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扶弱济困的志士侠义：扶弱济困是“天道”的基本内涵之一，也是宋江的原本行为，水浒中的其他好汉的扶弱济困，多是同劫富伴随着，而宋江则是主动靠自己的家资来帮助穷人。此时的宋江有三种做法体现出他的侠义：第一，热情款待江湖好汉，“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第二，“人向他求钱物，亦不推脱”；第三，主动经常散失棺材药饵，救助贫苦无告的人。“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后来，宋江被迫杀了阎婆惜逃难江湖时，所到之处亦无不在帮助别人。
志士侠义体现了处于社会底层艰难生存环境中的小人物的一种互相依存、互相救助的需求，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人物，不可能象处于层层保护下的达官贵人那样只讲文化、讲官场、讲律条，他们无论是在与自然的斗争还是与人为侵害的斗争中，都感到个体的力量是那样渺小，必须借助于盟友的力量形成相对强一些的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和尊严的能力。这是宋江赢得及时雨绰号的基础，也是他赢得江湖好汉敬仰以至效命的原因所在。
二是抑强安民的社会正义。水浒中的“强”人有两类：一是土豪劣绅，他们交通官府，欺行霸市，私建衙门，直接欺压良善，榨取人民财产；二是贪官污吏，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买官买官，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这两类“强”人是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的主要祸害之一。上山前虽然没有看到宋江直接“抑强”的描写，但他结交、资助的多数梁山好汉却都是“惩治恶人，伸张正义，为弱者出心头恶气”的侠义之士，间接反映出宋江抑强安民的社会正义感。以至上山后作为梁山泊的正义事业，惩治恶人也随之变成了梁山泊义军“替天行道”的具体实践活动：
原来泊子里好汉，得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上山。谁敢阻挡！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处。（《水浒全传》百回本第71回）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的“义”已经从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个人对不特定的受害者的仁爱和救助，升华为抑强安民的社会正义，升华为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追求上。
三是舍身为国的民族大义。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政府所能控制的框架下进行，宋江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梁山泊义军领袖，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因此，宋江在完成了梁山好汉“大聚义”后，把此前一个个单独或小群体行动的人物，全部纳入到梁山泊义军的大体制中来，使所有好汉逐步丢掉当初的个性而成为梁山泊实现整体政治目的的一个个螺丝钉，每个好汉具体的“义”字被改造、包容成保国、靖边、扶国、安民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大义，这样，梁山好汉们便成了民族正义的承载者、实现者和开拓者。舍身为国的民族大义在宋江接受招安后的各个关键时刻表现的异常清晰。现试举一例：
宋江带领他那一班人奉旨征辽的节节胜利，动摇了辽邦政权。辽主遣使来诉说宋朝的政治形势：“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大奸臣弄权，嫉妒贤能，闭塞贤路，非亲不进，非财不用，今后如何容得……”，劝降辽主，共谋“大业”。当时连吴用也认为“端的有道理”，但宋江大义凛然：“军师差矣……。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由于宋江的决心，带动全军同心同德，奋力杀敌，终于使辽军失败称臣。
宋江在关键时刻坚持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第一位，放弃小我，服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充分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大义。

关于人们对宋江的非议，还有两处需要解释，那就是任上“私放晁盖”和平定四方后被奸臣在御酒中放药企图毒死宋江时，他已发觉，但却毅然服下，并拉上结义兄弟李逵“陪葬”。
宋江的一生是以“忠”立身的，“替天行道”是他的“忠”的理论基础，而“义”则使他的“忠”成为可能。宋江带领他那“一班人”南征北战、东奔西杀，抵御了外辱、平定了内乱，最后，他的实力已成强弩之末。此时的宋江深知靠自己力量已难改变政府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大奸臣弄权的局面，只有以死来唤醒人民和皇帝的觉悟，以期借人民和皇帝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替天行道”的理想。他自觉地死去并且拉上结义兄弟李逵“陪葬”，应该看作是一种“死谏”，这应是不用很高“水平”即能理解了的，不须再进一步解读。
关于宋江作押司时私放晁盖，我是这样看的：应该说，私放晁盖，实际上是涉及他当时的工作了。智取生辰纲之后，事情败露。败露以后，首先宋江知道。水浒中对宋江见到官府防范梁山晁盖贼寇公文时有一段心理描写：
“晁盖等众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伤了何涛观察，又损害许多官军人马，又把黄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水浒全传》百回本第二十回）
上述心理活动中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宋江作为一个朝廷懂法的人，知道晁盖所犯的一串串事件，每一件事情都是灭九族的的罪，虽然前面是事非得已，可是到了现在已经是不能够回头了；第二，宋江担心晁盖等人，怕他们出了疏忽和闪失，心中有种隐隐的操心。这是一对矛盾，从理上讲，晁盖等人于法度上饶不得，从情上讲，却不愿他们出现闪失。这是宋江很真实的心理，也是宋江复杂人格的外在表现。
按照常理来说，宋江对这件事可有三种选择：向上面汇报，说晁盖窃了生辰纲，现在事情败露了，要把他抓住。这种做法会给他立功的机会，但会损坏他在江湖和民间的声誉；第二种选择是听之任之，不向上面汇报，也不采取别的行动。无论是对官府还是对晁盖来说，这种中庸的处理也能够说得过去：不告诉官府是因为仗义，不告诉晁盖是因为公务；第三种选择就是通风报信，把晁盖给放走，可是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最后宋江选择了“知法犯法”。
毫无疑问，以“忠”立身的宋江，在这一事件上的确表现的不“忠”。这在当时就有个学究作诗一首来评价此事（《水浒全传》百回本第十八回）：
保正为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
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
爵固畏鹯能害爵，猫如伴鼠岂成猫。
空持刀笔称文吏，羞说当年汉相萧。
所以，尽管宋江此举在不少人眼里“形象一开始就很高大地立在了人们面前”，但是，不管何种理由，我至今并不苟同。所以，在《水浒印象》中我只是权且评价为：“正因此，使他吸引到的反政府人员有了暂栖之地。因此说，宋江的这一行为可理解为忠的一种形式。”

实际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领袖人物和一般人物从来是不一样的，对于宋江的评价我们也只能看他的“大处”。宋江作为梁山泊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当然是艺术性的）的实际操纵者，他提出并实施的行动纲领——“替天行道”和由此折射出的“忠义”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至今仍具有积极意义。
应该说，水浒中表现出来的宋江形象和深含其中的“内容”，实际上是《水浒传》作者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反映，而这一反映体现了作者的世界观。所以，我们对宋江的解读，实际上就是对作者世界观的剖析。我的观点是，作者通过对宋江的塑造，反映了作者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和营造和谐社会的思路：一方面希望有权有势的人，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能够施行仁政、德治，而另一方面希望那些有能力的人，甚而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强悍者，应以忠君报国为本，以避免陷社会于动乱之中。这应是水浒作者的本意所在。

《宋江三题》到此结束
请批评

旅游是个累活，写游记，更是个累活。。。

楼主这一贴佐证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四大寇全部是后人补缀，水浒最早期版本应该结束在招安。宋江征方腊民国时代起便有人认为是为了功臣鸣不平所作。但是一直缺乏确凿证据。

不容易。。。

晁盖的路线不是自立为王

又看了一下，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