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八大地方文化，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地区文化观念的差异。
刘邦建国前，尽管短命的秦王朝进行过“书同文”的“大一统”工作，但地区文化的差异不能像对待诸侯割据那样，可以通过刀光剑影的战争在一朝一夕中解决，它是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
所以，当大汉王朝建立后，这八大类型的地方文化观念包括文字、语言等基本上还是各自独立地分散于中国广大地区。
至此，我们便可以水到渠成地解释一个问题，即汉字、汉语、汉文化难道是汉代才有的吗？
有人对汉字、汉语、汉文化从刘邦开始，很不理解。。
其实，当我们通过以上文字追溯汉字、汉语、汉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之后，就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汉字、汉语、汉文化是以中原地区的字、语、文化为主体骨干，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经过长期融合，经秦始皇到刘邦这一时期基本形成雏形的一种文化，因最终在刘邦时期或稍迟的年代形成，所以称为“汉字”、“汉语”、“汉文化”。
显而易见，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在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实践中产生了，但那时确确实实不叫汉字、汉语、汉文化，而是以各自地区的名称来称呼的。这些以各自地区的名称称呼的“字”、“语”、“文化”，又确确实实不同于“汉字”、“汉语”、“汉文化”。
反过来说，有汉一代形成的字、语、文化又确确实实有别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滇文化、吴越文化、南粤文化中的字、语、文化概念。
谈到汉文化，不能不提及儒学。汉初，刘邦君臣吸取秦王教训，钟情于黄老之学，于是形成了黄老之学独步西汉政坛五十余年的局面。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黄老之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决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以后，儒学在2000余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无可替代的中心。

于是，不少学者把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画上了等号，仿佛中国的一切，成也儒学，败也儒学。
这种观点正确吗？值得商榷。
周天游先生说，把传统文化与儒学画上等号是对汉代文化的多元统一的误解。它忽略了事物的另一面，即统一条件下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儒学是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起主导作用而又影响至深至远的一种文化，但并非唯一。
此前在百家中，儒学从来不是显学，孔子及大部分弟子常惶惶如丧家之犬，只有像荀子那样能吸收其他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者，才能顺应历史潮流而有所作为。即便在明命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看中的无非是“大一统”观念，“皇权神授”、“天人感应”，以及三纲五常和臣民应遵守的长幼尊卑等级秩序与行为规范而已，无非是利用儒家学说更具合理性，更注重平衡关系，更具有诱导力而已。
周先生又强调，其实汉武帝更认可法治，在其在位期间，律令多达359章，大辟409条，死罪决事比13472事，文字至西汉末多达百万余字。法律之烦苛不仅远远超出刘邦的约法三章，也甚于秦律，称之“密如凝脂”，并不为过。正如汉宣帝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可见“儒表法里”，才是其实质。也就是说，它是借助于儒家的外衣，吸纳其合理的内核。利用法家、阴阳五行等多种学说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

详见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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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慕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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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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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
　　　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