。这就是后来所谓“老国音”。 
这段历史， 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1934) (以下简称“黎著”) 说得很详细。“读音统一会”上对语音标准争执甚烈。由于会员中以江浙人为多 (会员共80人，江浙占26人，广东4人，开会日只到44人)， 因此“浊音”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议长吴稚晖（武进人)甚至开玩笑地说:“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争执结果，折中以“每省为一表决权”方法逐字审定了六千五百多字之读音。由于是各省代表逐字审定，因此虽然是基本上依据北京话， 但不是严格的北京音。同时拟定的“注音字母”，其中也有浊音符号、入声标调法和北京音不用的微、疑、娘三母。因此这个“老国音”后人又称之为“人工语言”、“不自然的语言”。 
[香港民间长期以来流传著一种说法，认为民国初年审定“国音”时， 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败于京音。考核史实，便知道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不确实的。本来，民间流传这种或那种说法，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但是上述传说竟也能在香港语文学术圈内流通，某些学者不加考据便以本身专业地位予以肯定，则是颇为令人惋惜的。] 
其后争论不断，例如关于声调，当时仅列阴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到了1920年，王璞替“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录音时，阴阳上去都依北京，入声就把北京的去声读得短一点，据说从前北京讲究读音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学生的。1921年，赵元任的“国语留声机片”，阴阳上去也依北京，而入声则依照南京，后来黎锦熙更进一步提倡废止国音中的入声。这些演变就组成了所谓“国音京调”运动。 
 
“国音京调”再进一步，便是减少“国音”中一些不合“京音”的读音，于是“国音京调”就变成“京音京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