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由于体制和官本位，由于权力监督严重匮乏，农民对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的维护是几乎无法走正当的申诉渠道的，他往往只剩下上访一条路。

是，在《带灯》这部写农民就主要是在写农民的上访的作品中，却把农民们的上访写成了就像农民们搞着玩的事情，为屁大点事也要上访，没的事想混点吃喝也要上访，纯粹就是个为给政府添乱找麻烦，和不懂事的、始终长不大的孩子没有区别，把带灯这些“父母官”给累得，你真不能不为社会基层的“好官”们之辛苦、之重要、之伟大而感动成啥样。

这仅从我们上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也可见一斑。这就是贾平凹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贾平凹还在作品的后记中称他多么熟悉农村生活，他这是不是也在公然说谎呢？是的，政府通常是这样解读上访者的上访的，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是该用政府的眼光看世界呢还是用他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这个常识贾平凹不清楚吗？

除了对农民的描写，贾平凹在《带灯》中着力塑造的带灯这个人物形象，也完全禀承了“好官文学”的灵魂。
是的，带灯在为农民做好事善事，在为农民办实事，但是，她从来也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过一个农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一个农民，这从我们上面引述的那几段文字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作者在把她当成观世音娘娘在写，在把她写成农民们的“神”，虽然她是位有缺点、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隐私的“神”，但她仍然是农民们的“神”，贾平凹笔下的“农民”们实际上也在把她当“神”看待甚至膜拜。作品中就多处写到得到了带灯的好处的农民把带灯呼为“菩萨”。

“好官文学”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发展出的一个更堕落的策略就是把“好官”写成所谓“有缺点的好官”，使“好官”显得更“真实”、更“可信”。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在他眼中，本应该既没有好官，也没有坏官，也没有“有缺点的好官”， 只有存在的真实，真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有缺点的好官”是对“好官文学”进一个步的维护和巩固。贾平凹虽然把带灯写成是有缺点、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好官”，却并没有把她写成一个真正的“人”，她仍然是“神”，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菩萨，她在人格上、精神上、灵魂上对每一位“农民”都具有绝对的和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让人感觉到，“农民”不仅生活上需要带灯带来的光明照亮，精神上更需要带灯带来的光明照亮，他们的精神世界对带灯是完全透明的，就像小孩子的那点心思是那绝对逃不过妈妈的火眼金睛的，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于带灯更应该是完全透明的，就像小孩子的心思对妈妈就应该是透明的。作品对带灯的描写处处都在暗示这个。而这就是“好官文学”的基本套路。“好官文学”就是通过“民”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物质上和灵魂上都必须对“好官”有绝对的依附性，否则“民”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可能是的描写来突出“官”的重要，从而达到美化、神化官本位，让官本位永世长存的目的。

虽然贾平凹企图对“好官文学”有所突破，作品中没有把带灯之光写成日月之光而说成是萤火虫的那点亮光，这点光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品所真正要表现的却是，没有她这点光明，“农民”们就不论生活还是精神都只会在黑暗中，虽然到头来，她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精神，她对他们的生活的改变也很小，但是，很显然，“农民”们不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光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光太少了，如果这种光足够多，“农民”就不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生活在如日月照耀的光明之中了。所以，《带灯》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好官文学”通常的那种大团圆结局，而是以在一场愚蠢血腥的械斗中，带灯失败了，还疯了，“农民”们依然那样愚昧自私野蛮为收尾，但整部作品所要说的无非是带灯这点光明就是“一切”，它是中国的希望和中国农民的希望。到了这一步，贾平凹写这部作品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至少已经不是他所标榜的那样的了。当然，这不是他有意识有目的的，多半应该是他无意识的结果。而这只说明，他的灵魂和思想到底要多么陈腐、低下、混乱和俗气。

最后，不能不提一下作品那项特别醒目的内容，就是带灯写给元天亮的手机短信。这部分内容是作者为了真正完成对带灯这个形象的塑造而采用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是作品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毫无疑问，对贾平凹来说，带灯既然是一个“活菩萨”，肩头上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苦难，那她就有充盈丰富亦痛苦深沉的精神世界。这个设定是有道理的。想想看，如果带灯的肩头果然承担着整个世界的苦难，她对农民们所做的好人好事，是真正出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出于哪怕她只是一只萤火虫，她也要用她微弱的光给黑暗世界一点光明，那么，她的精神世界就一定是充盈丰富亦痛苦深沉的。贾平凹写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内容所要做的就是直接披露带灯的灵魂，展示她注定充盈丰富亦痛苦深沉的精神世界。然而，由于贾平凹自己本人就不知道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当是什么样的，而且他还绝对不能逾越“好官文学”的要求，这部分内容其实是作品中写得最失败最无意义的那一部分。
首先，我们从中完全读不到带灯精神世界的痛苦深沉在哪里。她有那么善良，对农民的苦难有那么同情，她就注定拷问灵魂亦拷问世界，但是，这些东西在这些短信中是完全看不到的。我们看不到人间的苦难和罪恶，也就是她要用她的微弱之光去多少照亮它一点和温暖它一点的黑暗在折磨她的灵魂，而这没有折磨她的灵魂，她这种要去给黑暗世界一点微弱之光的行为难道只是一种机械行为吗？它的精神动力是什么？这些短信内容大部分竟然是对元天亮的单相思和对农村自然风光一位小资情调的文艺女青年造作之极、浅薄之极的描写。带灯有那样善良的心，肩头上扛着世界的苦难，她在大自然中去寻求暂时的精神解脱，从人性逻辑上说，是成立的。然而，带灯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我们看到的却不是带灯对大自然真有什么深沉的领会，而是她对她心目中的精神偶像——元天亮的文体买弄，把每一条短信都要写成所谓“美文”，文是“美”了，但它们到底是带灯的一种取媚式的表演呢还是深沉而真诚的精神倾诉？

所有这些短信内容最为触目的还对元天亮的神化。元天亮，是出生在带灯工作的这个地方的一位才子，现在已经一位有煌煌大作的省部级高官。带灯只见过他一面，但就是这一面，他就成了带灯这样一位受过高等教育亦有相当人生阅历的现代成熟女性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不但成了梦中情人，还成了精神偶像，不但成了精神偶像，还成了她的“神”、她的“主”、她“上帝”。这些短信中，带灯把元天亮美化、圣化、神化为她的“主”、她的“上帝”的地方比比皆是，很多地方已经到了让人肉麻的地步。可以看出来，贾平凹在这里仍然先有一番逻辑推演，这番推演也有道理，只是实际做出来整个变味了。像带灯这样一位承担着人间苦难的“活菩萨”，她的精神世界不但深沉痛苦，而且沉重孤独，她就需要一个类似“主”或“上帝”的倾诉对象。这不是说她就会信仰上帝教。她完全可以是无神论者。这只是说她一定会有信仰的倾向。如果她是上帝教的信仰者，她就会向上帝倾诉，如果她不是，她则会向虚无倾诉。就是说，她一定会有一个倾诉对象，而这个对象是真正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如果她不相信有这样一至高无上者和绝对者的实际存在，她的倾诉则会是在作这样的倾诉却又没有具体所指的对象，也就是向“虚无”倾诉。总之，不管倾诉对象是什么，也是绝对抽象、绝对无形、绝对不确定的，在世间绝对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带灯发出这样的短信是可以理解的，把它发给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短信的内容本身却应该是要么对“上帝”要么对“虚无”所倾诉的。而带灯这些发给元天亮的短信内容却是把元天亮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世间存在、实实在在的凡尘之人当成了“上帝”在倾诉。仅这样，就已经使这些短信的内容的精神价值为零了，甚至于可以视为一个笑话了。带灯，浅薄到这地步了，她如何承担世间苦难？
但是，贾平凹通过写带灯写给元天亮的短信写出的带灯的精神世界这样浅薄无聊，却是他不敢逾越“好官文学”的灵魂之半步的必然结果。如果他真把这部分内容写成是带灯对上帝或虚无的倾诉，那就不是“好官文学”了，就在向“真文学”靠近了，看得出来，这是贾平凹做不到的，大概也是他不敢做的。对于“好官文学”来说，“好官”也必须像“民”一样，精神浅薄、灵魂浅陋，完全就像永远也长不大永远离不开大人的孩子一样，他们也必须有精神导师、灵魂明灯，而他们的精神导师、灵魂明灯则必须是官职位更大的“好官”，以此类推，那个终极导师、终极灵魂明灯就是那个最大的“官”，那个最大“官”也当然是最“好”的“官”了。“好官文学”笔下的世界就是一个只有他才算得上真正的“上帝”的最大的“官”通过一层层的“好官”管理着的一个儿童世界，一个超级幼儿园，里面没有一个“成人”，他有“成人”独立的思想、人格、精神和灵魂，他们的生活是高度依附“好官”的，他们的精神更是高度依附“好官”的，什么该想不该说、什么该说不该想、什么既不该说也不该想，都完全要听“好官”的，而“好官”则层层听上去，直到完全听那官位最大的“官”，那个“官”也一定是最大的“好官”。
这就是贾平凹这位当代中国最大的文学大师之一的被中国评论界一致颂扬的《带灯》。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