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躬耕地实际是在南阳，襄阳隆中一说是后人杜撰的。

先扫盲：
　　1，汉代南阳是南阳郡，比现在的南阳市要大，这谁都得承认，南阳当时叫宛，因为宛是仅次于洛阳的大城市，所以南阳为宛代称的说法比较普遍。
　　2，当时有南阳郡和南郡，以汉水为界，以北为南阳郡，以南为南郡。
　　3，所谓隆中对，是伪命题，当时草庐中做对，被称草庐对。要知道中学课本上的“隆中对”是节选《三国志》上面的一段文章，是教育部负责课本编辑的人临时给这篇节选起的名，也就是这篇课文，教育影响了多少代人？其实查阅古代资料你就会知道，古代只有“草庐对”，没有“隆中对”！
　　4，襄阳当时归南郡，而非南阳郡，大量的史书记载三国时期的襄阳归“南郡”管，而不是归“南阳郡”管。
　　5，襄樊通过公关手段把初中语文课本第六册将“南阳”注解为“在现在襄阳一带”，把隆中对弄进课本。教材门中，人社已经向南阳方面道歉。
　　6，襄樊方面一直用许多伪命题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影响大众的关注视线，转移问题重心所在。
　　7，南阳方面拿出的全是历史的史料和历史文物，而且从“文物”的角度，南阳卧龙冈传承有序，可信也有历史价值！襄樊方面却咬着自己公关到的隆中对不放，没有任何说服力。
下面，我就把此争论的起因，过程完整的呈现给不明真相的观众们，希望你们认真看完，自会有自己的判断。另：不论是哪里的朋友回贴都请注意自己的素质，谢谢。

　　这一历史疑案究竟是如何形成和发展呢？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一、西晋时期末有人对诸葛亮躬耕地提出疑问，从陈寿到李兴皆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
关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地所在的最初记述是在蜀汉建兴五年（公元２２７年）诸葛亮在汉中出师伐魏时上给后主刘禅的奏章《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这是诸葛亮第一次透露自己二十多年前躬耕受三顾处是在南阳。由于这段文字出自诸葛亮上给皇帝的奏章中，其真实性不可怀疑，因此后世研究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者均视为最原始、最可信的材料。
　　　　　　在诸葛亮死后第一个全面整理研究诸葛亮者为西晋史官陈寿。陈寿是益州巴西郡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生于诸葛亮病逝前一年（公元２３３年），曾在蜀汉政权中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在平阳侯相任内完成了《诸葛亮集》的编纂工作。他是西晋著名史学专家。他在所著《三国志·诸葛亮传》中除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外，还分别写道“（亮）遭汉末扰乱，随叔父避乱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陈寿《三国志》以“简洁可信”著称，他对诸葛亮自述的躬耕受三顾事实及地点未提出任何疑义，对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持肯定态度。
　　　　　　继陈寿之后，西晋时期涉及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的史料还有李兴的《祭诸葛丞相文》。李兴，又名安，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与陈寿是同学，因受父亲李密影响，对诸葛亮为人极为崇敬。曾任益州刺史罗尚的别驾。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永兴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县（今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文》中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沔”指汉水，“沔之阳”，即指汉水以北，刘弘在沔北南阳举行祭祀诸葛亮的活动。这段记载与诸葛亮本人所述的躬耕受三顾地是一致的。

　　二、东晋时期有关诸葛亮躬耕受三顾的记载模糊，王隐、习凿齿称隆中有诸葛亮“故宅”和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
　　　　　　东汉时，“南阳”是郡名，又是郡治宛县的代称。因此，诸葛亮《出师表》中“躬耕于南阳”的“南阳”既可理解为南阳郡，也可理解为宛县，将前面刘弘在《祭诸葛丞相文》中提到的“沔之阳”“镇宛”中的“南阳”理解为宛县也是顺理成章的。东晋时涉及到与诸葛亮躬耕受三顾处有关的文献是王隐的《蜀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诸葛亮与隆中联系在一起的记载，但该文没有说明隆中的具体方位。而李兴“文”的“隆山”与王隐所说的“隆中”是否就是同一地名？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隐，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关于王隐著述的可信程度如何？《晋书·王隐传》是这样说的：“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这种评价是非常准确的。譬如《蜀记》中称“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而事实上李兴是从未出任过什么“太傅掾”的。在王隐撰《蜀记》后约二十余年，襄阳人习凿齿被荆州刺史桓温任为荥阳太守，他所著的《汉晋春秋》一书中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习氏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明确了隆中的方位，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二是指明了隆中的归属，为南阳郡邓县所辖。虽然这句话只言隆中为亮“家”，未指明即亮当年躬耕受三顾处，但后世一些学者常将此话作为亮“躬耕于南阳”的注解，争论也由此而始。
　　　三、南北朝时期不断有记载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郦道元将亮“家”、“宅”明确即为躬耕地，但由于漏洞百出，使人难以信服。
　　　　　　继习凿齿之后，南北朝时期有不少记述襄阳隆中与诸葛亮有关的文献：刘宋元嘉十四年（公元４３７年）盛弘之《荆州记》中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梁武帝普通四年至中文通二年（公元５２３年至公元５３０年）鲍至《南雍州记》中载：“隆中有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如果说以上诸史料包括习凿齿《汉晋春秋》在内只言襄阳隆中有亮“故宅”、“家”的话，而将这个“故宅”、“家”指明即孔明躬耕受三顾处者则为郦道元的《水经注》：‘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自此始，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说正式形成。然而遗憾的是，郦道元尽管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但就上述一段文字中，由于他显然是以王隐的《晋书》、《蜀记》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作为依据等原因，所以这则文献是漏洞百出，明显错误就有两处：一是《晋书：张昌传》等史料记载，永兴年间（公元３０４年至公元３０６年）任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诸军事的“刘弘镇宛”，而不是“镇襄阳”。二是郦道元说：“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李兴（又名安）于永兴年间（公元３０４年至公元３０６年）作《祭诸葛丞相文》，后６０余年当为晋废帝太得年间（公元３３６年至公元３７０年），整个东晋一朝根本无“永平”之年号。
　　　　　　在这一时期，也有人为了调和隆中在东汉时究竟属南郡或是属南阳郡这一关键问题，曾绞尽脑汁进行过一些设想，如刘宋时刘敬叔在《艺苑》中说：“南阳是襄阳虚名，非南阳郡也。”由于这是一种无视史实的随意发挥，故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四、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已是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
　　　　　　唐代的《诸葛庐碑》（赴均《金石林时地考》）载：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杜甫有《武侯庙》名诗，其中有“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之句。裴度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云：“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我来从虎，时称卧龙。”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载：“南阳坚卧，待时而起。三顾虽然，群雄粗定。”沈迥的《武侯庙碑铭》曰：“伊昔 武侯，宛足南阳。退藏于密，不曜其光。”胡曾的《南阳》诗也有“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草庐”的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最为景仰诸葛亮的诗人李白，曾于开元年间先后遨游过襄阳和南阳，并分别写下了《襄阳曲四首》、《襄阳歌》和《南都行》等涉及当地风土人情、历史名人及典故的诗文。在《襄阳歌》中，李白提到的历史名人中有晋朝的名士山简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阳名胜岘山“堕泪碑”等，但只字未提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仅提到了陶朱公范蠡，百里奚等南阳历史名人外，还有“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还在一首以诸葛亮自况的《留别王司马嵩》诗中感叹道：“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诸葛亮是南阳、而不是襄阳历史名人。另外，李白还曾做《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中有：“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垄亩躬耕。”而“卧龙”当指地名。
　　　　　　由于这一时期的大量文献是记述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和诸葛亮开始由历史人物向艺术形象的过渡，南阳纪念诸葛亮的祠庙有所扩展，南阳诸葛庐也随之名扬天下，刘禹锡的《陋室铭》便有“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之句。
　　　　　　宋人坚持诸葛躬耕南阳说，并对襄阳隆中与诸葛亮的关系作了解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云：“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彻底否定了习凿齿、郦道元的隆中属南阳说，视隆中为诸葛亮“寓居地”。南阳说的愈发巩固，也使南阳武侯祠的规模不断扩大，从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岳飞过南阳谒武侯时手书武侯出师二表跋文中的“细观壁间昔贤所赞文辞赋及先生祠前石刻二表”诸文字可知，当时的南阳武侯祠已颇具规模了。

　　五、元代，有不少文人学士写下了大量咏赞南阳卧龙岗和襄阳隆中的诗赋，如周伯琦的《南阳武侯庙》、崔某的《望卧龙岗有感》和元介翁的《隆中草庐歌》、凌如焕的《隆中草庐诗》等。而这一时期，国家严肃的历史地理书籍依然持诸葛草庐南阳说，如《大元一统志》在卷三河南江北行省《古迹》中载：“卧龙岗在南阳县境，诸葛孔明躬耕之地。”
六、明代，南阳说得到进一步巩固，官修史书称襄阳隆中为孔明“尝隐”之地，襄阳方志承认隆中汉代不属南阳郡
　　　　七、进入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有持明代学者观点的，有持两说共存的，也有持宛襄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
　　　　　　持明代学者观点，即草庐在南阳的则以顾祖禹的《读史书舆纪要》为代表。该书在卷５１《南阳府·南阳县》条下载：“卧龙岗在城西南七里，……相传孔明草庐在其内。”在卷９７《襄阳府·襄阳县》条下云：“隆中山，府西北二十五里，诸葛武侯隐此。”而持两说并存的，当以《大清一统志》为代表，该书卷２１０南阳府《古迹》中曰：“诸葛草庐，在南阳县七里卧龙岗。”但卷３４７襄阳府《古迹》又云：“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隆中山东。刘备三顾亮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清代除有以上两种观点外，还有持两地都为后人附会说的，如张澍在《诸葛亮集·遗迹篇》中俱引《汉晋春秋》、《南雍州记》、《荆州图副》、《水经注》、《南阳府志》等有关文献后加按语道：“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岗在南阳府，亦失之。”众说不一观点的出现，使宛襄两地草庐之争不断升温，南阳也无疑对卧龙岗武侯祠继续扩建，而襄阳也从康熙到光绪年间多次对明嘉靖四年重修的武侯祠进行大规模修葺。当时在南阳任知府的顾嘉蘅虽认为南阳卧龙岗即“诸葛亮躬耕旧地”，诸葛亮是“抱膝此安居”，但他又撰书对联云：“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顾氏意在平息争端，宁事息人。

　　八、民国时期，学者卢弼在２０年代所写的《三国志集解》中持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这对后来辞书中有关辞条的编写影响很大。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侧重于重大理论研究，对于诸葛草庐所在地问题未予关注。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顾茅庐”邮票，“三顾”事件发生于何处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术之争，形成了一桩全社会关注的事情。
　　　　　　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
　　　　　　１９８７年，国家邮电部决定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按照计划隔年“出台”一组，共分五组发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第一组邮票在河南许昌举行了首发仪式。计划中的第二组邮票将于１９９０年发行，其中包括一枚“三顾茅庐”邮票。
　　　　　　１９８８年９月，邮票的设计者、山东画家陈全胜等对第二套邮票进行沿线旅行，写生采风，上南阳、下襄樊。当他们经宛时，南阳史学界的同志向其详细介绍了当年刘备在南阳三顾茅庐的发生经过、《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在南阳的大量依据，以及“襄阳说”的形成过程。建议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国家邮电、邮票发行部门转述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把两地都兼顾起来，把诸葛亮在南阳这一历史事实考虑进去。当时，邮票设计者对南阳方面给予的工作支持和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和理解，并表示在邮票的设计中以《三国演义》的描述为依据，南襄两地的有关纪念性建筑仅作参考，画稿中不出现在南阳或在襄阳的痕迹。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全国颇有影响的《集邮》杂志上，发表了襄樊同志撰写的《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称“三顾茅庐”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襄阳隆中”，《三国演义》记述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与历史典籍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郭沫若同志生前为襄阳隆中题写‘诸葛草庐’，而只为南阳卧龙岗题写‘武侯祠’。可见郭老对诸葛亮故居遗址性建筑和武侯祠纪念性建筑是分得很清楚的。”
　　　　　　同年７月初，襄樊同志三上北京，向邮票发行局、中国集邮总公司等单位再次反映情况。**襄樊市委办公室向国家邮票发行局上报了（１９８９）８号文件《关于１９９０年在襄樊举行〈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方案的报告》，称：“以邮票发行为主体”，“主题为‘襄樊建城２８００年纪念活动’”。活动内容共九项，时间定于１９９０年４月。为配合邮票发行，襄樊方面又特地在隆中设立了邮政所。

　　　向邮票设计者进行了工作汇报并表述了希望后的南阳方面，半年后猝见《集邮》杂志上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他们认为这篇文章有严重失实之处，也预感到了问题的复杂。
　　　　　　１９８９年７月中旬，国家邮票发行局、集邮公司等单位的有关同志接待并听取了南阳同志的情况汇报：诸葛草庐在南阳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三顾茅庐”邮票的首发式若只在襄樊举行，这无疑将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误解，并会对人们产生影响。而襄樊文章称第二组邮票中包括一枚小型张“隆中对”与事实不符，因为原计划中根本就没有。若认为应增加小型张的话，应将“隆中对”更名为“草庐对”以符合诸葛亮自言“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至于将郭沫若的墨迹作为襄阳说的依据更是错误，因为郭沫若生前不仅于１９５９年为南阳题写“武侯祠”，而且在１９７３年又特为南阳卧龙岗题写了“诸葛草庐”。国家邮票发行局、集邮总公司的同志对南阳同志情况汇报表示理解，但答复：首发式在哪里举行尚未最后决定，而“隆中对”小型张不可能取消，因为这是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而增加的，现在图稿已经出来了，改名也是不可能的。对此，南阳同志表示不解，认为，既然原定计划都可以调整、增加，而增加后的小型张在不动图稿的情况下仅更改一下名称使南阳说和襄阳说都能接受为何不可？
　　　　　　关于增加“隆中对”小型张的情况，邮票设计者陈全胜是这样说的：我接受设计《三国》系列邮票任务时，邮票发行局的领导明确交代说《三国》系列邮票的选题计划是不可改动的，但设计创作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作一些调整、改动……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我作了一些改动……，第二组增加一种小型张“隆中对”。
　　　　　　１９８９年９月，南阳同志二上北京，落实有关情况。南阳行署根据邮电及史学界的建议，向国家邮电部呈报了宛署（１９８９）１４２号《关于一九九零年在南阳举办〈三国演义〉（第二组）邮票发行仪式的请示》和宛署（１９８９）１４３号《关于建议将“隆中对”改名为“草庐对”的报告》。前者包括举行南阳建城２８００年纪念活动，举办南阳诸葛庐首届学术讨论会等十项内容，后者指出：“邮票的名字问题，不仅涉及到诸葛亮研究的学术问题，而且涉及到历史文化名城南阳的地位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诸葛亮躬耕在南阳，居草庐之中，三顾茅庐根本不发生在襄阳隆中。”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集邮》杂志１０月号上，发表了持南阳说的《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一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针对襄樊同志文章中的不实之词给以反驳，另一方面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草庐”在南阳，其中包括１９７５年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东汉时今隆中之地属南郡而不属南阳郡的画法。

　　至此，由邮票引发的南襄两地“草庐”之争等一系列问题在全国彻底公开化。
　　　　　　现实问题因触及了历史悬案而受到麻烦，有同志认为，要想使邮票问题顺利解决，应迅速对历史疑案结论。于是襄樊有关方面全力以赴，先后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６日、１３日，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５日，同年４月１４日分别在武汉、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召集有关人士举行诸葛亮躬耕地座谈会。其“结论”均为“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其中在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５日的上海会议上，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发表了“声明”，说１９７５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汉部分有关南阳郡与南郡的分界“是有差错的，以后再版时要修改”。谭还为襄樊方面题词：“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今襄阳城西二十里……”襄樊方面旋将题词悬挂于隆中武侯祠。对于襄樊同志组织的上述一系列“论证”活动，国内外有数十家报刊杂志对会议及其“结论”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报道、转摘。一时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全国沸沸扬扬。
　　　　 　由于邮票发行的问题，使南阳说与襄阳说“剑拔驽张”。给邮票发行部门列出了一道难解的“方程式”……两者的文物、宣传、邮电部门都卷入了这场论争。
　　　　 　其实，新一轮史学论争此前数年已经开始。在新的形势下，如果确定了“草庐”的真迹，那无疑可以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也具有更大的旅游价值。同时对于史学界来说，它本身就是一桩久悬未决的历史疑案。自改革开放后，已有零星争论文章见诸报端。
　　　　 　　时间很快临近襄樊方面拟定的邮票发行期——１９９０年４月。２月，襄樊同志四上北京，带去了“专家论证结果”，中国邮票总公司（包括原发行总局）的答复是：“三顾茅庐”和“隆中对”本是个“门里门外”的事，发不发“隆中对”对首发式没有影响。３月，襄樊同志五上北京，晋见邮电部领导，要求“发行隆中对”小型张。但他们得到的答复是：“隆中对”小型张不会出了，理由是前一套《水浒》也只有一枚小型张。同时指出：发行一套邮票受到这样大的压力，这样受牵制，是不正常的。襄樊同志又提出：能否只出一枚八分的“隆中对”邮票？回答是：这组系列邮票没有５枚的例子，况且增加一枚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至于发行式，南阳可以搞，襄樊也可以搞，北京要搞，也不能说不行吧。

　　　在此之前，有同志为了平衡其两地关系，建议将来的邮票发行部门可上午在南阳搞，下午去襄樊搞。但这个建议未被有关方面所接受。而此时的襄樊方面则着重关心的是出不出小型张问题，他们认为：如果使小型张“隆中对”不更名而与“三顾茅庐”邮票同时发行的话，这实际就是对襄阳的认可。退一步讲，小型张不出而出一枚八分的“隆中对”邮票也是胜利，倘如此，南阳举行的首发仪式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１９９０年３月２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诸葛亮故居归属已定，隆中对邮票能否起死回生》的标题下“向邮票发行部门发出呼吁：‘隆中对’是《三国演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如果三国系列邮票中未能反映这一重要内容，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这套邮票的价值甚至造成永久性的历史遗憾……隆中对小型张能否起死回生，邮迷们仍抱着一线希望，伫候佳音。”
　　　　　　１９９０年３月１７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利在国家何必辨襄阳南阳——〈三国演义〉邮票引出的公案》一文，而该文的最后一句却是：“据最新消息：由陈全胜设计的‘隆中对’小型张已送北京邮票厂。”这个爆炸性新闻在全国邮电、集邮界及整个社会立刻产生反响。南阳方面认为：小型张不更名而发行的话那才将会造成永久性的历史遗憾。
　　　　　　１９９０年４月初，南阳同志三上北京，再次向有关部门陈述要求更名小型张的理由依据。南阳行署向国家邮电部呈报了宛署（１９９０）３６号《关于再次建议将“隆中对”小型张改名为“草庐对”的报告》。
　　　　　　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１日，《南阳日报》发出邮电部门取消“隆中对”小型张的消息。１９９０年５月６日，由邮电部主办的《人民邮电》发表了邮总发言人的谈话：“三国邮票设计方案中，无‘隆中对’小型张，部分报刊上有关报道是失实的。”事实上“隆中对”小型张从未送进邮票厂，而是有人在利用新闻对社会所产生的特殊作用，向国家邮票部门施加压力。
　　　　　　之后，国家邮票发行部门决定：《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第二组的发行日期为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首发仪式南襄两地均可自办。

　　首发式结束后，南阳诸葛亮研究会组织召开了“三顾茅庐”邮票发行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文史考古界的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出席了座谈会。参加首发式的全体代表还到卧龙岗进行了实地考察。与会代表在庆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活动的同时，也为有关方面没有听取将小型张易名的建议而使之未能发行深感惋惜。
　　　　　　在南阳举行首发仪式的同时，襄樊方面也举行了相应的活动。《三国》邮票设计者、山东美协副主席陈全胜和襄樊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了首发式。首发式上，陈全胜将未发出的《隆中对》小型张画稿赠送给了襄樊。襄樊市委书记章文治接过画稿并深深致谢。为配合邮票的发行，襄樊市集邮界还举办了“隆中杯”集邮展览和“三国戏”京剧演唱会。
　　　　　　曲折复杂而又神奇的背景，使这枚邮票和首日封身价倍增，首发式期间国内有大批邮迷云集宛城。据南阳消息，当天邮票售出３２７０枚，信封销售３２００张。翌日，街头有人竟以数倍的价钱售出，还有痴情邮迷奔波于宛襄之间，以能目瞩两地发行盛况及获取盖有“河南南阳卧龙岗（所）”邮戳和盖有“湖北襄樊隆中（所）”邮戳 邮品为快事。更有精明者，他们将盖有“河南南阳卧龙岗（所）”邮戳的南阳首日封上又加盖了“湖北襄樊隆中（所）邮戳，将盖有“湖北襄樊隆中（所）”邮戳的襄樊首日封又加盖了“河南南阳卧龙岗（所）”邮戳。
　　　　　　争论历时两年多的邮票问题划上了句号，但“茅庐”的归属问题却又进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讨论。
　　　　　　１９９１年４月２日至６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在郑州联合举办了“诸葛亮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四川、山东、湖北及河南本省的专家学者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会多数专家学者对历史文献进行认真梳理后指出：历史文献关于躬耕地问题的记载是不一致的；记载简略歧异是人们争论的主要原因；东汉时，汉水之南为南郡，汉水之北为南阳郡，因此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南阳”是不包括今襄樊隆中的；从当时两地的政治形势，诸葛亮、刘备与荆州刘表的关系及诸葛亮的迁徙路线分析论证，诸葛亮只能在汉水之北躬耕、刘备也只能在汉水之北三顾茅庐。
　　　　　　１９９１年３月，襄樊方面将近年来有关持襄阳说者的论文集结成册，书名《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由川大教授缪钺题写，武大教授唐长孺作序，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９９２年８月，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将“郑州会议”论文及有关“南阳说”文章汇集成书，书名《诸葛亮躬耕地新考》由全国**副主席赵朴初题写，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陕西师大教授史念海作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１９９５年５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又将持南阳说者有关“草庐对”的研究文章汇集出版，书名《草庐对研究新编》及序言仍为赵朴初和史念海题写。以上几部专著，代表了当今史学界对躬耕地问题的研究成果.

　　因有争议未发行的“隆中对”小型张画稿，在“三顾茅庐”邮票发行３年后，陕西汉中地区邮票公司为纪念诸葛亮逝世１７６０周年而将其改为一般纪念张于１９９４年清明节（４月５日）发行。
　　　　　　自邮票发行后，在一些全国和国际性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南阳说和襄阳说还不断进行学术辩难。
　　　　　　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诸葛亮躬耕地学术研究，廓清有关事实，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８日，河南省社会科院、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起，在郑州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座谈会”，与会的２０余位专家学者旁证博引，认为“草庐”不在襄樊隆中的关键是汉水东西走向是当时两郡的分界线。还有专家学者针对《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指出：“遍查国发（１９８６）１０４号文件，只字未见‘襄樊市古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地’的提法与会专家学者还对近年来在诸葛亮研究中非正常现象的出现、讨论偏离正确方向及阻碍学术讨论正常开展的做法进行了抨击。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０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阳武侯祠在其列。经过这场长达数年的学术之争，南阳说与襄阳说虽各有所据，但汉水之南为南郡，汉水之北为南阳郡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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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认为，为了发展当地经济炒作下或者争点实惠可以理解，但是做到连教科书连历史都可以篡改的地步，这就相当的过分了。二月河是河南人，但是他说的：历史不是泥巴，想捏成什么样就捏成什么样。我是相当赞成的，你可以更改教科书，你怎么堵万众之口？你公关能力再强，你也无法阻止人们知道真相，请自重吧。

以下是评论：
　　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第一手资料正是“南阳说”的依凭。
　　可是在诸葛亮说过此话110年后，襄阳那个习凿齿在他的《汉晋春秋》中突然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襄阳说”的老根出此。
　　为什么说习凿齿是“突然说”？原因是习凿齿早先并不是这样说的，他是突然改口造假。
　　我绝不搞潘正贤那种梦臆般的“意涵”，而有铁的证据：
　　习凿齿在先前的著作《襄阳记》上说：“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尺，曰葛井。……”。（见《诸葛亮集》中华书局版P216）他明明已经说过诸葛亮这个所谓“故宅”在襄阳，怎么到了《汉晋春秋》突然改说“南阳之 邓县”了？
　　习凿齿的既定目标是将诸葛亮躬耕地抢到襄阳，又苦于与《出师表》的表述不合，于是造假，改口谎称隆中属“南阳之邓县”。
　　弥天大谎就是这样造成的，“襄阳说”就是从这个假话中滋生的。
　　习凿齿忘了，说过的话收不回来，喷出的唾沫咽不回去。

　　“襄阳说”能出现并成功混淆视听主要在三个地方：
　　1：搬出汉水地理，让人以为南襄“躬耕地”之争在于“南阳郡”的管辖范围。始做蛹着：习凿齿
　　2：以“故宅”自居，认为“故宅”仅襄阳一处，因此就是《出师表》中所说的“躬耕于此”，混淆“故居”于“躬耕”两个概念
　　3：认为所谓“隆中”是襄阳一个地名。
　　“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候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
　　 《武侯记》叶桂章（蜀新都人）
　　不错，“隆中”是在南阳，以上文段说明了两个问题；1，中岗隆起是对卧龙岗地势的描写，即南阳府西南十里（你现在来南阳便可看到这个地形）2：它的名称便是地势（不知道襄樊那个“古隆中”名字怎么来的呢？）

1，现在的南阳在当时叫宛，因为宛是仅次于洛阳的大都市，所以有南都之称，所以当时以南阳为宛代称也是常见的。
　　2，襄阳说主张的地名无非隆中，襄阳，可是隆中，襄阳这二地根本不属于南阳郡，而是属于南郡。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这在当时是有记载的。因此襄阳说中的地方跟南阳郡扯不上任何关系。
　　即使是大大有名的隆中对，也是后人杜撰之物，本来在古代叫草庐对。因为被有些势力有意与现在的地名扯上关系并公关到课本中，所以现在的隆中对对大家形成了误导。这样就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就有了争论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