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祖籍何地诸说不一，为什么“今汾阳说”似是而非
唐汾阳王郭子仪的祖籍究竟为何地？对此，常见的有二种说法，一说为今山西汾阳，另一说为太原或太原晋阳。除此之外，还有另二种更为具体的说法，即“今阳曲说”和“古阳曲（定襄）说”。那么，这几种说法究竟何者为确呢？遗憾的是，郭子仪祖籍究竟具体为何地的认定，至今诸说不一，仍无一个公认的定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郭子仪研究学者，长篇历史小说《汾阳王郭子仪》的作者贾祝文就此作出如下解析和认定：
其一，郭子仪祖籍何地诸说不一，为什么“今汾阳说”似是而非；
其二，郭子仪祖籍为太原或晋阳无误，但还不够具体；
其三，为什么说郭子仪具体的祖籍地为今阳曲而非古阳曲。
本篇为其一：
当前网上等各种媒介关于郭子仪祖籍的介绍，不少认定为今山西省汾阳市，如“百度知道”载：“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百家姓·族谱录”载：“郭子仪，中唐名将，祖籍山西汾阳。”“西陆网”载：“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祖籍山西汾阳”等等。当前郭子仪研究中，亦有持“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观点者，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为《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作者郭世科、郭志强）一文所言：“汾阳地理环境优越，是历史上州郡所在，是中华郭氏得姓发祥之地，是子仪公先祖祖籍，由此而封爵汾阳王，封地就在今汾阳。”该文并称上述郭氏文化研究中的“郭氏迷团已经破解，绝大多数海内外郭氏宗亲与专家学者均已形成共识。”
但是，上述网媒及《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一文对郭子仪祖籍地为今汾阳市的相关介绍和认定是有误的，这是因为：
一、“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无公认的权威史料可证
1、正史史料无一记载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或其曾用名汾州、西河等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郭子仪一族祖藉：“华阴郭氏出自太原，汉有郭亭。亭曾孙光禄大夫广意，广意生冯翊太守孟儒，子孙自太原徙冯翊。”
《元和姓纂》载：“子仪为（郭）荣父叔（郭）进之后（郭荣祖籍太原晋阳）。”
《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载：“（郭子仪父郭敬之祖上）代为太原著姓。汉有光禄大夫广意，生孟儒，为冯翊太守，子孙始自太原家焉。”
2、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无一记载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或汾州、西河等
一如相关权威史料记载，现存世和出土的郭子仪家族所有的23通庙碑、墓碑和墓志中，上至逝于隋大业十年(614年)的郭子仪六世祖郭荣，再到逝于唐天宝三载（744年）的郭子仪父郭敬之，直至逝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郭子仪玄孙郭弘裕的碑文或墓志，皆载郭子仪一族祖籍为太原或太原晋阳，无一记载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前曾叫过瓜衍、兹氏、兹同、隰城、汾州、西河等名的今汾阳。
二、“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所持依据皆似是而非
认为郭子仪祖籍为唐汾州今汾阳观点者所持依据主要有四：
其一，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说明其因封地的行政级别必为郡（州）级别，所以才能授为“郡王”。太原虽为郡州级别，但只称过“晋阳”、“并州”，而没有叫过“汾阳”。太原阳曲虽于汉、隋、唐数度称名“汾阳县”，但其仅为县级，从未达到过郡或州、府一级的行政级别。所以说，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只能是唐时正式名称虽为汾州，但在唐之前也曾叫过“汾阳”的今汾阳其地。
其二，今汾阳之称名汾阳，非自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自春秋到汉、隋、唐就曾称名为“汾阳”。唐时大臣封王爵号，多以其得姓地或祖籍地大名授之，所以，郭子仪之所以受爵“汾阳郡王”，既因今汾阳之地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前就曾称名“汾阳”，而且也因今汾阳为郭子仪祖籍地之故。
其三，隋时的汾阳宫就建于隋西河县即今汾阳市之境，据此证明今汾阳在唐之前的隋朝就被称“汾阳”之地，也由此可证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和郭子仪的祖籍地皆为唐汾州今汾阳。
其四，郭子仪本人及子孙食邑封地就在唐汾州今汾阳，这一事实不仅证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缘由，而且也证明了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无误。
然而，上述四方面关于认定郭子仪爵名因封地、祖籍地及食邑封地皆为今汾阳所依据的史实皆似是而非，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成为今汾阳是为郭子仪爵名因封地、食邑封地及祖籍地的依据。
三、对“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所持依据的剖析和勘误
1、郭子仪所封“汾阳郡王”的爵号与“汾阳郡”无关
唐朝爵位等级分为九等，其中缀以“王”之爵名的是第一等级的“亲王”和第二等级的“郡王”。亲王一级只授予皇室嫡亲，为正一品。第二等级中包括同为从一品的嗣王和郡王两个爵位。嗣王是授予亲王诸子中承嫡者的爵位，郡王则为授予太子之子及大臣中有显功者的爵位。郭子仪所封的“汾阳郡王”即为第二等级中的“郡王”。
据上而言，郭子仪“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是为爵号，“郡王”则指爵位的等级。这就是说，郭子仪“汾阳郡王”爵称的基本含义，绝非“汾阳郡之王”的指称，而是仅表明郭子仪的爵位是为第二等级“郡王”级别的含义。也就是说，“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是指郭子仪爵号因封地的名称，而“郡王”则是指爵位等级的名称。所以，“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和“郡王”是二个没有直接内在联系的名称，是不能作为“汾阳郡”之地或“汾阳郡之王”来理解和认定的。
可见，郭子仪“汾阳郡王”爵位之授，只与郭子仪得姓地或祖籍地是否叫作“汾阳”有所关联，而与其地行政等级是否为郡（州），即是否为“汾阳郡”或“汾阳州”并无必然关联。
由上可知，前述《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一文所言：“汾阳地理环境优越，是历史上州郡所在，是子仪公先祖祖籍，由此而封爵汾阳王”的认定是不能成立的。
2、今汾阳其地行政名称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前从未叫过汾阳
据权威史料记载，今汾阳其地州、郡、县等行政名称沿革，春秋时名瓜衍，战国及秦时名兹氏，汉王莽新朝时称兹同，三国曹魏时称西河，西晋时称隰城，北魏时汾州自今交口县境徙此，东魏、北齐、北周时曾先后称过灵州、武昌郡、南朔州及介州，唐时曾先后称过浩州、汾州、西河等。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际，其附郭县方首次称名为汾阳县。这就是说，郭子仪于唐宝应元年（762年）授爵汾阳郡王之前，今汾阳之地州、郡、县正式的行政名称，从未叫过“汾阳”之名，直到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今汾阳所在地汾州升府时，其附郭县，即此前曾称名过瓜衍、兹氏、兹同、隰城、汾州、西河等名称的今汾阳方首次称“汾阳县”之名。与此互为佐证的是，历史上所有的地方志，即便汾阳其地历朝历代的州、县志，皆无汾阳其地县以上行政正式名称于明万历二十三年之前曾称过“汾阳”之名的记载。
由此可知，今汾阳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从未有正史记载称名过“汾阳”，而是直到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833年后的明万历二十三年方始称汾阳县。所以，今汾阳根本不可能与郭子仪爵号中的“汾阳”有关联，今汾阳其地绝非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
3、隋汾阳宫建于今汾阳的所谓“凿凿史据”纯属穿凿附会
支撑“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的最重要基点，就是戮力证明今汾阳之称名“汾阳”非自明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就曾称名过汾阳。缘于此，“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便将《资治通鉴》中几处关于隋汾阳宫的相关记载视为今汾阳于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的一个“见之正史的凿凿史据”。
此“凿凿史据”挖掘自清康熙《汾阳县志》，据该县志载：“隋大业四年夏，营汾阳宫，遗址在（西河）县东十五里。”该县志所附按语称：“汾州之名‘汾阳’，自古云然。至炀帝建宫，尚名汾阳，唐世因之，无可疑者。”且言：“此见之正史，凿凿可据。”
清康熙《汾阳县志》所载隋汾阳宫建于今汾阳的“凿凿史据”，依据于该县志如下所载：“《纲目》（资治通鉴）载：刘武周据汾阳宫，唐太宗言于高祖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子建成及世民击西河郡，拔之，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据此，不益信汾阳宫之在西河郡？”
该县志以上记载“隋末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及“李建成、李世民往击西河郡”二事件不虚。但是，该县志为证明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郡，竟将这二件相隔数月之久、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合并成了“历时九日皆发生在西河郡”的同一历史事件，这与《资治通鉴》对这二个事件的相关记载截然不同：
第一，《资治通鉴·隋记七》载：“（隋义宁元年三月）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四月，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民与刘文静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
该段记载表明，上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三、四月间，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李渊其时已有代隋之志，遂借故命其子李世民等募兵，且密召远在河东（晋南）的李建成等来太原共谋代隋之举。更为重要的是，该段记载表明，不管是当时在太原的李世民，还是后来密来太原的李建成等，皆未出兵往击刘武周，更未引兵往击西河郡。
第二，《资治通鉴·隋记八》记载：“（隋义宁元年六月）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建成、世民击西河，……攻拔之。……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
该段记载表明，上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六月，即刘武周占据汾阳宫三个月后，西河郡丞高德儒不从李渊之命，李建成、李世民奉李渊之令引兵往击西河，破城斩高德儒后引兵返晋阳，前后用时共九天。可见，这一发生于西河郡的，用时“往返凡九日”的事件，与三个月前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李渊命李世民借故募兵一事毫无关联。
由上可知，“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为证明今汾阳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所引证的关于隋汾阳宫建于西河郡“见之正史，凿凿可据”的内容，其实是将《资治通鉴》记载的，李渊分别与占据汾阳宫的刘武周及与不从其命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二者间的、毫无关联且相隔三月之久的二个独立事件，合并成了同时发生在九日之内的、同在西河郡一地的同一历史事件。显而易见，“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用以证实隋汾阳宫建在隋西河郡的“凿凿正史”记载，其实是对《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移花接木的嫁接和南辕北辙的拼凑。如此穿凿而成的所谓“正史之据”，已非史研疏误，实属戏谑史实的肆文伪墨。
据史料证实，隋炀帝所建汾阳宫的宫址是在汉、隋时曾称名汾源县、汾阳县且为汾水发源地的今山西静乐县。《资治通鉴·隋记四》载：“隋大业四年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隋志》载：“楼烦郡汾源县，旧岢岚也，大业四年，改为静乐，有汾阳宫，管涔山，天池、汾水。”《水经注》载：“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
据上可知，支撑今汾阳隋时就称名汾阳，进而以此证实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的“见之正史的凿凿史据”，纯属穿凿、拼凑而成的篡史伪证，凭此是不能证实“隋汾阳宫遗址在县（隋西河今汾阳）东十五里”的，也改变不了隋汾阳宫建在隋时“汾州之北”四百里以外曾为楼烦郡、苛岚县、汾阳县、静乐县和汾源县（今山西宁武县）之地“汾水之源”的史实。
4、唐时的汾州并无郭子仪及其子弟的封地或封户
“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的另一支撑要点为“郭子仪及其诸子的封地和食邑皆在唐汾州（今汾阳）”。其说依据的史料是唐德宗于建中四年所颁《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
“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认为，诏书中所言“汾阳旧邑”中的“汾阳”一语双关，既有指称汾阳王郭子仪之义，亦有指称“汾州其地”之义，所以“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之句意为：“汾州（汾阳）其地汾阳王郭子仪的旧邑，合当由郭子仪诸子很好地继承。”据此，“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认为，“汾阳旧邑”之句既可证明郭子仪的封地在汾州，亦可证明唐时的汾州称汾阳，也可证郭子仪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即唐汾州。如此而已，唐汾州（今汾阳）为郭子仪祖籍地的认定便无可置疑。对此，“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代表性论著《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作者郭世科、郭志强）一文称：“正由于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旧邑，盍有丕承’，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汾阳”含意及封地考》（作者吕世宏）一文则称：“郭暧食邑在今汾阳爱子村。旧唐书记载，郭子仪逝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二千户食邑，一半归公，一半分给了儿孙们，其中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
然而，上述“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关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的解析和认定存在关键的考析之误：
其误之一，将汉之前与唐时有本质区别的王侯“封地”混为一谈
唐代王侯的“封地”与汉之前已有根本区别，其“封地”无实际疆土，变成了单纯的荣誉性加衔，食邑户数也只是有名无实的虚封。如郭子仪虽授爵“汾阳郡王”，但在其因封地“汾阳”并无实际存在的封地。如唐爵制“郡王食邑五千户”的待遇，对郭子仪而言，仅仅是象征爵位等级的虚名，并不能真正享有五千食邑户的税赋爵禄。可见，以“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之句，推论出“汾州是郭子仪封地，亦是其原有食邑所在”的认定，实属对唐爵制疏考之误。
其误之二，对唐“食邑制”的基本情况和唐玄宗所作的变革情况不明了
唐食邑制的构成为“虚封”和“实封”二种。“虚封”内容，主要体现在不同爵级象征性的“食邑多少户”等荣誉性称誉方面。“实封”则为实际享有的“永业田”和“食实封”二方面的爵禄。郭子仪享有的永业田为郡王级的五十顷，此外就是被称为“真户”的“食实封”了。食实封，是指受封者可实际享用其封户租庸调赋税的一种封赏。唐玄宗于开元中期改革食邑制后，食实封者不得再私征封户赋税，改为按封户应纳赋税而从“太府寺”及“赐坊“即国库领取封物，其实有同俸禄。可见，郭子仪根本就不可能有实际存在的所谓封地。
其误之三，对郭子仪四次食实封与授爵汾阳郡王的关系疏于考析
郭子仪最终二千户的食实封由四次赐封构成，先是唐至德元载（756年12月）肃宗封其“代国公”时的“食邑千户”，继是唐宝应元年（762年8月）代宗即位后“加实户七百”，再是唐永泰元年（765年10月）于泾阳盟回纥退吐蕃后“入朝加封二百户”，最后是唐建中元年（779年5月）德宗即位后“增实封通前二千户”。郭子仪的这四次食邑户实封，不管是被封代国公的食邑千户，还是被授肃宗“山陵使”加实封的七百户，还是于泾阳单骑盟回纥大败吐蕃后加封的二百户，还是被授代宗“山陵使”尊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的一百户，都与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二月授爵汾阳郡王无关，而且，即便在代国，或是肃宗“建陵”所在地陕西礼泉县，或是大败吐蕃的泾阳，或是代宗“元陵”所在的陕西富平县等与郭子仪四次食实封关联地，皆无郭子仪所谓的封地，那么，与郭子仪四次食实封皆无关联的唐汾州，就更不可能有其所谓的封地了。
其误之四，对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相关内容的解析有误
郭子仪逝后，其“代国公”爵位及实封二千户皆由长子郭曜承袭，二年后，郭曜也逝，唐德宗下《优恤郭子仪诸子诏》，对郭曜所袭代国公及实封二千户作出如下处置：“故汾阳王……虽嫡长云殂，支宗斯盛，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其实封二千户，宜准式减半，馀可分袭……暧可袭代国公，仍通前袭三百户，晞可二百五十户，曙可五十户……”
由德宗诏书原文可知：“已故汾阳王郭子仪，承嫡其代国公及实封二千户的长子郭曜虽也逝，但汾阳王后裔仍盛，汾阳王原有的食邑，合当由其子孙承继。汾阳王原食实封二千户，依制减半归朝廷，所余一千户由子孙分别承袭，郭暧承袭代国公爵位，袭三百户；郭晞袭二百五十户；郭曙袭五十户……”
由上可知，德宗诏书中“汾阳旧邑”是指汾阳王郭子仪原有食邑中的“代国公”爵位和“二千户”食实封，其中的“汾阳”仅指称汾阳王郭子仪本人，根本没有指称“汾州之地”的含义，更不可能证明其时的汾州亦称“汾阳”。可见，“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认为“汾阳旧邑”是指称“汾阳王汾州之地旧邑”的认定，纯属无任何史实依据的牵强附会。
相对于唐时“汾阳”指称“汾州”的无史据可证，而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后被指称“汾阳”的史据则比比皆是，如《（新、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天祚土德，实生汾阳”；唐德宗悼郭子仪诏：“力扶天柱，唯赖汾阳”；《唐故敬之郭公庙碑铭》（郭氏家庙碑）载：“于戏令公，汾阳启封”；《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并序》载：“上以恢圣朝之耿光，次以播汾阳之德声”；《唐尚父汾阳郭忠武王碑记》载：“桓桓汾阳，惟国之纲，提师于钺，以剪乱党”。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据上可见，《史实佐证汾阳郭氏》、《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汾阳”含意及封地考》等文中关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可证“汾州于唐时即称汾阳，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旧唐书记载，郭子仪逝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二千户食邑，一半归公，一半分给了儿孙们，其中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之说，无疑是对《优恤郭子仪诸子诏》的误释错译，如按其“汾阳王郭子仪食实二千户封于唐汾州”的认定来解析，哪么郭子仪封代国公时的一千户难道是封在汾州？为肃宗山陵使时加封的七百户也在汾州？于泾州盟回纥退吐蕃后加封的二百户也在汾州？为代宗山陵使时增封的一百户也在汾州？而且郭子仪逝后，其长子郭曜承袭的所有食实封二千户难道全部都在汾州？且不说其时唐王公大臣食实封多少户，仅仅是从太府寺及赐坊领取相当于奉禄的计量标准，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的封地或封户，退一步讲，即便有，根据郭子仪食实封受封经历和因封缘故，其所有二千户食实封，也决无可能封在唐汾州。
总而言之，由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推定“汾州于唐时即称汾阳，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并据此佐证“郭子仪祖籍为唐汾州今汾阳”的解析和认定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现有权威史料的记载，还是现存世和出土的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墓志所载，还是对相关史事和史料的客观考析考证，均可得出如下结论：
唐汾州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之前从未正式称名过汾阳；
郭子仪家族庙碑和墓碑墓志无一记载其祖籍为今汾阳曾名的汾州、西河等；
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县的凿凿史据，是对相关史料的移花接木和穿凿附会；
“汾阳旧邑，盍有丕承”非指“汾州其地汾阳王的封地封户由其子孙承继”；
郭子仪及其子孙不仅在唐汾州，即便在其它地方也没有实际存在的封地；
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非为唐之前从未称名过汾阳的唐汾州；
“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没有任何可靠史据可证。
唐汾阳王郭子仪的祖籍究竟为何地？对此，常见的有二种说法，一说为今山西汾阳，另一说为太原或太原晋阳。除此之外，还有另二种更为具体的说法，即“今阳曲说”和“古阳曲（定襄）说”。那么，这几种说法究竟何者为确呢？遗憾的是，郭子仪祖籍究竟具体为何地的认定，至今诸说不一，仍无一个公认的定论。中国唐史学会会员，郭子仪研究学者，长篇历史小说《汾阳王郭子仪》的作者贾祝文就此作出如下解析和认定：
其一，郭子仪祖籍何地诸说不一，为什么“今汾阳说”似是而非；
其二，郭子仪祖籍为太原或晋阳无误，但还不够具体；
其三，为什么说郭子仪具体的祖籍地为今阳曲而非古阳曲。
本篇为其一：
当前网上等各种媒介关于郭子仪祖籍的介绍，不少认定为今山西省汾阳市，如“百度知道”载：“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百家姓·族谱录”载：“郭子仪，中唐名将，祖籍山西汾阳。”“西陆网”载：“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祖籍山西汾阳”等等。当前郭子仪研究中，亦有持“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观点者，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为《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作者郭世科、郭志强）一文所言：“汾阳地理环境优越，是历史上州郡所在，是中华郭氏得姓发祥之地，是子仪公先祖祖籍，由此而封爵汾阳王，封地就在今汾阳。”该文并称上述郭氏文化研究中的“郭氏迷团已经破解，绝大多数海内外郭氏宗亲与专家学者均已形成共识。”
但是，上述网媒及《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一文对郭子仪祖籍地为今汾阳市的相关介绍和认定是有误的，这是因为：
一、“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无公认的权威史料可证
1、正史史料无一记载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或其曾用名汾州、西河等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郭子仪一族祖藉：“华阴郭氏出自太原，汉有郭亭。亭曾孙光禄大夫广意，广意生冯翊太守孟儒，子孙自太原徙冯翊。”
《元和姓纂》载：“子仪为（郭）荣父叔（郭）进之后（郭荣祖籍太原晋阳）。”
《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载：“（郭子仪父郭敬之祖上）代为太原著姓。汉有光禄大夫广意，生孟儒，为冯翊太守，子孙始自太原家焉。”
2、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无一记载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或汾州、西河等
一如相关权威史料记载，现存世和出土的郭子仪家族所有的23通庙碑、墓碑和墓志中，上至逝于隋大业十年(614年)的郭子仪六世祖郭荣，再到逝于唐天宝三载（744年）的郭子仪父郭敬之，直至逝于唐咸通十五年（874年）的郭子仪玄孙郭弘裕的碑文或墓志，皆载郭子仪一族祖籍为太原或太原晋阳，无一记载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前曾叫过瓜衍、兹氏、兹同、隰城、汾州、西河等名的今汾阳。
二、“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所持依据皆似是而非
认为郭子仪祖籍为唐汾州今汾阳观点者所持依据主要有四：
其一，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说明其因封地的行政级别必为郡（州）级别，所以才能授为“郡王”。太原虽为郡州级别，但只称过“晋阳”、“并州”，而没有叫过“汾阳”。太原阳曲虽于汉、隋、唐数度称名“汾阳县”，但其仅为县级，从未达到过郡或州、府一级的行政级别。所以说，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只能是唐时正式名称虽为汾州，但在唐之前也曾叫过“汾阳”的今汾阳其地。
其二，今汾阳之称名汾阳，非自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自春秋到汉、隋、唐就曾称名为“汾阳”。唐时大臣封王爵号，多以其得姓地或祖籍地大名授之，所以，郭子仪之所以受爵“汾阳郡王”，既因今汾阳之地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前就曾称名“汾阳”，而且也因今汾阳为郭子仪祖籍地之故。
其三，隋时的汾阳宫就建于隋西河县即今汾阳市之境，据此证明今汾阳在唐之前的隋朝就被称“汾阳”之地，也由此可证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和郭子仪的祖籍地皆为唐汾州今汾阳。
其四，郭子仪本人及子孙食邑封地就在唐汾州今汾阳，这一事实不仅证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缘由，而且也证明了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无误。
然而，上述四方面关于认定郭子仪爵名因封地、祖籍地及食邑封地皆为今汾阳所依据的史实皆似是而非，不论哪一方面都不能成为今汾阳是为郭子仪爵名因封地、食邑封地及祖籍地的依据。
三、对“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所持依据的剖析和勘误
1、郭子仪所封“汾阳郡王”的爵号与“汾阳郡”无关
唐朝爵位等级分为九等，其中缀以“王”之爵名的是第一等级的“亲王”和第二等级的“郡王”。亲王一级只授予皇室嫡亲，为正一品。第二等级中包括同为从一品的嗣王和郡王两个爵位。嗣王是授予亲王诸子中承嫡者的爵位，郡王则为授予太子之子及大臣中有显功者的爵位。郭子仪所封的“汾阳郡王”即为第二等级中的“郡王”。
据上而言，郭子仪“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是为爵号，“郡王”则指爵位的等级。这就是说，郭子仪“汾阳郡王”爵称的基本含义，绝非“汾阳郡之王”的指称，而是仅表明郭子仪的爵位是为第二等级“郡王”级别的含义。也就是说，“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是指郭子仪爵号因封地的名称，而“郡王”则是指爵位等级的名称。所以，“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和“郡王”是二个没有直接内在联系的名称，是不能作为“汾阳郡”之地或“汾阳郡之王”来理解和认定的。
可见，郭子仪“汾阳郡王”爵位之授，只与郭子仪得姓地或祖籍地是否叫作“汾阳”有所关联，而与其地行政等级是否为郡（州），即是否为“汾阳郡”或“汾阳州”并无必然关联。
由上可知，前述《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一文所言：“汾阳地理环境优越，是历史上州郡所在，是子仪公先祖祖籍，由此而封爵汾阳王”的认定是不能成立的。
2、今汾阳其地行政名称在明万历二十三年前从未叫过汾阳
据权威史料记载，今汾阳其地州、郡、县等行政名称沿革，春秋时名瓜衍，战国及秦时名兹氏，汉王莽新朝时称兹同，三国曹魏时称西河，西晋时称隰城，北魏时汾州自今交口县境徙此，东魏、北齐、北周时曾先后称过灵州、武昌郡、南朔州及介州，唐时曾先后称过浩州、汾州、西河等。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际，其附郭县方首次称名为汾阳县。这就是说，郭子仪于唐宝应元年（762年）授爵汾阳郡王之前，今汾阳之地州、郡、县正式的行政名称，从未叫过“汾阳”之名，直到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今汾阳所在地汾州升府时，其附郭县，即此前曾称名过瓜衍、兹氏、兹同、隰城、汾州、西河等名称的今汾阳方首次称“汾阳县”之名。与此互为佐证的是，历史上所有的地方志，即便汾阳其地历朝历代的州、县志，皆无汾阳其地县以上行政正式名称于明万历二十三年之前曾称过“汾阳”之名的记载。
由此可知，今汾阳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从未有正史记载称名过“汾阳”，而是直到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833年后的明万历二十三年方始称汾阳县。所以，今汾阳根本不可能与郭子仪爵号中的“汾阳”有关联，今汾阳其地绝非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
3、隋汾阳宫建于今汾阳的所谓“凿凿史据”纯属穿凿附会
支撑“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的最重要基点，就是戮力证明今汾阳之称名“汾阳”非自明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就曾称名过汾阳。缘于此，“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便将《资治通鉴》中几处关于隋汾阳宫的相关记载视为今汾阳于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的一个“见之正史的凿凿史据”。
此“凿凿史据”挖掘自清康熙《汾阳县志》，据该县志载：“隋大业四年夏，营汾阳宫，遗址在（西河）县东十五里。”该县志所附按语称：“汾州之名‘汾阳’，自古云然。至炀帝建宫，尚名汾阳，唐世因之，无可疑者。”且言：“此见之正史，凿凿可据。”
清康熙《汾阳县志》所载隋汾阳宫建于今汾阳的“凿凿史据”，依据于该县志如下所载：“《纲目》（资治通鉴）载：刘武周据汾阳宫，唐太宗言于高祖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子建成及世民击西河郡，拔之，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据此，不益信汾阳宫之在西河郡？”
该县志以上记载“隋末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及“李建成、李世民往击西河郡”二事件不虚。但是，该县志为证明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郡，竟将这二件相隔数月之久、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合并成了“历时九日皆发生在西河郡”的同一历史事件，这与《资治通鉴》对这二个事件的相关记载截然不同：
第一，《资治通鉴·隋记七》载：“（隋义宁元年三月）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四月，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民与刘文静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
该段记载表明，上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三、四月间，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李渊其时已有代隋之志，遂借故命其子李世民等募兵，且密召远在河东（晋南）的李建成等来太原共谋代隋之举。更为重要的是，该段记载表明，不管是当时在太原的李世民，还是后来密来太原的李建成等，皆未出兵往击刘武周，更未引兵往击西河郡。
第二，《资治通鉴·隋记八》记载：“（隋义宁元年六月）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建成、世民击西河，……攻拔之。……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
该段记载表明，上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六月，即刘武周占据汾阳宫三个月后，西河郡丞高德儒不从李渊之命，李建成、李世民奉李渊之令引兵往击西河，破城斩高德儒后引兵返晋阳，前后用时共九天。可见，这一发生于西河郡的，用时“往返凡九日”的事件，与三个月前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李渊命李世民借故募兵一事毫无关联。
由上可知，“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为证明今汾阳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所引证的关于隋汾阳宫建于西河郡“见之正史，凿凿可据”的内容，其实是将《资治通鉴》记载的，李渊分别与占据汾阳宫的刘武周及与不从其命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二者间的、毫无关联且相隔三月之久的二个独立事件，合并成了同时发生在九日之内的、同在西河郡一地的同一历史事件。显而易见，“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用以证实隋汾阳宫建在隋西河郡的“凿凿正史”记载，其实是对《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移花接木的嫁接和南辕北辙的拼凑。如此穿凿而成的所谓“正史之据”，已非史研疏误，实属戏谑史实的肆文伪墨。
据史料证实，隋炀帝所建汾阳宫的宫址是在汉、隋时曾称名汾源县、汾阳县且为汾水发源地的今山西静乐县。《资治通鉴·隋记四》载：“隋大业四年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隋志》载：“楼烦郡汾源县，旧岢岚也，大业四年，改为静乐，有汾阳宫，管涔山，天池、汾水。”《水经注》载：“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
据上可知，支撑今汾阳隋时就称名汾阳，进而以此证实郭子仪祖籍为今汾阳的“见之正史的凿凿史据”，纯属穿凿、拼凑而成的篡史伪证，凭此是不能证实“隋汾阳宫遗址在县（隋西河今汾阳）东十五里”的，也改变不了隋汾阳宫建在隋时“汾州之北”四百里以外曾为楼烦郡、苛岚县、汾阳县、静乐县和汾源县（今山西宁武县）之地“汾水之源”的史实。
4、唐时的汾州并无郭子仪及其子弟的封地或封户
“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的另一支撑要点为“郭子仪及其诸子的封地和食邑皆在唐汾州（今汾阳）”。其说依据的史料是唐德宗于建中四年所颁《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
“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认为，诏书中所言“汾阳旧邑”中的“汾阳”一语双关，既有指称汾阳王郭子仪之义，亦有指称“汾州其地”之义，所以“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之句意为：“汾州（汾阳）其地汾阳王郭子仪的旧邑，合当由郭子仪诸子很好地继承。”据此，“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认为，“汾阳旧邑”之句既可证明郭子仪的封地在汾州，亦可证明唐时的汾州称汾阳，也可证郭子仪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即唐汾州。如此而已，唐汾州（今汾阳）为郭子仪祖籍地的认定便无可置疑。对此，“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代表性论著《史实佐证汾阳郭氏》（作者郭世科、郭志强）一文称：“正由于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旧邑，盍有丕承’，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汾阳”含意及封地考》（作者吕世宏）一文则称：“郭暧食邑在今汾阳爱子村。旧唐书记载，郭子仪逝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二千户食邑，一半归公，一半分给了儿孙们，其中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
然而，上述“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关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的解析和认定存在关键的考析之误：
其误之一，将汉之前与唐时有本质区别的王侯“封地”混为一谈
唐代王侯的“封地”与汉之前已有根本区别，其“封地”无实际疆土，变成了单纯的荣誉性加衔，食邑户数也只是有名无实的虚封。如郭子仪虽授爵“汾阳郡王”，但在其因封地“汾阳”并无实际存在的封地。如唐爵制“郡王食邑五千户”的待遇，对郭子仪而言，仅仅是象征爵位等级的虚名，并不能真正享有五千食邑户的税赋爵禄。可见，以“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之句，推论出“汾州是郭子仪封地，亦是其原有食邑所在”的认定，实属对唐爵制疏考之误。
其误之二，对唐“食邑制”的基本情况和唐玄宗所作的变革情况不明了
唐食邑制的构成为“虚封”和“实封”二种。“虚封”内容，主要体现在不同爵级象征性的“食邑多少户”等荣誉性称誉方面。“实封”则为实际享有的“永业田”和“食实封”二方面的爵禄。郭子仪享有的永业田为郡王级的五十顷，此外就是被称为“真户”的“食实封”了。食实封，是指受封者可实际享用其封户租庸调赋税的一种封赏。唐玄宗于开元中期改革食邑制后，食实封者不得再私征封户赋税，改为按封户应纳赋税而从“太府寺”及“赐坊“即国库领取封物，其实有同俸禄。可见，郭子仪根本就不可能有实际存在的所谓封地。
其误之三，对郭子仪四次食实封与授爵汾阳郡王的关系疏于考析
郭子仪最终二千户的食实封由四次赐封构成，先是唐至德元载（756年12月）肃宗封其“代国公”时的“食邑千户”，继是唐宝应元年（762年8月）代宗即位后“加实户七百”，再是唐永泰元年（765年10月）于泾阳盟回纥退吐蕃后“入朝加封二百户”，最后是唐建中元年（779年5月）德宗即位后“增实封通前二千户”。郭子仪的这四次食邑户实封，不管是被封代国公的食邑千户，还是被授肃宗“山陵使”加实封的七百户，还是于泾阳单骑盟回纥大败吐蕃后加封的二百户，还是被授代宗“山陵使”尊尚父进位太尉、中书令的一百户，都与郭子仪于唐肃宗宝应元年二月授爵汾阳郡王无关，而且，即便在代国，或是肃宗“建陵”所在地陕西礼泉县，或是大败吐蕃的泾阳，或是代宗“元陵”所在的陕西富平县等与郭子仪四次食实封关联地，皆无郭子仪所谓的封地，那么，与郭子仪四次食实封皆无关联的唐汾州，就更不可能有其所谓的封地了。
其误之四，对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相关内容的解析有误
郭子仪逝后，其“代国公”爵位及实封二千户皆由长子郭曜承袭，二年后，郭曜也逝，唐德宗下《优恤郭子仪诸子诏》，对郭曜所袭代国公及实封二千户作出如下处置：“故汾阳王……虽嫡长云殂，支宗斯盛，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其实封二千户，宜准式减半，馀可分袭……暧可袭代国公，仍通前袭三百户，晞可二百五十户，曙可五十户……”
由德宗诏书原文可知：“已故汾阳王郭子仪，承嫡其代国公及实封二千户的长子郭曜虽也逝，但汾阳王后裔仍盛，汾阳王原有的食邑，合当由其子孙承继。汾阳王原食实封二千户，依制减半归朝廷，所余一千户由子孙分别承袭，郭暧承袭代国公爵位，袭三百户；郭晞袭二百五十户；郭曙袭五十户……”
由上可知，德宗诏书中“汾阳旧邑”是指汾阳王郭子仪原有食邑中的“代国公”爵位和“二千户”食实封，其中的“汾阳”仅指称汾阳王郭子仪本人，根本没有指称“汾州之地”的含义，更不可能证明其时的汾州亦称“汾阳”。可见，“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认为“汾阳旧邑”是指称“汾阳王汾州之地旧邑”的认定，纯属无任何史实依据的牵强附会。
相对于唐时“汾阳”指称“汾州”的无史据可证，而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后被指称“汾阳”的史据则比比皆是，如《（新、旧）唐书·郭子仪传》载：“天祚土德，实生汾阳”；唐德宗悼郭子仪诏：“力扶天柱，唯赖汾阳”；《唐故敬之郭公庙碑铭》（郭氏家庙碑）载：“于戏令公，汾阳启封”；《故汾阳郡王尚父郭公庙碑铭并序》载：“上以恢圣朝之耿光，次以播汾阳之德声”；《唐尚父汾阳郭忠武王碑记》载：“桓桓汾阳，惟国之纲，提师于钺，以剪乱党”。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据上可见，《史实佐证汾阳郭氏》、《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汾阳”含意及封地考》等文中关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可证“汾州于唐时即称汾阳，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旧唐书记载，郭子仪逝后，‘汾阳旧邑，盍有丕承’，二千户食邑，一半归公，一半分给了儿孙们，其中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之说，无疑是对《优恤郭子仪诸子诏》的误释错译，如按其“汾阳王郭子仪食实二千户封于唐汾州”的认定来解析，哪么郭子仪封代国公时的一千户难道是封在汾州？为肃宗山陵使时加封的七百户也在汾州？于泾州盟回纥退吐蕃后加封的二百户也在汾州？为代宗山陵使时增封的一百户也在汾州？而且郭子仪逝后，其长子郭曜承袭的所有食实封二千户难道全部都在汾州？且不说其时唐王公大臣食实封多少户，仅仅是从太府寺及赐坊领取相当于奉禄的计量标准，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的封地或封户，退一步讲，即便有，根据郭子仪食实封受封经历和因封缘故，其所有二千户食实封，也决无可能封在唐汾州。
总而言之，由唐德宗《优恤郭子仪诸子诏》中“汾阳旧邑，盍有丕承”等内容推定“汾州于唐时即称汾阳，汾阳是汾阳王封地，汾阳王之子，也在‘汾阳旧邑’承继受抚”、“郭暧继承的最多，‘袭封地三百户’，这就是现汾阳爱子村的起源，说明郭暧的封邑确在汾州”，并据此佐证“郭子仪祖籍为唐汾州今汾阳”的解析和认定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现有权威史料的记载，还是现存世和出土的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墓志所载，还是对相关史事和史料的客观考析考证，均可得出如下结论：
唐汾州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之前从未正式称名过汾阳；
郭子仪家族庙碑和墓碑墓志无一记载其祖籍为今汾阳曾名的汾州、西河等；
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县的凿凿史据，是对相关史料的移花接木和穿凿附会；
“汾阳旧邑，盍有丕承”非指“汾州其地汾阳王的封地封户由其子孙承继”；
郭子仪及其子孙不仅在唐汾州，即便在其它地方也没有实际存在的封地；
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非为唐之前从未称名过汾阳的唐汾州；
“郭子仪祖籍今汾阳说”没有任何可靠史据可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