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先要说明一下，唐代官员的等级，也称品秩，共分九品三十阶。即官分九品，以一品为高。每品又各分正、从，自第四品至第九品，正、从品又各分上、下阶。这样就形成九品三十阶，即三十个等级，自高向低排是：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上，正四品下、从四品上、从四品下、正五品上、正五品下、从五品上、从五品下、正六品上、正六品下、从六品上、从六品下、正七品上、正七品下、从七品上、从七品下、正八品上、正八品下、从八品上、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上、从九品下。

郭子仪二十岁左右时参加武举考试，因成绩优等，授为左卫长上，“左卫长上”为中央禁军左卫中的武官。唐朝负责宫禁宿卫的禁军统称“十六卫”， “左卫”即这十六卫之一。“长上”是左卫中的低级武职，其官品为从九品下，为最低一级官员。附带说明的是，新旧唐书皆记他在武举考试后任“左卫长史”，但颜真卿《郭氏家庙碑》碑阴上记为“左卫长上”。

这个主题不错，值得研究！楼主加油！

支持！子仪公真了不起，就如我的id昵称一样

历史上出将入相的人很多，但是集将、相、帅于一身者却是找不出来，上下五千年中，能找出几位？

坐等更新

根据唐朝武举制度，只有成绩优等就是武状元者当年可以授官，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官，而没有取得成绩优等者当年是不可以授官的，需要第二年复试后再授官。而郭子仪取得了武状元，所以当年就授官了。第二年复试时以左卫长上武官身份去复试的，所以他比别人更有优势，因此复试后立即从九品下一跳升任河南府成皋府别将（七品）。

《郭氏家庙碑》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应是准确的。
以后他历任河南府成皋府别将（七品）
同州兴德府右果毅都尉（六品）
汝州鲁阳府折冲都尉（五品）
桂州都督府长史（正五品上）
北庭副都护充四镇经略副使（从四品上）
左威卫中郎将（正四品下）
右司御率兼安西副都护（正四品上）
右威卫将军、同朔方节度副使（从三品）。735年期间。
改定远城使本军营田使；736年期间。
之后十年左右一直没有升官。
到746年左右；又任单于副大都护、东受降城使、左厢兵马使（从三品）。
右金吾卫将军兼判单于副都护（从三品）。
以上是郭子仪在唐玄宗天宝八载（749）以前的历任官职。

郭子仪之后十年左右为何一直没有升官？
根据贾祝文先生的推理；原因在于李白于太原救郭子仪。
郭子仪由安西副都护改任朔方节度副使之际。唐朔方节度治所在宁夏灵武，太原则为河东节度治所。按说，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其时是不可能去太原的。
但是，其时朔方、河东两镇节度使均由信安王李袆一人所兼，若李袆其时正在河东节度治所太原履任治事，那么，始为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初往上任，先往太原向兼任朔方节度使的顶头上司李袆报到，应该是正理常例。这就是说，其时郭子仪与李白是完全有可能于太原相遇的。
当时，连州司马武攸望之子温慎违禁与兴安王李袆、广武王李承宏等交游结宴。事发后，温慎被杖死；李袆被贬为衢州刺史；李承宏被贬为房州别驾；与此有牵连的蒲州刺史王琚等亦被贬免。
李袆等被贬之后，方任朔方节度副使的郭子仪，忽又改任朔方属下的定远城使。
郭子仪此次职务变动，即便非为贬任，但亦非“荣调”，很是耐人寻味。但是，如果用“犯法”后又被“救免”来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是李白一生中，唯有开元二十三年五月至开元二十四年秋（735-736年）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太原，李白若于太原遇郭子仪，也只能是在这个期间。
二是李白游太原，是应好友元演邀约同行的。时元演之父为太原府府尹，是唐北都太原的“军政一把手”。元府尹官高权重，且豪义重情，李白曾于赠元演诗《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中赞元府尹：“君家严父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行来北京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可见，其时李白虽无职无权，但是要救郭子仪，是完全可得元府尹、元演父子相助的。
三是李白客居太原期间，李祎及郭子仪的职务都发生了突如其来的非正常变化。开元二十四年四月，身兼两镇节度使的兴安王李袆，因牵涉温慎结交权贵案而被贬免。唐时禁约诸王与群臣游宴交结及往来私信。
四是郭子仪由朔方节度副使改任定远城使后，仕途忽由顺变滞。郭子仪自武举及第到改任定远城使前，仅二十年就晋升为“从三品”官职，但是，自后其官职品阶竟连续十二、三年再无变化，直到天宝八载才晋为“正三品”。
五是《新唐书》载：“璘败，（李白）当诛。……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这段记载是指李白客游太原二十四年后，因牵涉永王李璘逆乱获死罪，郭子仪以己官爵作保为李白脱罪。其时，郭子仪已是“功盖天下”的勋帅重臣，正身处“权重君疑”的敏感位置。
如若李白于郭子仪无特殊的救助之恩，如若郭子仪对李白没有难释的“感恩图报”之心，那么，就当时两人所处的悬殊境遇来说，郭子仪是不可能以己官爵作保，倾力为一个已获死罪的逆王重要幕僚说情脱罪的。

支持！

天宝八载（749）三月，他又任从三品的左武卫大将军兼安北都护府副都护、横塞军使。安北都护府治所当时在横塞军，横塞军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的阴山北麓。
天宝十二载（753），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移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拉河东岸，改横塞军为天德军，郭子仪为安北副都护、天德军使。郭子仪后又任九原郡（治所在今内蒙临河市东）太守、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使、朔方节度右兵马使，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兵马使是节度使手下的将领，分左兵马使、右兵马使。
节度使是一方统帅，总揽一个地区的军政、民事、财政，兼任驻地州郡的长官。朔方节度使统辖今宁夏和内蒙古西部地区，治所在灵武（在今宁夏）。上文提到郭子仪任职的单于都护府、安北都护府、横塞军、天德军等，皆为朔方节度使所辖。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被任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率军东讨叛军。这三个职务中，卫尉卿为职事官、本官，是有品秩的，为从三品。卫尉卿是中央九寺之一的卫尉寺长官，充，谓以本官兼任他职。节度使为使职差遣，无品秩。上文说过，节度使都兼任驻地州郡的长官，朔方节度使驻地在灵武，故郭子仪兼任灵武郡太守。
从表面看，郭子仪是以卫尉卿的身份，充任朔方节度使，实际上，朔方节度使的职务为重，是他的主要职权。下文提到的，郭子仪掌控兵权的同时，另担任有品秩的职务，都类此。
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因郭子仪率朔方军屡破安禄山叛军，加官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为御史台长官，从三品。御史台主管纠察、弹劾官吏的过失。

安禄山叛军在占领东都洛阳后，又攻破潼关（在今陕西），威胁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唐玄宗及太子一行从长安出逃。玄宗逃至成都，太子至灵武即位，为唐肃宗。肃宗令正在河北作战的郭子仪率军返回灵武。至德元载（756）八月，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任朔方节度使。
“兵部尚书”为中央六部之一的兵部长官，正三品。兵部主管武选、地图、车马、甲械方面的事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衔。唐初以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为宰相职，后因官品太高，不轻易授人，往往让一些官员以其它职务行使宰相职权，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衔。
至德二载（757）四月，唐肃宗为了收复叛军占领下的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对郭子仪委以重任，加任为司空、天下兵马副元帅。司空，与太尉、司徒并称“三公”，正一品，无实际职掌，只用以赠官。唐代战时有元帅、副元帅为最高统帅，元帅常以皇子亲王担任，副元帅常以有威望的大臣担任，有战则设，兵罢则省。郭子仪这次任副元帅即为征讨安禄山，元帅为唐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就是后来的唐代宗。

至德二载（757）五月，郭子仪与叛军在长安近郊作战，败于清渠。郭子仪自请贬官处罪，遂被免去“司空”一职，改任尚书左仆射，其它职务不变。尚书省有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尚书省副长官，从二品。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为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故尚书令不常置，以仆射主持尚书省工作，但如不加“同平章事”衔，不能算宰相。
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因郭子仪从叛军手中收复了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加官司徒，封代国公。司徒为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一，正一品，位略崇于司空。代国公为爵位名，国公是亲王、郡王之下的第三等爵位，从一品。
乾元元年（758）八月，郭子仪又进为中书令。中书令是中书省长官，正二品，为宰相职，佐天子掌大政，主管朝廷的册、制、敕、旨、谍等书的草制。
乾元二年（759）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相州失败后，以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东京留守”。 东畿，又称东都畿，即东都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山南东道，为今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地区；河南，这里指今河南东部一带；行营：唐在安史之乱后，往往调集数道军队，设帅统领，集中作战，叫做行营，这里的行营元帅是东畿、山南东道、河南三个节度使军队的总指挥；留守，皇帝不在京城长安时，指定大臣留守京城，得便宜从事，称京城留守，其陪都东都洛阳常设留守。
乾元二年（759）七月，由于宦官鱼朝恩的挑拨，唐肃宗解除了郭子仪的全部军权，任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及副元帅，将郭子仪召回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