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晚在熨衣服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要怎样解决当前的生活难题。这办法简单而大胆。我走进起居室，对正在看电视的丈夫说：“我觉得我应该找间办公室。”
这主意即使对我来说也是异想天开的。我要间办公室干什么？我有一间屋子；它宽敞舒适，还能看到海；它提供空间让我吃好睡好、沐浴更衣，还能让我与朋友交谈；我还有一个花园；我不缺地方。
不。虽然很难开口，但我还是得说：我是个作家。这样听起来不太对头。太放肆，太假了，怎么说都不太可信。我试着再说一遍吧。我写作。这样听起来会不会好点？我试着去写。这样听起来更糟。虚伪的人性啊。好吧，然后呢？
不管了。无论我怎么说，词语还是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寂静空间，在这美妙的时刻里展示一切。可惜人们太体贴了，寂静很快就被友好之声带来的焦虑打破了，这些声音大叫，太好了，很不错，好吧，这很有趣。他们还起劲地问，你写些什么呀？我只好回答，小说，与此同时还得忍受着羞辱，不过我还是轻松自在的，甚至还有几分轻蔑，虽然我并不总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近在眼前的恐慌还是会被这些巧妙而圆滑的言语平息——但这些言语最终耗尽了安慰的存货，到最后他们只能说一句，“啊”。
所以这就是我想要间办公室的原因（我对我丈夫说）：我要在里面写作。我马上意识到这个要求太苛刻了，这是一种糟糕的自我放任。大家都知道，要写作，你需要一台打字机，最次也要有铅笔和纸，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些东西我都有，就放在卧室的一角。不过现在我还是要一间办公室。
其实我也不很确定如果到了那里我会不会在里面写作。或许我只会干坐着看墙，这样想想都已经让我很不舒服。其实我喜欢的是“办公室”这个词的读音，它有种尊严与平静的气息。还有目标明晰、意义非凡的感觉。不过我不想把这点告诉丈夫，于是我高谈阔论了一番，我记得好像是这样说的：
屋子适合男人工作。他将工作带到屋中，带到早已清理好的位置上；屋中周围的环境自动调整来迎合他。每个人都会承认他的工作。他不需要接电话，找失物，看孩子为什么哭，或者喂猫。他可以把门关上。（我说）想象一位母亲将房门关上，而孩子们知道她就在门后；为什么他们想到这里就觉得荒谬过分？一个女人，如果不照看好属于丈夫与孩子的空间领域，她似乎就会被认为是违背天道的。屋子对女人来说不一样。走进屋子里使用它，然后又走出去——她并不是这种人。她就是房间；这两者并不是分开的。
（没错，就像平时一样，当我要乞求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时，我会选用语气强烈情感泛滥的表达。有好几次，或许是一个漫长春夜，其时还下着雨，一片悲凉，灯泡冰冷地亮着，光线太微弱不足以看海，我推开窗户，顿时感到房屋褪变成了木头石膏这些造房用的基础材料，而蜗居其中的生活则沦陷了，只剩下我两手空空，无瓦遮头，我感到一阵不可理喻的猛烈颤抖，出于自由，出于残酷的孤独，而这孤独现在则完美得让我无福消受。这以后我才明白，平常我被保护但也被拖累；我被细心呵护着，但也被紧紧束缚着。）
“只要你能找到一间便宜的，去吧”就是我丈夫的回应。他不像我，他并不总需要解释。他常常会不假思索地说，别人的心思就像一本合上的书一样难以参透。
不过之后我还是觉得这个愿望不太可能实现。或许实际上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合适的愿望。本来我更可以要一件貂皮大衣，一条钻石项链；这些东西女人都想得到。孩子们知道我的计划后，给予了最尖锐的怀疑，然后就不闻不问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走到了两个街区外的那个购物中心；在那有一栋建筑，一间药店和一个漂亮的商店就开在那儿，而它二楼的窗户上贴了好多“有房出租”的标语。我已经注意它们好几个月了，也不去想究竟适不适合我。我走上楼，感到十分不真实；租赁可是件复杂的事情，更何况是间办公室；并不是简单地推开一个空院子的门，然后就等着别人让你进去了；事情要按照一定的方式来完成。况且，他们总是会出高价。

事实证明，我甚至都不用敲门。一个女人刚好从一个空的办公室里出来，拖着一台吸尘器，用脚推着它，经由过道走向门口，而这条过道明显通向这建筑后方的一间公寓。她和她丈夫就住在这公寓里；他们姓马利；他们拥有这栋建筑，向人们出租办公室。她告诉我，她刚才清扫的那些房间适合做牙医诊所，因此我也不会感兴趣，但她会带我去看别的地方。她将吸尘器放好，拿到钥匙，邀请我进入她的公寓。她用我难以诠释的语气叹息了一声，然后说，她的丈夫，不在家。
马利夫人是个看起来很柔弱的黑发妇女，大概四十出头，衣衫不整，但她轻轻涂着明艳的口红，柔弱浮肿的脚踏着粉红色的羽毛拖鞋，凭喜好给自己增添几分女人味，倒也还有些吸引力。她身上有种摇摆不定的被动感，让人觉得她筋疲力尽、隐隐紧张，这一切似乎道出了她的生活，她全副身心都放在一个男人身上，而他精力充沛，爱发牢骚，十分依赖她。我第一眼看出了多少、这一切对后来事情的发展起了怎样的决定作用，当然不好说。不过当时我想她并没有孩子。生活的压力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允许她这样做，这一点我可没搞错。
我等待时所在的房间很明显是起居室与办公室的混合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船舰模型——西班牙大帆船，快速帆船，玛丽王后号——放在桌子上，窗台上，电视机上。没有船的地方就放着盆栽，还零散放着些“具有男子气概”的装饰——陶瓷鹿头，青铜骏马，还有用沉重闪亮、纹络清晰的材料制成的烟灰缸。墙上则裱着照片，还有大概是毕业文凭一类的东西。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只鬈毛狗和一只斗牛犬，分别穿着男装和女装，痛苦而尴尬地摆出招人喜爱的姿势。在照片上写着“老朋友”。这房间被一张肖像控制住了，它有自己的光源，还有镀金画框；画中是一个相貌英俊、有着浅色头发的中年男子，穿着商务套装坐在桌子旁，看上去容易相处，事业有成，前程似锦。事情又是这样，事后我想想，当初这张肖像中就已经让我有一种不适感，他似乎缺乏他这类男人所应有的信仰，而想要咄咄逼人地展现自己。谁都知道，这可能带来灾难。
不提马利一家了。我一看到那个办公室就想订下。它比我所需要的还大，分割出的空间正适合做医生的办公室。（马利夫人遗憾而谨慎小心地说，我们曾有一个脊椎指压师，不过他走了。）墙面冰冷光洁，带一点灰色，看上去没那么刺眼。马利夫人直率地告诉我，显然现在这里没有医生，过去也有好一段时间没住过医生了。我提出二十五美元一个月的开价。她说她得和她丈夫说一声。
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同意了我的开价，而我也终于看到了马利先生本人。我重复我曾向他妻子说过的解释，告诉他我不准备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使用办公室，而是在周末和某些夜晚。他问我将会怎样使用它，我马上告诉他实情，也没有犹豫是不是应该说我做的是速记。

他颇为高兴地听取了我的话。“啊，你是个作家。”
“好吧，是的。我写作。”
“那么我们会尽全力让你在这儿感到舒适，”他豪爽地说。“我自己是个爱好广泛的人。这些船舰模型，都是我在空余时间做的，它们是舒缓神经的好东西。人需要消遣来舒缓神经。我看，你也是一样的。”
“的确是一样的，”我非常同意地说，想到他宽容而模糊地看到了我的表现，不由得感到如释重负。至少我担心的事情没发生，他没有问我，谁照顾孩子呢，还有我的丈夫同意吗？十年甚至十五年的岁月已经软化、影响、击败了画像中的男人。他的腰和大腿已经集聚了一圈可怕的脂肪，搞到他行动时不免叹气，他已成了一堆软绵绵的肉，像一个沉重的老女人那样让人不适。他的头发和双眼都已褪去了光泽，容颜也已憔悴，那温柔而具有掠夺性的表情退化成了一种惹人不适的谦卑感和严重的怀疑感。我没有再看他，我只是要一个办公室，我没想承担起更深入了解人类的责任。
在周末我搬进去了，也没让家人帮忙，虽然他们会表现得很和善。我带来了我的打字机，一张折叠桌，一把椅子，还有一张小木桌，我可以在上面放一个瓦斯炉、一个水壶、一罐速溶咖啡、一只调羹还有一个马克杯。就这些。我开始满足于墙面的光洁，因我的必备陈设产生了一种廉价的尊严感，至少我没什么东西需要擦洗打磨。
但马利先生不喜欢这一幕。我安定下来后，他敲开了我的门，说他要解释些东西给我听——怎么把房间外的灯扭下来，反正我又不需要它；还有电暖炉的用法，以及怎样撑起窗外的遮阳篷。他环顾四周，带着阴沉而迷惑的表情，说，这个糟糕的地方实在不适合一个女人。
“这个地方对我最好不过，”我回答，我的语气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因为我一直都习惯于安慰那些我莫名讨厌或者纯粹是不想了解的人。有时我会精心地表现得彬彬有礼，心中则徒劳地希望他们早点走开不要管我。
“你需要的是一张漂亮舒适的椅子，这样你才会有灵感。我在地下室里有一张椅子，我母亲去年过世之后那儿就堆满了东西。角落那都堆了一层灰，这对谁都不好。我们可以好好休整一下这个地方，你会感到更舒适自在。”
我说，但确实，我确实喜欢它这个样子。
“如果你需要挂点窗帘，我会帮你付买材料的钱。这地方需要些色彩，我怕你在这坐着会变得病态。”
不不，我笑着说，我相信我不会的。
“如果你是个男人事情就不同了。女人总是喜欢把东西弄得舒服些。”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透过威尼斯式百叶窗的薄板，俯视周日冷清的大街，以躲开他那肥脸上的谴责与脆弱，我最终采用了一种冷酷的声音，这声音在我的思想中常常出现，但却很难从我懦弱的嘴巴中溜出来。“马利先生，请别再为这事干扰我了。我说这儿很适合我。我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了。谢谢你告诉我你的想法。”
这话效果太强烈，搞到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当然没想打扰你，”他回应，每个字都说得清楚，语气中有淡淡的忧伤，“我提出这些建议可全都是为了让你舒服。如果我早些认识到自己挡了你的地方，我会早就走开的。”他走了之后，我感到好多了，甚至对这场胜利还感到有些高兴，当然，它来得太快，也让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告诉自己，反正他早晚都会被打击到的，还不如在一开始就让它发生。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又敲响了我的门。他谦恭的表情太夸张了，简直近乎嘲弄，可另一方面它又是真实的，让我自己也不很肯定。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他说，“我不想成为个讨厌鬼。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抱歉上次冒犯了你，我道歉。这是份小小的礼品，希望你接受。”
他拿着一棵我不知道名字的植物；它的叶子很厚，闪着光芒，被种在一个裹着过多粉色和银色金箔的盆里。
“就放在这，”他边说边将植物放在房间的角落处，“我不想大家不舒服。我会承担责任。我想，或许她不接受家具，不过一盆小而精致的植物总没关系吧，它会让事情变得更美好。”
这时候，我根本不可能告诉他我不想要植物。我讨厌户内盆栽。他告诉我要怎么照料它，多久浇一次水等东西；我只能感谢他。我无计可施，还有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他道歉和送礼物的时候，其实很清楚这点，甚至还有些高兴。他不停地说，用的还都是感觉不好、冒犯、道歉这样的词语。我曾试图打断他，告诉他我给自己的生活找了一个空间，隔绝了喜怒哀乐，事实上，在我和他之间，根本不需要有接触；但这个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我如何开诚布公地对抗他对亲密的渴求？还有，那棵包在闪光金纸中的植物也让我心乱。

“你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问，好像要将我们间的分歧先放起来。
“噢，就和平常一样。”
“好吧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了，我还可以给你提供一大堆。”停顿。“不过我想我刚才占用了你的时间。”他说道，脸上带着勉强的快乐。这是个测试，而我没有通过。我笑了，我的视线集中到那棵漂亮的植物上。我说没事。
“我正在想之前住在你这的人。一个脊椎指压师。你可以写本关于他的书。”
我摆出聆听的姿态，手也不在钥匙上方徘徊了。懦弱和虚伪是我的缺点，好奇毫无疑问也是。
“他在这的生意很好。唯一的问题是，他做的动作会比指压书里列出的多。对了，他的手会到处动。他搬出去的时候我进来过，你猜我找到了什么？隔音装置！整个房间都是隔音的，让他可以做更多的东西而不会干扰到别人。就在你写故事的这个房间里。
“我们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一位女士，她有一天敲开了我的门，想要他办公室的钥匙。他把她锁在了外面。
“我想他只是厌烦了她这个个案。我猜他知道自己的门被敲了很久了。她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而他只是个年轻男人。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还有两个世上最漂亮可爱的孩子。但世界上有些东西是很丑陋下流的。”
我花了些时间才明白他讲这个故事时并不只将它看做是一则八卦，还将它当做作家会非常感兴趣地听的东西。在他心中写作与色情有着一种模糊而有趣的联系。不过，就算是这种想法，看起来也是那么一厢情愿、那么幼稚，我都懒得去攻击他。我知道，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他，我不该再伤害他了。以为一点点粗鲁能解决事情，真是个巨大的错误。
第二件礼物是个茶壶。我坚持说我只喝咖啡，让他把它送给他妻子。他说茶对神经更好，而他之前了解到我就和他一样，也是个神经质的人。茶壶上有金箔和玫瑰，看得出它价格不菲，但是它十分令人讨厌。我还是将它放在我的桌子上。我也继续照料那棵植物，它则在房间的角落里丧心病狂地生长着。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做了。他给我买了个废纸篓，它装饰精美，在八个面上都印着鸳鸯；他给我的椅子找了块橡胶泡沫坐垫。我憎恨自己总是屈服于他的要挟。我并不真的同情他；只不过我没法走开，没法从这谄媚的热情身旁走开。他知道获得我的容忍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一定因此憎恨我。
现在当他徘徊在我的办公室中时，他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他在讲述自己人生的同时希望我将它写下来。当然，他很可能早已动机单纯地向许多人讲过了；但到了我这儿，他似乎有一种独特甚至迫切的需要来倾诉。他的生活就像许多人常面对的那样，变成了一系列的灾难；他被他所信任的人打击，被他所依赖的人拒绝，被他所给予过仁慈与物质帮助的人背叛。还有其他人，他们不过是陌生人过路客，却无缘无故来折磨他，甚至还使用了新奇独创的手段。有时，他的生活还会被威胁。更糟糕的是，他的妻子也是个大麻烦，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脾气也不稳定；他还能怎么办呢？他举起手来说，你看到事情是怎么样的了，但我活下来了。他看着我，希望我说“是啊”。
我只能踮着脚上楼，在旋钮钥匙的时候小心翼翼地不发出声音；不过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不可能蒙住我的打字机不让它发出声音。事实上，我已经开始考虑手写，还不停地希望有那个邪恶的脊椎指压师的消音装置。我把这问题告诉丈夫，他却说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他说，告诉他你很忙。我确实有告诉他；每一次他走进门都带着一件小礼物或者一份差事，他会问我怎么样，而我都会说今天我很忙。他会缓缓走向门，说，呃，好吧，他不会耽搁我一分钟。我说过，他总是知道我在想什么，知道我多么想摆脱他。他知道，却根本不在乎。
有一晚，我回到家后才发现自己把一封准备寄出的信放在办公室里了，于是我回去取。在大街上我看见我工作的地方灯亮着。然后我看见他正翻转我的折叠桌。没错，他在夜里走进来读我写下的东西！他听到我进门的声音，当我走进来时他拿起了我的废纸篓，说他正准备帮我清理东西。他马上就走出去了。我什么都没说，只发现自己在愤怒与满足中颤抖着。发现这么件事情，这真是个奇迹，让我忍不住地轻松了。

他第二次到我这儿来时我已经将门反锁了。我熟知他的脚步声，他那友好谄媚的敲门声。我将打字机敲得劈啪作响，同时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样他就知道我已留意到他了。他叫唤我的名字，好像我在耍花招；我咬紧嘴唇，一言不发。就像以往一样，我的理智又动摇了，愧疚占据了心头，但我还是继续打字。那天我看见那棵植物根旁的泥土是干燥的，我还是不管它。
我还没准备好迎接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我发现有张字条贴在我的门上，说如果我能到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去他将会很感激。我马上就过去了，只求把事情完结。他坐在他的桌子前，周围的东西展示着他微弱的权威；他隔着一定的距离看着我，好像他被迫要用这么一种崭新的伤感的目光敌视我；他似乎不为自己而是为我感到尴尬。他开始说话，还带着一种造作的冷漠语气，说他收留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个作家。
“我没让这件事情干扰到我，我听说过作家、艺术家这一类人的不少事情，我并不觉得有多特别。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
新情况出现了；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现在你走过来向我说，马利先生，我要一个地方来写作。我就相信了你。我把它给了你。我也没有问你什么。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你知道，我越想，就越感到奇怪。”
“奇怪什么？”我说。
“还有你的态度，根本没法让我轻松。把你自己锁起来，又不理会别人的敲门。正常人不会这样做。除非你在隐藏什么。而且一个说她有丈夫孩子的年轻女人，居然还在敲打字机，这也太不正常了。”
他举起双手摆出个宽恕的手势。“现在我只请求你可以对我开诚布公，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而且如果你将这办公室用作其他用途，或者不在你租赁的时间段使用，或者让你的朋友或随便什么人来看你——”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还有一件事，你说你是个作家。那好，我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却没看见有你的名字。或者你用别的名字写作？”
“没有，”我说。
“我不怀疑还真有些作家的名字是我没听说过的，”他温和地说，“我们会让这件事过去的。只要你态度尊敬点，保证不会再有欺骗、恶作剧等东西出现在你租用的办公室里——”
我的愤怒莫名奇妙地被削弱了，被我的疑心阻挡了。我只能站起来，走过走廊，听着他的声音在背后回响，再关上了门。不过当我在房间里坐下，看到眼前的手稿时，我又想到我是多么喜欢这个房间，我在这里工作得多么舒畅，我决定不要被赶出去。我想，毕竟我们的争斗也早就到了一个僵局。我可以拒绝开门，拒绝看他的字条，拒绝在见面时和他说话。我的租金是提前给的，如果我现在就走开我很可能拿不回一分钱。我决定先不管了。我之前开始每晚都将书稿带回家，以防止他偷看，现在我觉得施行这种预防措施也太不值了。他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多不就像一只老鼠在黑暗中钻来弄去吗？
这以后我有好几次发现门上的字条。我试图不去看，但最终还是看了。他的责备变得更具体了。他从我的房间听到了声音。我的行为打扰到他妻子，搞到她在下午没法打盹。（除开周末，我下午都不会来。）他在车库找到了一个威士忌酒瓶。
我常常想到那个脊椎指压师。目睹马利先生书写他的的人生传奇，一定很不轻松。
字条的内容变得越来越恶毒，接着我们个人的会面也终止了。有一两次当我走进走廊时会看到穿着厚毛衣、驼背的他突然躲开。渐渐我们的关系陷入了一种离奇的局面。现在他用字条控诉我和NumeroCinq的人会面。那是附近的一间咖啡馆，我想他是要将它作为一个象征。我觉得再没有更糟糕的事情可以发生了，字条还会继续出现，内容也会变得越发怪诞，不过也更难影响到我了。

在一个周日的早晨，大概十一点间，他敲响了我的门。我刚刚才进来，脱下外套，将水壶放在瓦斯炉上。
这一次他完全是另一张面孔，冷漠而变形，闪耀着发现罪过时幸灾乐祸的阴冷光芒。
“我想知道，”他感情强烈地说，“你介不介意跟我到走廊来一趟？”
我跟着他。洗手间里的灯亮着。这个洗手间是我的，没人用它，而他也没给我它的钥匙，门总是开着的。他在它前面停住，推开门，站定，目光向下，小心地呼吸。
“那么这是谁干的？”他用十分悲哀的声音说道。
马桶和洗手盆上方的墙上全是图画和文字，这些东西你有时会在海滩上的公共浴室里看到，还会在我长大的那种衰败小镇的镇公所厕所里看到。它们被用口红涂出来，就和平时见到的那些没两样。我想，昨天晚上一定有人来过了，或许那帮整天游手好闲、在周六晚游荡购物中心附近的人干的。
“它本应被锁上的，”我回应道，语气冷酷坚定，好像想要尽快逃离这一幕，“真是一团糟。”
“当然。在我的字典里，这些都是很肮脏的语言。或许这对你的朋友而言只是个笑话，对我来说却不。更别说这是什么艺术创作。当你早上打开自己住所的房门时看到这些东西，一定感觉挺好吧。”
我说：“我相信口红洗得掉。”
“我很庆幸没让我妻子看到这样的东西。这样会让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女士失望。现在你为什么不叫你的朋友带上油漆桶和刷子来开个派对呢？我倒要看看这些那么有幽默的人们。”
我转身走开，他粗暴地横在我面前。
“这些装饰是怎么跑到墙上去的？我觉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你想说这事和我有关，”我直截了当而疲惫不堪地说，“那么你一定是疯了。”
“那么它们是怎么跑上去的？这是谁的厕所？呃，是谁的？”
“这儿根本就没钥匙。谁都可以跑过来走进去。或许是在昨晚我回家之后，那些恰好经过的孩子干的，我怎么会知道呢？”
“明明就是大人教坏了孩子，还将什么都推到孩子身上，这真是耻辱。你知道，有些事情你也一定想到过。那就是法律。淫秽内容法规。专门适用于这些东西，我想也适用于这类文学作品。”
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为了控制住自己而谨慎地深呼吸。我简直想杀了他。我还记得他的表情多么平静而令人讨厌，他的眼睛几乎要合上，鼻孔在呼吸着那股正义的美妙气味，那种胜利的气味。如果这件愚蠢的事情没发生，他根本就不会赢。不过他的确赢了。也许我脸上的表情刺痛了他，在这胜利的时刻他还是退回到墙边，说，其实，事实上，他并不觉得我个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我的一些朋友也不像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水壶正发出可怕的声音，水快要煮干了。我把它从瓦斯炉上拿下来，拔掉插头，在狂怒中喘息，站了好一阵子。这阵愤怒过去之后，我开始做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把打字机和纸放在椅子上，将折叠桌收起来。我旋紧速溶咖啡的盖子，将它还有黄色马克杯以及调羹塞进我带它们来的那个包里，它本来已被叠起来放在书架上了。我本来还想要孩子气地对那棵盆栽实施复仇。它就放在角落里，和带花纹的茶壶、废纸篓、垫子还有——我差点忘了——它后面的一个塑料削笔器一起。
当我把这些东西都搬到车里去的时候，马利夫人过来了。第一天之后我就很少见到她了。她看起来并不沮丧，看上去她已经习惯并认命了。
“他要垮了，”她说，“他已经不是他了。”
她拿起那个装了咖啡和马克杯的袋子。她如此冷静，让我感到愤怒已离我而去，心中只剩下一种奇特的沮丧。
我再没找过另一间办公室。我以为某一天我会再找一间，但我还没找到。我必须等待，等到脑海中那幅清晰无比的画面消失才行，尽管我没在现实中见到这一幕——马利先生带着破布刷子还有一小桶肥皂水，用他那笨拙的动作、他那刻意变得笨拙的动作，刷洗厕所的墙，他艰难地弯腰，痛苦地呼吸，在脑海中编织另一段关于背叛的故事，奇异无比却总是没法让他满意。每当我遣词造句时，都觉得我有权摆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