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涤余人
某百科“水浒传”词条的介绍中，有一句话是“（水浒传）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这样的一个表述，有些人可能会说，啥是史诗特征呢？好像那些俗不可耐的英雄美人大片，就经常用这词，什么“史诗战争巨制”“史诗级震撼经典”之类。总之很浮夸的感觉。
但毕竟是百科，而且那句话经常被引用，可见多少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沿着这个线索查下去，大致就能明白了，这所谓的史诗还真的不只是广告胡吹用语这么简单，而是带有一种人类学意义的东西。这词可以确定是中国传统上没有的，是翻译外来词Epic的结果，那翻译得是不是恰当呢？还算是恰当的，不过理解起来需要绕点弯子。
“史”是什么？按中文的理解，那得是像二十四史或者现代根据文献和考古一点点小心翼翼梳理出来的结论那样的，至少看起来是很权威、很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史诗这个词里面，这样的理解是不太靠谱的，因为现在看来，就算是某史诗所属国的人们，都不太会相信史诗里的东西是真的历史，比如荷马史诗，现在的希腊人或者精通古希腊文化的人，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阿喀琉斯被射中脚踵就呜呼了，或者奥德修斯在海上遇到塞壬女妖这种事情当成史实的。但从人类学的角度讲，史诗之“史”，如果理解成心灵之史，就确实可信得多了。因为史诗其实是一种不断被传唱的文本，自然集中反映着人们的记忆、愿望、想象等心理活动，并且反过来又不断影响着史诗接受者们的群体心理。
事实上，翻一翻跟史诗研究相关的论文，可以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焦点已经远远超出《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贝奥武夫》《尼伯龙根之歌》这些文本基本固定、诗歌形态明显的经典了，很多被定义为史诗的事物，其实一不一定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有格律、限字数的“诗”的格式；二不一定有固定的文本，而是一个大致的情节，然后经过不同的吟唱者的演绎，产生出大量不同的细节的版本。甚至会有一些相对孤立的小故事什么的，虽然个个都会唱，但却未必能很固定地整合在整体的情节里。对现代长篇小说结构布置看得重的人，了解到这种文学之后，肯定是要抓狂的。
（《罗摩衍那》插图，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似乎已在印度文明萌芽的时期之后很久了）
上述几种世界著名的经典史诗，有些文本走向固定化，原因其实不难发现。自然是因为当年传唱、接受那些史诗的人已经断绝了，史诗作为直接与群体的心灵相通的东西，它里面有些内容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比如古希腊人崇拜的以宙斯为首的希腊诸神，不少事迹都是在荷马史诗里被提到的，更早的成文资料至今基本上都是没找到的。而现代的希腊人，早就不是拜宙斯的那些人了，于是荷马史诗就慢慢会成为标本，被人固定下来，然后研究。其他几部很多也是类似的情况，像吉尔伽美什，那些两河流域古文明的人早不知道哪去了。这个类型的史诗，比较多都是是纯粹搞文学的人去研究。
而另外一些史诗，情况就很不同，它们始创的年代可能也是数百上千年前，但它们到现在还没有定型，因为还有一些人在唱，有不同的人唱自然会产生不同内容，尽管大致上的设定是统一的。比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史诗就是这样。而汉人，或者说汉语文学呢？直接找跟《伊利亚特》《罗摩衍那》这样的长篇叙事史诗对应的早期作品，自然是难有收获，其中原因也早有各种论述，比如因为严密的史官记载，史诗这种模模糊糊的先民史在汉语言中不必存在，或者王国维所谓“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总之要么因为汉语太“成熟”，要么因为太“幼稚”。
（王国维）
或许上述这些说法都太执着于史诗之“诗”的局限了。若是将重点摆在经过前文解释的“史”上，再往那些“未固定下来的史诗”上套，我们就能很轻易地发现，汉语言文学里其实根本不缺这种东西，水浒可以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三国、西游、封神、隋唐、明英烈等等，也毫无疑问在其中。《红楼梦》虽是鸿篇巨制，却反而套不进去，因为它一诞生就是个相对固定的文本，虽然续作者众多，然而都是孤立的创作。《东周列国志》也不太能套进去，因为后世艺人关于此段时期的创作，比起《左传》《史记》等，影响力反小得多，久而久之并无多少成系统的长篇故事。而水浒、三国之类，虽然不乏文人续作，却也同时始终被各种被统称为“民间传说”的说书人、戏曲家等生发延伸……实际上研究者们也直接拿了一个可能是欧美学者搬用自古希腊史诗的“史诗集群”（Epic Cycle）概念，来描述这类形散神不散的叙事创作。
另一方面，这种在口头流传上相当源远流长、支流充足的文学，也必然对受众群体能产生与那些典型史诗十分相似的作用。民间对三国人物的褒贬甚至崇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和三国评书的影响就不详述了，一些地方民间对真武大帝、华光等道教神祇的崇拜与余象斗《南游记》《北游记》互相影响、不知谁先谁后的情形也不细说。本文主题还是水浒，就说水浒这一块，时迁，可以说是脱离《水浒传》小说独立在民间文学里做主角特别多的一个人物，而他成为现实里民间崇拜对象的“事迹”又正好颇为显眼，“穆神庙”或“迁神庙”这样的场所，多次见诸各类文献。
一些民间仪式里，水浒人物被明确当做表现对象，这也见于很多地方，不少甚至是距离梁山泊，或者现有资料所显示的施耐庵此人的可能活动范围颇遥远的地域。比如陕西的血社火、台湾的宋江阵、潮汕的英歌等。这些活动，很明显是带有民间信仰的因素的。更值得提起的还有以自古劳作于南海广大区域闻名的海南潭门渔港的渔民，所拜海神并非常见的妈祖等，而是“一百零八兄弟公”，这一神明来源多有遭难渔民亡灵所化等说，但这样的具体数字以及“兄弟”字眼，也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否有受水浒故事影响。而在历年新闻报道中，西藏等地老人吟唱诗歌中含有水浒故事的奇事也曾出现。可以说这都是水浒内容以相当间接的方式影响到民俗、信仰的情况。此外还有其他地方习俗涉及水浒故事或人物的，笔者也没法尽知，还望读者在评论中补充。
（潭门的兄弟庙）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维度下，水浒的“史诗特征”便体现出来了，这一特征相比起看起来相对更贴近史书的三国故事等，实在是毫不逊色。在这种维度里，我们对水浒的探讨其实已然超越《水浒传》一书的文本本身，而是会把《水浒传》小说与水浒题材的“史诗集群”对照看待。
某百科“水浒传”词条的介绍中，有一句话是“（水浒传）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备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这样的一个表述，有些人可能会说，啥是史诗特征呢？好像那些俗不可耐的英雄美人大片，就经常用这词，什么“史诗战争巨制”“史诗级震撼经典”之类。总之很浮夸的感觉。
但毕竟是百科，而且那句话经常被引用，可见多少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沿着这个线索查下去，大致就能明白了，这所谓的史诗还真的不只是广告胡吹用语这么简单，而是带有一种人类学意义的东西。这词可以确定是中国传统上没有的，是翻译外来词Epic的结果，那翻译得是不是恰当呢？还算是恰当的，不过理解起来需要绕点弯子。
“史”是什么？按中文的理解，那得是像二十四史或者现代根据文献和考古一点点小心翼翼梳理出来的结论那样的，至少看起来是很权威、很真实的东西。但是在史诗这个词里面，这样的理解是不太靠谱的，因为现在看来，就算是某史诗所属国的人们，都不太会相信史诗里的东西是真的历史，比如荷马史诗，现在的希腊人或者精通古希腊文化的人，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阿喀琉斯被射中脚踵就呜呼了，或者奥德修斯在海上遇到塞壬女妖这种事情当成史实的。但从人类学的角度讲，史诗之“史”，如果理解成心灵之史，就确实可信得多了。因为史诗其实是一种不断被传唱的文本，自然集中反映着人们的记忆、愿望、想象等心理活动，并且反过来又不断影响着史诗接受者们的群体心理。
事实上，翻一翻跟史诗研究相关的论文，可以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焦点已经远远超出《荷马史诗》《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贝奥武夫》《尼伯龙根之歌》这些文本基本固定、诗歌形态明显的经典了，很多被定义为史诗的事物，其实一不一定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有格律、限字数的“诗”的格式；二不一定有固定的文本，而是一个大致的情节，然后经过不同的吟唱者的演绎，产生出大量不同的细节的版本。甚至会有一些相对孤立的小故事什么的，虽然个个都会唱，但却未必能很固定地整合在整体的情节里。对现代长篇小说结构布置看得重的人，了解到这种文学之后，肯定是要抓狂的。
（《罗摩衍那》插图，这部史诗产生的年代，似乎已在印度文明萌芽的时期之后很久了）
上述几种世界著名的经典史诗，有些文本走向固定化，原因其实不难发现。自然是因为当年传唱、接受那些史诗的人已经断绝了，史诗作为直接与群体的心灵相通的东西，它里面有些内容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比如古希腊人崇拜的以宙斯为首的希腊诸神，不少事迹都是在荷马史诗里被提到的，更早的成文资料至今基本上都是没找到的。而现代的希腊人，早就不是拜宙斯的那些人了，于是荷马史诗就慢慢会成为标本，被人固定下来，然后研究。其他几部很多也是类似的情况，像吉尔伽美什，那些两河流域古文明的人早不知道哪去了。这个类型的史诗，比较多都是是纯粹搞文学的人去研究。
而另外一些史诗，情况就很不同，它们始创的年代可能也是数百上千年前，但它们到现在还没有定型，因为还有一些人在唱，有不同的人唱自然会产生不同内容，尽管大致上的设定是统一的。比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史诗就是这样。而汉人，或者说汉语文学呢？直接找跟《伊利亚特》《罗摩衍那》这样的长篇叙事史诗对应的早期作品，自然是难有收获，其中原因也早有各种论述，比如因为严密的史官记载，史诗这种模模糊糊的先民史在汉语言中不必存在，或者王国维所谓“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诗史、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总之要么因为汉语太“成熟”，要么因为太“幼稚”。
（王国维）
或许上述这些说法都太执着于史诗之“诗”的局限了。若是将重点摆在经过前文解释的“史”上，再往那些“未固定下来的史诗”上套，我们就能很轻易地发现，汉语言文学里其实根本不缺这种东西，水浒可以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但三国、西游、封神、隋唐、明英烈等等，也毫无疑问在其中。《红楼梦》虽是鸿篇巨制，却反而套不进去，因为它一诞生就是个相对固定的文本，虽然续作者众多，然而都是孤立的创作。《东周列国志》也不太能套进去，因为后世艺人关于此段时期的创作，比起《左传》《史记》等，影响力反小得多，久而久之并无多少成系统的长篇故事。而水浒、三国之类，虽然不乏文人续作，却也同时始终被各种被统称为“民间传说”的说书人、戏曲家等生发延伸……实际上研究者们也直接拿了一个可能是欧美学者搬用自古希腊史诗的“史诗集群”（Epic Cycle）概念，来描述这类形散神不散的叙事创作。
另一方面，这种在口头流传上相当源远流长、支流充足的文学，也必然对受众群体能产生与那些典型史诗十分相似的作用。民间对三国人物的褒贬甚至崇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和三国评书的影响就不详述了，一些地方民间对真武大帝、华光等道教神祇的崇拜与余象斗《南游记》《北游记》互相影响、不知谁先谁后的情形也不细说。本文主题还是水浒，就说水浒这一块，时迁，可以说是脱离《水浒传》小说独立在民间文学里做主角特别多的一个人物，而他成为现实里民间崇拜对象的“事迹”又正好颇为显眼，“穆神庙”或“迁神庙”这样的场所，多次见诸各类文献。
一些民间仪式里，水浒人物被明确当做表现对象，这也见于很多地方，不少甚至是距离梁山泊，或者现有资料所显示的施耐庵此人的可能活动范围颇遥远的地域。比如陕西的血社火、台湾的宋江阵、潮汕的英歌等。这些活动，很明显是带有民间信仰的因素的。更值得提起的还有以自古劳作于南海广大区域闻名的海南潭门渔港的渔民，所拜海神并非常见的妈祖等，而是“一百零八兄弟公”，这一神明来源多有遭难渔民亡灵所化等说，但这样的具体数字以及“兄弟”字眼，也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否有受水浒故事影响。而在历年新闻报道中，西藏等地老人吟唱诗歌中含有水浒故事的奇事也曾出现。可以说这都是水浒内容以相当间接的方式影响到民俗、信仰的情况。此外还有其他地方习俗涉及水浒故事或人物的，笔者也没法尽知，还望读者在评论中补充。
（潭门的兄弟庙）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维度下，水浒的“史诗特征”便体现出来了，这一特征相比起看起来相对更贴近史书的三国故事等，实在是毫不逊色。在这种维度里，我们对水浒的探讨其实已然超越《水浒传》一书的文本本身，而是会把《水浒传》小说与水浒题材的“史诗集群”对照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