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说罗德奖学金
罗德奖学金已有114年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以其竞争之激烈和0.7%录取率，享有“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
罗德奖学金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致力于为世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德奖学金已经培养出了8000多名分布在世界各地、活跃在各行业前沿的罗德学者。
其中不乏有数以百计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样的各国、各国际组织的政治领袖，也有如青霉素的发现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星系天文学创始人和观测宇宙学开拓者爱德文·哈勃这样的科学巨人，还有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更保持着历史上单位人群命中率最高、数量最多的普利策得主和奥运会冠军的记录。
而今年，中国诞生了4位“罗德学者”，分别是：
“世界名校收割机” 曹起曈
手握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三所世界顶尖名校的全额奖学金；现在，即将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他又喜摘“罗德学者”称号，后劲十足。
最年轻的“世界棋后”侯逸凡
侯逸凡5岁接触国际象棋，6岁获得所在年龄组的全国少儿冠军，7岁在家乡已难觅对手，故远走济南投奔名师，9岁进入了国家队，同年获得世界少儿锦标赛10岁组冠军。2010年，16岁的她获得女子世锦赛冠军，成为历史上第13位“世界棋后”。
钟爱的环境和动物保护事业的李雨晗
今年6月刚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PPE（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专业毕业，李雨晗为了自己钟爱的环境和动物保护事业，放弃了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的硕士录取资格。但是，她与牛津大学的缘分还真是奇妙——此次荣膺“罗德学者”称号，她确定前往牛津深造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和管理的硕士学位。
闯荡国际刑法前沿的“女将”毛晓
毛晓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今年以“优异”等级毕业硕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法律系，现在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攻读国际犯罪与犯罪学硕士项目。她关于东京审判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获得交大前1%优异学士学位论文，也是该年法学院的唯一一篇。
罗德学者奖学金终选委员会评为在颁奖结束后用6个问题采访了这些“真学神们”：
1. 至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为什么？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
3. 你最受益的习惯是什么？
4. 你去牛津想学什么，为什么？
5. 分享一个最尴尬的时刻？
6. 至今做过的最难的决定是什么，为什么？
大部长选择了 “罗德学者”曹起曈的答案，带你走进真学神的世界：（摘自公众号：奴隶者说，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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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至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为什么？
A:那一定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了。
虽然我从未有幸与她谋面，但是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激她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充实的童年。《哈利波特》的第七部首发之际，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局，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拉着家人在外文书店门口排队，回到家翻着字典把最后一章读完，才心满意足地睡下。
这套书里有很多故事和细节，都是年长之后随着生活到经历，才愈发体会到其背后的意义。在第二部的结尾，邓布利多校长对哈利说，决定我们是谁的，不仅在于我们的能力，更在于我们的选择。
能力可以逐步积累，但是正确的选择，必须在认识了自己内心的价值观之后才能做出。
同时，一步步迈向自己选择的道路，也就更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信念。
最初开始创作《哈利波特》时，罗琳已经离婚，孤身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穷困潦倒，只能蜷于咖啡馆中埋头书写她想像中的那个魔法世界。当然，我们能够知道这些故事，完全是由于幸存者偏差 — 她的作品大获成功，于是媒体大幅报道她的成长经历。
这种视角是失焦的——她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最后的功成名就，而在于给读者带来的感动——即便是最终未能发表，我也相信她这个创作者兼读者，同样会感动于自己的作品，因为它彰显了想像力可以跨越现实生活的障碍和枷锁，让身处逆境我们思索一种更美好的可能。
同样，想像力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不幸，从而更具同理心地了解社会的其他阶层，为他们思索一种更美好的可能。
我当选罗德学者之后，有不少学弟学妹说，很受我的成功经历鼓舞，也加深了实践自身理想的决心。但我觉得：
坚持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在于最后可能实现的成功，因为所有的成功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相反，自己经历的感动和自我认同，认识到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才是支撑着一个人坚守理想的最大动力。
Q: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为什么？
A:应该是学习博弈论的过程了。
我在大学第三年学习了政治学系博士第一年的博弈论课程。顺带一说，这节课让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功底非常不扎实，于是只好时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拼命弥补之前欠下的债。
后来我一直建议，任何对于社会科学感兴趣，想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同学，首先都要把数学学好，因为数学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强大的逻辑和建模工具，可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分解成一个个较为简单的小问题，分而治之，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但是博弈论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让我意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因而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如果按照经济学的假设，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如何解释社会上关心他人的行为和现象。
其实自利与利他并不矛盾，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帮助他人的过程，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从而提高自己的效用。
所谓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本质上只是不同的效用函数。没有什么职业和人生选择比其他选择更高级，做学术或者公益的人也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比金融、咨询、科技这些高薪行业更“高贵”（或者反之），因为归根结底，这只是你自己的效用函数。
意识到自己的效用函数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花时间审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内心。于是我们常常用某件事的市场价格来估计其对自己的效用，人世间的很多沮丧和悲伤也来源于此。
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效用偏好审视清楚，是值得的，不过好在时间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Q: 你最受益的习惯是什么？
A: 我没有太多的好习惯，只有一点是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也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举个例子，小学的时候为了学英语，我让父母买下了当时最贵的电子词典（如今想来真是非常感谢父母的支持）。那里面预装了一整本用英文解释英文的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 不是那种专门给英语学习者看的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词典，而是英国人自己用的词典。因为查询方便，我在查找一个词时，往往还同时会去检索释义里所有不认识的词。久而久之，一页纸看下来，能学到几百个新词。
如果我当时买了厚厚的纸质词典，一定做不到这么勤奋。如今想来，那个电子词典虽然售价不菲，但是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为学英语或者背单词而操心，托福、SAT（美国大学入学的一项考试）都是裸考，省下的钱和时间真的非常值得。
Q: 你去牛津想学什么，为什么？
A:我准备在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学习互联网社会科学。我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互联网治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为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在美国，互联网上的用户数据主要由几家大型科技公司所掌握，而如今的人工智能算法非常依赖数据，因此它们也得以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功能，进一步吸引用户。
不过吸引用户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时候是矛盾的，比如社交平台为了吸引用户，会给民主党用户推送更加民主党倾向的文章，给共和党用户推送更加共和党倾向的文章，久而久之会加深而非弥合社会分化。
中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而英国与欧洲的环境和中、美都不一样。英国人比美国人更加信任政府，而更不信任大公司，所以政府对于科技公司有更大的监管权限。我期待着在牛津期间，更好地了解英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进一步扩展我现有的研究。
Q: 至今做过的最难的决定是什么，为什么？
A: 我的家庭背景很难支撑起我本科赴美留学的费用。但是申请全额助学奖金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即使是对于斯坦福这样财力雄厚的学校，国际学生要求助学奖金也会降低录取几率，何况录取率本身已经低得惊人。提交申请的那一刻，我爸还在劝我不要申奖，但踌躇了一会后，我依然在“是否需要助学奖金”的问题上冒着失学的风险选择了“是”。
这个决定不仅为父母省下了一大笔钱，同时也给我赢得了很多自由，没有心理负担去学习那些“容易找工作”的专业 — 毕竟我上学也没怎么花家人的钱嘛。
Q:分享一个最尴尬的时刻？
A:在喜欢的女生面前智商瞬间下降算不算。
如此，决定我们的不是出身、不是经历，而是我们做出选择和解读世界的角度。
罗德奖学金已有114年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国际奖学金项目，以其竞争之激烈和0.7%录取率，享有“本科生的诺贝尔奖”之称。
罗德奖学金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前往牛津大学学习，致力于为世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未来领导者。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罗德奖学金已经培养出了8000多名分布在世界各地、活跃在各行业前沿的罗德学者。
其中不乏有数以百计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这样的各国、各国际组织的政治领袖，也有如青霉素的发现者霍华德•华特•弗洛里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星系天文学创始人和观测宇宙学开拓者爱德文·哈勃这样的科学巨人，还有麦肯锡全球总裁鲍达民等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更保持着历史上单位人群命中率最高、数量最多的普利策得主和奥运会冠军的记录。
而今年，中国诞生了4位“罗德学者”，分别是：
“世界名校收割机” 曹起曈
手握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三所世界顶尖名校的全额奖学金；现在，即将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他又喜摘“罗德学者”称号，后劲十足。
最年轻的“世界棋后”侯逸凡
侯逸凡5岁接触国际象棋，6岁获得所在年龄组的全国少儿冠军，7岁在家乡已难觅对手，故远走济南投奔名师，9岁进入了国家队，同年获得世界少儿锦标赛10岁组冠军。2010年，16岁的她获得女子世锦赛冠军，成为历史上第13位“世界棋后”。
钟爱的环境和动物保护事业的李雨晗
今年6月刚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PPE（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专业毕业，李雨晗为了自己钟爱的环境和动物保护事业，放弃了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的硕士录取资格。但是，她与牛津大学的缘分还真是奇妙——此次荣膺“罗德学者”称号，她确定前往牛津深造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和管理的硕士学位。
闯荡国际刑法前沿的“女将”毛晓
毛晓是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6届本科毕业生，今年以“优异”等级毕业硕士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法律系，现在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攻读国际犯罪与犯罪学硕士项目。她关于东京审判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获得交大前1%优异学士学位论文，也是该年法学院的唯一一篇。
罗德学者奖学金终选委员会评为在颁奖结束后用6个问题采访了这些“真学神们”：
1. 至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为什么？
2.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
3. 你最受益的习惯是什么？
4. 你去牛津想学什么，为什么？
5. 分享一个最尴尬的时刻？
6. 至今做过的最难的决定是什么，为什么？
大部长选择了 “罗德学者”曹起曈的答案，带你走进真学神的世界：（摘自公众号：奴隶者说，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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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至今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为什么？
A:那一定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了。
虽然我从未有幸与她谋面，但是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激她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充实的童年。《哈利波特》的第七部首发之际，当时还在上小学的我迫不及待想看到结局，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就拉着家人在外文书店门口排队，回到家翻着字典把最后一章读完，才心满意足地睡下。
这套书里有很多故事和细节，都是年长之后随着生活到经历，才愈发体会到其背后的意义。在第二部的结尾，邓布利多校长对哈利说，决定我们是谁的，不仅在于我们的能力，更在于我们的选择。
能力可以逐步积累，但是正确的选择，必须在认识了自己内心的价值观之后才能做出。
同时，一步步迈向自己选择的道路，也就更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信念。
最初开始创作《哈利波特》时，罗琳已经离婚，孤身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穷困潦倒，只能蜷于咖啡馆中埋头书写她想像中的那个魔法世界。当然，我们能够知道这些故事，完全是由于幸存者偏差 — 她的作品大获成功，于是媒体大幅报道她的成长经历。
这种视角是失焦的——她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最后的功成名就，而在于给读者带来的感动——即便是最终未能发表，我也相信她这个创作者兼读者，同样会感动于自己的作品，因为它彰显了想像力可以跨越现实生活的障碍和枷锁，让身处逆境我们思索一种更美好的可能。
同样，想像力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人的不幸，从而更具同理心地了解社会的其他阶层，为他们思索一种更美好的可能。
我当选罗德学者之后，有不少学弟学妹说，很受我的成功经历鼓舞，也加深了实践自身理想的决心。但我觉得：
坚持理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在于最后可能实现的成功，因为所有的成功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偶然性。相反，自己经历的感动和自我认同，认识到自己所做之事的意义，才是支撑着一个人坚守理想的最大动力。
Q: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为什么？
A:应该是学习博弈论的过程了。
我在大学第三年学习了政治学系博士第一年的博弈论课程。顺带一说，这节课让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功底非常不扎实，于是只好时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拼命弥补之前欠下的债。
后来我一直建议，任何对于社会科学感兴趣，想要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同学，首先都要把数学学好，因为数学给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强大的逻辑和建模工具，可以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分解成一个个较为简单的小问题，分而治之，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问题。
但是博弈论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影响当然不在于此，而在于让我意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偏好，因而每个人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如果按照经济学的假设，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如何解释社会上关心他人的行为和现象。
其实自利与利他并不矛盾，因为对很多人而言，帮助他人的过程，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从而提高自己的效用。
所谓的意识形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本质上只是不同的效用函数。没有什么职业和人生选择比其他选择更高级，做学术或者公益的人也完全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比金融、咨询、科技这些高薪行业更“高贵”（或者反之），因为归根结底，这只是你自己的效用函数。
意识到自己的效用函数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我们花时间审视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内心。于是我们常常用某件事的市场价格来估计其对自己的效用，人世间的很多沮丧和悲伤也来源于此。
所以我觉得，把自己的效用偏好审视清楚，是值得的，不过好在时间会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Q: 你最受益的习惯是什么？
A: 我没有太多的好习惯，只有一点是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也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举个例子，小学的时候为了学英语，我让父母买下了当时最贵的电子词典（如今想来真是非常感谢父母的支持）。那里面预装了一整本用英文解释英文的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 不是那种专门给英语学习者看的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词典，而是英国人自己用的词典。因为查询方便，我在查找一个词时，往往还同时会去检索释义里所有不认识的词。久而久之，一页纸看下来，能学到几百个新词。
如果我当时买了厚厚的纸质词典，一定做不到这么勤奋。如今想来，那个电子词典虽然售价不菲，但是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为学英语或者背单词而操心，托福、SAT（美国大学入学的一项考试）都是裸考，省下的钱和时间真的非常值得。
Q: 你去牛津想学什么，为什么？
A:我准备在牛津互联网研究院学习互联网社会科学。我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互联网治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为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在美国，互联网上的用户数据主要由几家大型科技公司所掌握，而如今的人工智能算法非常依赖数据，因此它们也得以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功能，进一步吸引用户。
不过吸引用户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时候是矛盾的，比如社交平台为了吸引用户，会给民主党用户推送更加民主党倾向的文章，给共和党用户推送更加共和党倾向的文章，久而久之会加深而非弥合社会分化。
中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而英国与欧洲的环境和中、美都不一样。英国人比美国人更加信任政府，而更不信任大公司，所以政府对于科技公司有更大的监管权限。我期待着在牛津期间，更好地了解英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进一步扩展我现有的研究。
Q: 至今做过的最难的决定是什么，为什么？
A: 我的家庭背景很难支撑起我本科赴美留学的费用。但是申请全额助学奖金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即使是对于斯坦福这样财力雄厚的学校，国际学生要求助学奖金也会降低录取几率，何况录取率本身已经低得惊人。提交申请的那一刻，我爸还在劝我不要申奖，但踌躇了一会后，我依然在“是否需要助学奖金”的问题上冒着失学的风险选择了“是”。
这个决定不仅为父母省下了一大笔钱，同时也给我赢得了很多自由，没有心理负担去学习那些“容易找工作”的专业 — 毕竟我上学也没怎么花家人的钱嘛。
Q:分享一个最尴尬的时刻？
A:在喜欢的女生面前智商瞬间下降算不算。
如此，决定我们的不是出身、不是经历，而是我们做出选择和解读世界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