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早的《读书》的文章中，给我震撼的除了有大家公认的“读书无禁区”等文字，还有一篇“人的太阳必然升起”，后来我在《读书》服务日上遇到了这位作者，是一位中年女性，烟抽得很凶。再后来，似听说她去世了。有些人的文字要比她的生命远为持久。有时作者完全不知道她的文字的潜在影响，不知道这种影响是如何深地给予她所不知道的人们（影响的广度倒是容易为人所知）。她们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记得还有一篇书评是写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感觉很棒，但今天已记不起作者为谁。
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也开始为《读书》写稿了，成了它的一个作者。我写过有关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的个性和思想”，有关卢梭的“夕阳的宁静”，影响较大的是一篇“梭罗和他的湖”。记得当时越胜兄看了这篇文章后，专门来找到我表示祝贺。后来，也开始在三联书店出书。第一本是一本译著:《道德箴言录》,后来又出了《沉思录》以及宣良与我合作译编的《帕斯卡尔文选》。专著则有收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与《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但这就已经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和三联的关系，是书的关系，也是人的关系，或者说是以书会友，因书结缘。书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交友的媒介，我想，因文字而结缘的朋友，可能会比因其它媒介而结缘的友谊更加可靠，或者说更有意味。当然，如果有了分歧，这种分歧也可能更为深刻。
有一段时间，《读书》编辑部是王焱之下的一色女将，有吴斌、赵丽雅、贾宝兰等。南京大学的研究生杨丽华也曾经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她们都不仅是编辑，也是作者的朋友。她们多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却是高品味的读书人、爱书人。记得赵丽雅为《读书》稿件事给我写过一些信件，这些信件都是以一丝不苟的秀丽小楷写成的，其中的礼数周到，文体优雅，更是颇具古风。收到这样的信就像收到一件艺术品，是不忍看后即弃之的。而这样清丽的文字，是出自一个曾经开卡车卖西瓜的女士笔下。后来我读到她以“扬之水”笔名写的有关诗经名物新证等专著，倒觉得我是在客串学术了，而她是真正的“学术中人”。
那些骑车去三联的日子已经显得有些久远了，甚至老旧，但却让我和我的一些朋友深深怀念。现在有了汽车，或者出门打车，见朋友反而少得多了。沈从文先生曾经写道：“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是的，那些和作者同时在世，乃至有直接和亲密关系的读者终将逝去。但好的作品无疑又还会有新的一代读者。由于精力和生理的规律，我们这一代读者也将和三联渐行渐远，惟衷心祈愿三联保持和光大自己的一脉在今天的中国尤显珍贵的传统，不断有自己新的、不一定声势浩大、但却值得细细品味的作者和愿意去品味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