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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定瞿秋白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G”尚未开始，“四人B”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B”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B’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G”尚未开始，“四人B”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B”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瞿独伊在《文史参考》2010年第9期发表的《瞿秋白是如何平反的》一文，对平反过程的曲折艰难有详细叙述，但对为何如此曲折艰难的原因则语焉不详。只有了解瞿秋白冤案的起因，才能明白为何为他平反如此曲折艰难。
对于“瞿案”，“文G”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笔者谨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孙、陈的文章早就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笔者将在多处直接引用这些资料，一为慎重，二为使这些珍贵史料为更多人所知。

为瞿秋白平反，陈铁健重评《多余的话》
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虽然中G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刘S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对此文进行“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这些“文章”，仍坚持“文G”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对他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现在百度的敏感词神经病一样地多，而且还不知道具体是哪些，神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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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他的《多余的话》。虽然每个人内心都有难以言说的复杂，但写出来又不一样了。

看人不能只看一点一处，要看他的一生、一贯思想。

因为《多余的话》 的表达方式。这是他想写给战友的信，要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还要通过国民党的审查。所以表达方式极为委婉。需要猜谜一样的去破解。所以，他才会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解放后，这封信才到同志手中，但局面已经完全改观，同志们也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理解他想讲的暗语了。

正像陆定一同志指出的那样：
“他‘心忧’的是什么呢?那时红军正在长征，还没有安定下来。蒋介石调集所有兵力，要消灭 红军。敌众我寡，随时有被消灭或打散的危险。如果王明路线的统治继续存在，革命的失败就不可避 免。这就是他‘心忧’的所在。”
因此，不管敌人的屠刀就在眼前，他仍然呕心沥血地写了出来，竭尽他个人所应负的历史责任。
全文发不出来，结论发在这里供参考。
孙克悠老人家有一本《瞿秋白平反记实》描述了详细状况，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