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星级昭央
实际上战前日军战报预估城内还有59.8万人，而实际遇难人数34万（19万集中屠杀，15万零散杀害或因空袭等死亡），幸存者中，很多人是由国际安全区保护的，共庇护了25万难民。
图文来源：南京日报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红十字会委员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南京安全区示意图。
位于南京宁海路5号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难民收容所，专门收容妇女儿童。
一群女难民为了更加保险，从安全区的一个难民营搬至另一个营地。
在金陵大学避难的儿童。
难民在南京安全区总部外排队领取救济。
南京安全区庇护了25万难民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红十字会委员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德国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大概是当时市区面积的1/8。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南京）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南京安全区于1937年12月8日正式对难民开放，最多时共收容难民约25万人。
中国政府承认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1937年12月1日，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赵俊把国际安全区（即难民区)的行政职权授予拉贝，同时交给他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并拨给现金10万元。当时的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也拨交了军粮存条两张——5万石米和10万包面粉。
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拉贝除了与日军交涉外，又请英、美、德等国的使馆出面帮忙。他们利用种种关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军同意交出部分粮食和药品。
南京沦陷初期最危急的两个多月，总计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区救济的难民达25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于日寇蹂躏的达数万人。后来，中国政府因此授予拉贝带有玉石勋章的蓝、白、红三色项链。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实际上杀戮依然在继续。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难民代表赠给辛德贝格的“见义勇为”丝质横幅。
栖霞寺难民营。
其他难民营的救援
在南京城北和记洋行、城东北郊区的栖霞山和江南水泥厂、江北的葛塘，当时也分别建立了难民营。这些难民营的建立，对于保护安全区之外的难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日军仍然不时地对这些难民营实施侵扰，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
陈范有，1898年生于天津，江南水泥厂创办者之一。1937年11月，江南水泥厂开始试运转，因战火逼近，陈范有组织安排德国人卡尔·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护厂。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收容了大量难民。
在江南水泥厂救助难民的德国人——卡尔·京特先生，中文名字昆德、孔德，1903年生于中国唐山，德国人，除一度回德国求学外，直到1950年底，他都生活在中国。南京沦陷前，他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与丹麦人辛德贝格成立“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保护和救助了一批中国难民。
在江南水泥厂救助难民的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先生，中文名辛波、辛佩，1911年出生于丹麦王国奥尔胡斯市，17岁离开丹麦，先后去过阿尔及利亚、中国、美国等。南京沦陷前，他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与德国人京特成立“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保护和救助了一批中国难民。后加入美国籍，晚年生活在美国。
南京不会忘记他们的无畏义举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先生
约翰·马吉，1912年至1940年在中国传教。1937年11月起，马吉牧师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曾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在南京现场拍摄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原始素材带，后由国际安全区总干事乔治·费区带至上海，由柯达公司代理处编辑制作了4套拷贝后，分别赠送德、法、日、美等国有关人士，现已陆续被发现。1946年，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出庭作证。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瑟尔·贝茨博士
瑟尔·贝茨，中文名贝德士，1920年取得牛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前来中国，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沦陷后，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不仅热心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还逐日登记日军暴行，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底，其间曾不断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1946年，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出庭作证。1978年在美国病逝。
南京妇女、儿童难民的“保护神”——明妮·魏特琳女士
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1912年来到中国，长期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所长，庇护一万多难民，其中妇女儿童达9000多人，难民尊称她为“活菩萨”。1938年7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曾授予其红、蓝、白三色襟绶采玉勋章一枚。1941年5月14日，饱受精神折磨的她因抑郁症而在美国的家中自杀身亡。
德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格奥尔格·罗森
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往汉口后，大使馆外交官格奥尔格·罗森和他的同事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领事小组，继续留在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间，罗森和他的同事目睹日军在南京的诸多暴行并写成了系列报告。这些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是德国外交官作为第三方见证人给世人留下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词。他对日军的野蛮和对日军当局暴力处置的方式，始终保持一种战斗的、不妥协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德日同盟的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摩尔·阿利森
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一场涉及多国的国际暴行。以约翰·摩尔·阿利森为代表的西方外交官群体，以忠实履行外交官职责的方式，在努力制止侵华日军暴行的同时，沟通中国大众和中美高层，从而在宏观政策上以及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推动美国对日本的武器禁售决定。他们的活动不仅对当时的中国，而且对战争局势以及东亚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救护南京难民的美国牧师——詹姆斯·麦卡伦先生
詹姆斯·麦卡伦，1921年获得芝加哥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并在当年来到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麦卡伦的妻子和孩子留在江西庐山牯岭，他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了南京。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经常把救护车开到市郊，然后满载粮食送回难民所食堂，人称“粮食运送大使”。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
刘易斯·斯迈思，1934年10月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曾将日军暴行每日写成抗议书，送往日本、英国、德国、美国大使馆及上海全国基督教会。1938年春，组织了南京地区及其附近各郊县的调查，编著《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城乡的调查》，该书于1938年6月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出版。
图文来源：南京日报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红十字会委员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南京安全区示意图。
位于南京宁海路5号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难民收容所，专门收容妇女儿童。
一群女难民为了更加保险，从安全区的一个难民营搬至另一个营地。
在金陵大学避难的儿童。
难民在南京安全区总部外排队领取救济。
南京安全区庇护了25万难民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数十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南京，利用其中立国国民和红十字会委员等特殊身份，创建国际安全区，在保护难民生命财产、抗议和阻止日军暴行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1937年11月22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德国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
安全区又称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大概是当时市区面积的1/8。四面以马路为界：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南京）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南京安全区于1937年12月8日正式对难民开放，最多时共收容难民约25万人。
中国政府承认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1937年12月1日，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赵俊把国际安全区（即难民区)的行政职权授予拉贝，同时交给他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并拨给现金10万元。当时的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也拨交了军粮存条两张——5万石米和10万包面粉。
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国际委员会就此多次向日本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拉贝除了与日军交涉外，又请英、美、德等国的使馆出面帮忙。他们利用种种关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军同意交出部分粮食和药品。
南京沦陷初期最危急的两个多月，总计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区救济的难民达25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于日寇蹂躏的达数万人。后来，中国政府因此授予拉贝带有玉石勋章的蓝、白、红三色项链。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实际上杀戮依然在继续。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难民代表赠给辛德贝格的“见义勇为”丝质横幅。
栖霞寺难民营。
其他难民营的救援
在南京城北和记洋行、城东北郊区的栖霞山和江南水泥厂、江北的葛塘，当时也分别建立了难民营。这些难民营的建立，对于保护安全区之外的难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日军仍然不时地对这些难民营实施侵扰，制造了一系列的暴行。
陈范有，1898年生于天津，江南水泥厂创办者之一。1937年11月，江南水泥厂开始试运转，因战火逼近，陈范有组织安排德国人卡尔·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护厂。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南水泥厂收容了大量难民。
在江南水泥厂救助难民的德国人——卡尔·京特先生，中文名字昆德、孔德，1903年生于中国唐山，德国人，除一度回德国求学外，直到1950年底，他都生活在中国。南京沦陷前，他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与丹麦人辛德贝格成立“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保护和救助了一批中国难民。
在江南水泥厂救助难民的丹麦人——伯恩哈尔·辛德贝格先生，中文名辛波、辛佩，1911年出生于丹麦王国奥尔胡斯市，17岁离开丹麦，先后去过阿尔及利亚、中国、美国等。南京沦陷前，他来到南京江南水泥厂，与德国人京特成立“江南水泥厂难民营”，保护和救助了一批中国难民。后加入美国籍，晚年生活在美国。
南京不会忘记他们的无畏义举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先生
约翰·马吉，1912年至1940年在中国传教。1937年11月起，马吉牧师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曾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在南京现场拍摄了真实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影像原始素材带，后由国际安全区总干事乔治·费区带至上海，由柯达公司代理处编辑制作了4套拷贝后，分别赠送德、法、日、美等国有关人士，现已陆续被发现。1946年，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出庭作证。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成员——瑟尔·贝茨博士
瑟尔·贝茨，中文名贝德士，1920年取得牛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前来中国，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沦陷后，他献身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不仅热心参加难民救济工作，还逐日登记日军暴行，一直持续到1938年1月底，其间曾不断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1946年，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出庭作证。1978年在美国病逝。
南京妇女、儿童难民的“保护神”——明妮·魏特琳女士
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1912年来到中国，长期任教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所长，庇护一万多难民，其中妇女儿童达9000多人，难民尊称她为“活菩萨”。1938年7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曾授予其红、蓝、白三色襟绶采玉勋章一枚。1941年5月14日，饱受精神折磨的她因抑郁症而在美国的家中自杀身亡。
德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格奥尔格·罗森
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馆从南京迁往汉口后，大使馆外交官格奥尔格·罗森和他的同事组成了一个精干的领事小组，继续留在南京。1937年11月至1938年6月间，罗森和他的同事目睹日军在南京的诸多暴行并写成了系列报告。这些写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是德国外交官作为第三方见证人给世人留下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有力证词。他对日军的野蛮和对日军当局暴力处置的方式，始终保持一种战斗的、不妥协的姿态，这种姿态在德日同盟的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
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摩尔·阿利森
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一场涉及多国的国际暴行。以约翰·摩尔·阿利森为代表的西方外交官群体，以忠实履行外交官职责的方式，在努力制止侵华日军暴行的同时，沟通中国大众和中美高层，从而在宏观政策上以及中美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推动美国对日本的武器禁售决定。他们的活动不仅对当时的中国，而且对战争局势以及东亚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救护南京难民的美国牧师——詹姆斯·麦卡伦先生詹姆斯·麦卡伦，1921年获得芝加哥神学院神学硕士学位，并在当年来到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麦卡伦的妻子和孩子留在江西庐山牯岭，他作为金陵大学医院和难民救济的管理人员留在了南京。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经常把救护车开到市郊，然后满载粮食送回难民所食堂，人称“粮食运送大使”。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博士刘易斯·斯迈思，1934年10月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任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秘书、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曾将日军暴行每日写成抗议书，送往日本、英国、德国、美国大使馆及上海全国基督教会。1938年春，组织了南京地区及其附近各郊县的调查，编著《南京地区战争灾祸：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城乡的调查》，该书于1938年6月由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