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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楼祭天


IP属地:江苏1楼2018-01-22 21:20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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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之大事在戎与祀。但不管是八方征讨,还是四时祭祀,财都是基础。安史之乱素来被当作唐朝历史的一个分界线,与其同时,这场冲击也对国家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陇右商路断绝、河朔屡叛、西陲防秋、财赋仰给东南……这一切的一切促使在中晚唐的历史上,以“财政能力”出头的官员越来越多,这些财政官员的得势无不与国家财政的变化息息相关。这无不说明财政问题在中晚唐历史中所居的重要地位。
    而如要论述有关唐代中晚期财政问题,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财政收支状况、两税法为代表的历次财政改革、“省估“等财政新形势下诞生的特殊名词概念与贯穿其中的财利争夺,无疑成为我们分析问题的几个视角。


    IP属地:江苏2楼2018-01-22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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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政管理体制的变化
      唐代前期,以尚书户部四曹管理财政[1],除了尚书户部,还有司农寺、太府寺、尚书刑部下比部等财政相关机构[2]。而经过中晚唐的变革,到了五代与宋时期,则形成了度支、户部、盐铁三司主管财政的局面。这一转变历来有许多学者加以论述,杜希德[3]的《唐代财政》在财务行政一节总结唐前后期财政机构变化过程,砺波护[4]具体分析了度支、盐铁两使的发展历程与职权演变。吴丽娱[5]从与宰相矛盾角度梳理了直到元和年间的钱谷使职发展脉络。日野开三郎[6]、何汝泉[7]等中日学者也有许多相关论述。李锦绣则较细致地考察了财政机构与政治的关系[8]。
      而仔细考察这一变化,发现这并不严格以安史之乱为界,而自开元天宝年间出现起,经历了形成(肃代)、确立(建中至元和初)、运转(元和至大中)到崩坏(懿宗起)的过程,伴随其中的有唐玄宗的革新制度、开源兴利,有第五琦与刘晏艰难困苦的支持坚守,有杨炎、李泌、裴垍的精心设计、改革财政,有李德裕等人宰相总领下的三司运转,还有懿宗后三司伴随中央财权丧失的合一进程。
      [1]《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户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凡徭赋职贡之方,经费赒给之筭,藏货赢储之准,悉以咨之。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尚书、侍郎总其职务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于所属,皆质正焉“。户部“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度支“掌支度国用、租赋少多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路之利,每岁计其所出而支其所用”,金部“掌库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权衡度量之制,皆总其文籍而颁其节制”,仓部“掌国之仓庚,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
      [2]司农寺“掌邦国仓储委积之政令,总上林、太仓、钩盾、导官四署与诸监之官属,谨其出纳而修其职务“,太府寺“掌邦国财货之政令,总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尚书刑部下比部“掌句诸司百寮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以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
      [3]杜希德:《唐代财政》. 中西书局有限公司2016年.
      [4]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 同朋舍1986年.
      [5]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中唐后财政官制变革刍议》. 《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13-23页.
      [6]日野开三郎:《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三一书房1981年.
      [7]何汝泉:《唐代度支, 盐运二使关系试析》.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三秦出版社1993年.
      [8]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四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IP属地:江苏3楼2018-01-22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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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这个坑***大了,预期先按五个阶段把三司演变讲完,再分三司+内库的收入支出讲讲财政收支变化,再讲讲几个重要的改革思路和几个比较常见的概念,对财利的争夺嵌在各部分吧就


        IP属地:江苏4楼2018-01-22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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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苏拉


          IP属地:湖南来自Android客户端5楼2018-01-23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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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论文体,膜


            6楼2018-01-23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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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必须要加精支持的。


              IP属地:安徽7楼2018-01-23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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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开天新政——我,度支,天下第一!
                开元时期,随着国家官制、兵制的革新,国家支出越趋复杂,租庸调、铸钱等旧法渐渐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这种情况下,财政体制进行了改革[1]。细究开天时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其更多的并不是以新出现的机构(当然有新出现的机构)而是以旧有财政体制机构的扩大为核心的。经过一系列变革,度支司逐步确立了其在中央财政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并奠定了之后演化的基础[2]。
                1.1.1开天前度支的地位——度支计划,金仓执行
                欲论述开天间度支地位的变化,则不能不先简述开天前度支司的职掌地位。应该说,在旧有的户部四曹体系下,度支司依然保有重要的地位[3],但受到金部仓部的制衡。度支主计划,金部、仓部不仅要对其预算进行复核,还要负责具体的执行。作为“主计算”的度支也不与具体执行的寺监、州县接触,而有金部仓部横亘其中。
                如《唐六典》卷三记载了金部、仓部条有:
                “百司应请月俸,则符、牒到,所由皆递覆而行之。……乃置木契,与应出物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随符、牒而合之以明出纳之吝。金部置木契一百一十只:二十只与太府寺合,十只与东都合,十只与九成宫合,十只与行从太府寺合,十只行从金部与京金部合,十只行从金部与东都合,二十只与东都太府寺合,二十只东都金部与京金部合。”
                “乃置木契一百枚以与出给之司相合,以次行用,随符、牒而给之。仓部置木契一百只:三十只与司农寺合,十只与太原仓监合,十只与水丰仓监合,二十只与东都司农寺合,二十只行从仓部与京仓部合,十只与行从司农寺合。”
                而对于仪凤三年的“支配仪凤四年诸州庸调及折造杂彩色数”预算的考察更能体现这一点。中央具体负责编制这一预算的为度支员外郎狄仁杰。但西州所收到的符上,具名的却是金部郎中、主事与令史等。由此,度支计划,金部、仓部执行的体制可以明晰了。但在这种制度下,即使是负责执行的金部仓部,对于地方也不过只有下符催促的能力了。
                1.1.2开元间第一次变革——诸使侵夺与“糊裱匠”李林甫
                这种重叠检查,复杂支给、层层下牒的体制,固然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度支制度的严密性但行政效率可想而知会比较低。在事务越发繁杂的开天年间,也就不那么适用了。
                同时,由于租庸调等制度逐渐崩坏,加之唐玄宗的开源兴利之心,出现了以使职侵夺正规机构权利的现象。如开元八九起,宇文融以御史身份出巡天下括田括户[4],这种以御史职掌填充户部与地方之间割裂的问题成为常见的作法。如杨慎矜先后以监察御史和侍御史充出纳使。
                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担任转运都使,建立了一套独立于尚书户部的地方转运系统。而度支权利的扩大正起自对这套转运系统的吞并。
                当时宰相中,裴耀卿与张九龄相善而与李林甫不合。李林甫开源二十二年五月入相,九月间以裴耀卿的副手、已经投靠李林甫的萧炅除太府少卿知度支,充江淮处置转运使。此后,二十三年,又以李元佑以太府少卿知度支使。李林甫的这套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分裴耀卿之权的目的,也可以从中看出李林甫的思路。那就是借用旧体制下的机构包容新出现的使职。原本度支与太府之间有金部横亘,但如今以太府少卿知度支的方法直接绕开了金部;度支与转运使的合并更是将度支从一个单纯的计划部门上升为一个兼具计划、执行权力,且权力触手伸向了地方的实权部门。这样改革的好处,在于利用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体制,又不过分破坏旧制(金部表示:我呢?),度支权力扩大但仍归属尚书户部以下,李林甫就可以以宰相的身份支配了。李林甫在官制改革等体制变迁中体现出的对于贞观旧制的维护也可以通过这个事例体现一点。
                1.1.3天宝间第二次变革——李韦之争与杨国忠出头
                除了江淮河南转运以外,唐帝都长安,陕洛运使也十分重要。本来这项职能归属仓部。《唐六典》卷三仓部郎中员外郎条:“几都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之太仓。自洛至陕运于陆、自陕至京运于水,量其递运节制,置使以监统之。”但和之前说的一样,开天以前作为行政中枢的尚书省曹司没用足够的权力与充足的人数亲自监统,于是这一职位首先被地方官员侵夺。开元二十五年,长安令韦坚转运租赋即应是参与陕洛运事。史载其“置吏督察”则充分说明此时的陕洛转运职事已可以脱离仓部而独立辟置官属。天宝元年,玄宗对韦坚的工作表示满意,命其以陕郡太守的身份充任水陆转运使,职权进一步扩大。韦坚作兴成堰,穿广运潭,二年潭成,转运轻货,玄宗乃进其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5]那么不光原本仓部所属的陕洛转运,还让韦坚把职权扩张到了河南江淮,使得本身被李林甫合并与度支的江淮转运使又独立出尚书省甚至职权又扩大了,增加了租庸处置使的头衔。
                面对这一独立于尚书都省运转的独立财政体系,作为宰相的李林甫自然不可能手软。而这一过程中,杨国忠悄然登上这个舞台。天宝四年,拜韦坚守刑部尚书,夺诸使。其被夺使职被分为两部分,租庸使由御史中丞、监太府出纳的杨慎矜兼领,五年杨慎矜升任户部侍郎,这部分使职连带出纳使也被重新纳入户部以下,而转运使部分则由杨国忠统领。综合《唐会要》、《册府元龟》与《旧唐书》记载,杨国忠以检校度支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充水陆转运、司农出纳等使(可见司农寺的出纳也被纳入度支直接管辖不经仓部)。天宝六年杨慎矜被下狱,其租庸使与太府出纳使的使职也被并入度支。天宝七年,杨国忠以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册府元龟,唐会要作权判度支)。经过天宝年间的第二次斗争,度支司的权利进一步扩大了。
                1.1.4独步天下的度支格局
                在度支司逐步夺取国家财政预算编制、执行、征收、运输等方方面面权力的同时,户部司也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扩张了权力。原本殿中、司农、太仆、将作、少府等省、寺监有部分公产公业,分由各个部门统领,但天宝年间就逐步被使职侵夺。其中大部分被户部司夺取。按《旧唐书》卷一百五《王鉷传》:“(开元)二十九年,累除户部员外郎,常兼御史。天宝二年,充京和市和籴使,迁户部郎中。三载……又加鉷长春宫使。四载,加勾户口色役使,又迁御史中丞,兼充京畿采访使。五载,又为京畿、关内道黜陟使,又兼充关内采访使。……鉷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锡赍。……七载,又加检察内作事,迁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八载,兼充闲厩使及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陇右群牧都支度营田使,馀并如故。……加鉷银青光禄大夫、都知总监及栽接等使。九载五月,兼京兆尹,使并如故。”
                如果说预算内并要纳入国家财政仓库贮藏的收入被度支司逐步控制的话,王鉷的户部司则逐步控制了纳入内库的预算外收入。也难怪其与杨国忠之间水火不容了。而在其败亡后,其所兼使职悉数被杨国忠兼领,度支司独步天下的格局就此形成了。
                但杨国忠也不是夺取了王鉷的所有使职,我们可以通过杨国忠的官衔来看这一时期度支司对于财政的控制权。《唐大诏令集》卷四五《杨国忠右相制》:
                “亞相、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判度支事、權知太府卿、兼蜀郡長史、持節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宫市、長春九成宫使、關内道及京畿採訪處置使、上柱國、弘農縣開國伯、楊國忠……可守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脩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宫使、仍判度支、及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出納、勾當租庸、鑄錢等使並如故。”
                可以发现杨国忠始终保持着判度支的身份,并废除了王鉷的户口色役使,使得度支成为国家财政的唯一核心。闲厩、苑内营田、五坊宫苑等使职未由杨国忠担任,怀疑可能由宦官充任则此时宦官集团已掌握一定的内库收入管辖权。
                总而言之,虽然开天年间尚未有明确的度支使的出现,但他官判度支兼领诸使的现象与度支司权力扩大,为之后度支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三司体制中的户部、盐铁二司均与后期特定的财政经济制度有关,那么最重要的度支司则是从前期旧有的财政机构扩大而来,可谓“其事一也“。
                [1]《旧唐书》卷四把食货上:“开元已前,事归尚书省,开元已后,权移他官。由是有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随事立名,沿革不一。设官分职,选贤任能,得其人则有益于国家,非其才则贻患于黎庶,此又不可不知也。”
                [2]《唐会要》卷五九“他官判度支”条:“开元以后。时事多故。遂有他官来判者。或尚书侍郎专判。乃曰度支使。或曰判度支使。或曰知度支事。或曰句当度支使。虽名称不同。其事一也。”
                [3]《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贞观十三年正月条:“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
                [4]《通典》卷七:“(开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請檢察偽濫兼逃戶及籍外賸田。於是令融充使推句,獲偽勳及諸色役甚眾,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遂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
                [5]《旧唐书》卷一百五《韦坚传》:“(开元)二十五年,为长安令……坚乃以转运江淮租赋,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国之仓廪,岁益钜万。玄宗以为能。天宝元年三月,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二年)四月,进银青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并如故”


                IP属地:江苏8楼2018-01-23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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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要不要填这个大坑。感觉肃代年间第五琦和刘晏搞得改革太多了。写起来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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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云雨难忘日月新——建中前的财政体制再造
                    安史之乱不仅终结了开天年间的盛世,还打破了曾经的中央行政体系。随着杨国忠时期确立的度支天下第一的财政格局被打破,以及安史后国家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需求上升的新情况,肃代时期的财政官员们进行了卓越而有效的探索,也犯下了或多或少的错误。可以说,至德到大历年间的财政体制再造,基本奠定了之后百余年间的财政体系(除户部司),而财政部门运转的若干原则也大体来源于这一时期。以第五琦、刘晏为代表的这批财政官员,以他们的才智,为唐廷重塑中央权威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IP属地:江苏10楼2018-03-01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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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东西财政分掌制度——判度支与度支使
                      说起第五琦,由于杨炎奏疏中的“无端”指责,其所获评价一向不高,但若细细考究唐朝若干财政体制变化的过程,第五琦都可谓居功至伟。
                      首先需要提的就是东西财政分掌制度,后期主要的东西财政分掌大致为判度支主管西部盐铁与天下赋税收入,度支使或后来的盐铁转运使负责东部盐铁与东南税赋的转运。
                      这一制度的出现,最终确立有人认为是永泰元年(唐会要)或大历元年(旧唐书)时,第五琦与刘晏分别主管东西部财政。但亦有人认为在乾元元年,第五琦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兼河南等五道度支使时就出现了,只不过此时第五琦以一人兼两职,但实际已经形成两个并列的财政机构。
                      而这种兼职又是由于河南等五道度支使的出现,这一差遣不同时代、情况下有不同的称呼。这是主要是为了肃宗同永王璘争夺江淮财赋而设置的。正如第五琦面见唐玄宗时说的那样,“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旧唐书本传),因此不管是唐玄宗任命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还是肃宗任命第五琦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都是为了向永王争夺至为关键的江淮财赋,谁控制了这笔最为关键的财政收入,谁就最有可能节制诸军,并获得最后的利益。
                      度支使的出现是战争时期和当时肃宗即位的特殊情况导致的,但其由此打破了中央度支与地方支度两个使职间的界限,也由此开启了三司制的改革进程。


                      IP属地:江苏11楼2018-03-01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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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中晚唐财政的半壁江山——盐铁使的出现
                        以盐专卖补贴国家财政,这是中晚唐财政上的一个重要举措,特定时间内,盐铁使掌管的收入还要多于度支所掌管的赋税。那盐铁使和相应盐专卖制度又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册府元龟》卷四九三邦计部山泽门肃宗乾元元年条:司金郎中第五琦为河南等五道支度使(为度支使之误),创立盐法。
                        自此,盐铁使的使职登上舞台,但盐法最初的创立者还不是第五琦。按《颜鲁公行状》,至德元年时,颜真卿曾于河北实行榷盐,并传播至友军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处。考察颜真卿的盐法以及实施范围,都大体与第五琦的相似(以淮北居多,特别是沧、青等州),也难怪《新唐书》颜真卿传里会说:“……第五琦方参(贺兰)进明军,后得其法以行……”(当然,按照史书,颜真卿是听了李崿的建议,很多时候许多措施可能是幕僚或者下层官僚提出的,但一般会以主持实行的最高领导为代表)
                        后来史思明再叛,刘晏代第五琦为盐铁使后,主要将盐场向淮河以南发展,因此唐代盐场与汉代盐官对比,可以发现其失去了华北沿海的重要产地,而以江淮产盐地作为制盐和征收盐税的基础。


                        IP属地:江苏12楼2018-03-01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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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晏和唐中后期的财政机构什么时候写,我再想想吧


                          IP属地:江苏13楼2018-03-01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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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写很用心,加油


                            IP属地:广东来自Android客户端14楼2018-03-02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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