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 列子》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国有很多的盗贼，晋侯为这件事而苦恼。恰好他们国家有一个叫郄雍的人，他可以通过观察人的神情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强盗。晋侯听了很高兴，就把他请来让他指认盗贼。郄雍指认了千百个盗贼，没有错过一次。晋侯就非常地喜悦，他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人，还用那些能够侦破案件的人干什么呢？用这个人就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好了。”赵文子听了之后就很担忧地说：“大王啊，你用这一个人来指证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反而这个人下场也不会很好，他必死无疑！”晋侯没有当回事。
过了不久，这些盗贼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郄雍。”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偷盗了郄雍的财物，把郄雍杀死了。晋侯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地惊惧，他赶紧把赵文子找来商量，说：“果不其然，郄雍被盗贼害死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能够看得清深渊里的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你现在要想去除这些盗贼，不如举荐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们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要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了他的话，觉得很难得，于是真的就让隋会这个人来兴办教育，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
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根本的还是要培养起人的廉耻之心。
“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所以古代的圣王都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都是宣扬伦理道德的教育。教化明确了，道德的风俗形成了，天下曾经出现了没有一个人的牢狱。像历史上的“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时候，四十年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治理效果。
在《史记》上也阐述了这样的道理。它说，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那些严刑苛法都给去除了。“破觚而为圆”，“觚”就是棱角的意思，去除了严刑苛法而力求婉转。“斫雕而为朴”，把那些繁文缛节都给废除了，力求质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很疏忽，能够把那些吞舟之鱼都给漏掉。这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制不是很健全，法网是很粗疏的。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道德的教化，以致“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们的吏治、官员的道德是蒸蒸日上的，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黎民百姓治理得很好，过着和美、安乐的生活。
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治理在于道德的教化，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即使法制不是很健全，只要人们重视道德的教化，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和美的风俗。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法制不健全，也没有注重道德的教化，没有把那些好人提拔到领导的位置上，也没有从小培养起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你没有事先给以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知道自己做人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廉洁奉公，一旦他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进行刑罚的处罚，这叫做“虐政”。
为什么古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义的防范？因为如果忽视道德教育，只是专注于制度建设，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
第一，难以防患于未然。
《汉书·贾谊传》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义的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而法律的制裁则是给予事后的惩罚和补救。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他都是教人养生之道，防病于未然。
扁鹊有两个哥哥也是医生，有一次魏文侯把他请来了，问道，你们三兄弟都是医生，究竟谁的医术最高明？魏文侯这样一问，扁鹊就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因为他给人讲养生之道，按着自然节律饮食起居，这样是最健康的，结果这个人基本上不得病。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一个人的病有小小的征兆时就对症治疗，那么这一个人他也得不了什么大病。但是我大哥的名声出不了这个病人的家庭，我二哥的名声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
我的医术是三个兄弟之中最差的，但是我的名声却最高，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钳开他的血脉，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再给他针灸等等。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了，大家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佩服得不得了，说这个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所以虽然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最高。
我们从这里体会到了真正高明的医生是防患于未然，让这个人根本就不得病。而中国式管理也类似于中医，它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让人根本就不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
第二，如果我们仅仅重视了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而忽视了道德教育，就会导致“民免而无耻”的结果。
在《论语》中记载孔老夫子说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法律制度，用这个政令来指导人们，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结果是人们因为惧怕处罚而不敢去做坏事，而不是不想做坏事。因为没有“道之以德，”人们没有羞耻心，一旦有制度和法律的漏洞，就会不择手段地为所欲为。
那我们看到了，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的反社会行为，什么是反社会行为呢？英文为Anti-social behaviour，就是让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以强凌弱等等。这些青少年的年龄还很小，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现象非常普遍，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看他们的电视台报道英国议会多次开会，就是想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但是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忽视了宗教教育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西方的文化是宗教文化，但是现代社会很多人认为宗教是迷信，青年人也不再相信宗教了，而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安排的。
那么，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就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群书治要·盐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确实能够给人制裁，给人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法律也可以把人处死，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对这一句话说得更加具体：“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给予处分，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
“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老夫子的徒弟有三千多人，七十二个贤人。每一个人都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所成就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只重视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而忽视道德教育，还会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的法令条款一天比一天更严密、更具体、更多，但是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一位外国女士，她站起身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地向外国学习，不要向我们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西方国家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那样美好，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
什么情形呢？很难得，一个外国人，她引用了老子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看我们通过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只要这个人一犯罪，我们就可以把他关进监狱，但是问题因此就得到解决了吗？完全没有解决，人们在监狱里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学到了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到社会，对社会危害就更大了。
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监狱犯人人满为患、政府警察短缺的现状。因为监狱犯人太多了，不得不拿着纳税者的钱去建设更多的监狱。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不把人教好，不把道德教育重视起来，我们就需要拿着越来越多的钱去建设监狱。政府、警察连这些大的刑事案件都应接不暇，对于小的民事纠纷，就更没有人去过问了，所以以警察短缺为忧。这些都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晋国有很多的盗贼，晋侯为这件事而苦恼。恰好他们国家有一个叫郄雍的人，他可以通过观察人的神情来辨别这个人是不是强盗。晋侯听了很高兴，就把他请来让他指认盗贼。郄雍指认了千百个盗贼，没有错过一次。晋侯就非常地喜悦，他说：“我得到了这样一个人，还用那些能够侦破案件的人干什么呢？用这个人就足够把这些盗贼治理好了。”赵文子听了之后就很担忧地说：“大王啊，你用这一个人来指证盗贼，不但不能够尽除盗贼，反而这个人下场也不会很好，他必死无疑！”晋侯没有当回事。
过了不久，这些盗贼就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走投无路，都是因为郄雍。”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偷盗了郄雍的财物，把郄雍杀死了。晋侯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地惊惧，他赶紧把赵文子找来商量，说：“果不其然，郄雍被盗贼害死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捕获这些盗贼呢？”赵文子说：“周朝有一句谚语：‘能够看得清深渊里的鱼的人是不吉利的，能够洞察隐匿之情的人是有灾殃的。’你现在要想去除这些盗贼，不如举荐那些贤良之人来办理朝政，兴起教化之风。人们都有了廉耻之心，谁还要去做盗贼呢？”晋侯听了他的话，觉得很难得，于是真的就让隋会这个人来兴办教育，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国家得到很好的治理。
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单单用执法之吏治民，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根本的还是要培养起人的廉耻之心。
“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所以古代的圣王都是以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事，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乡间的学校），都是宣扬伦理道德的教育。教化明确了，道德的风俗形成了，天下曾经出现了没有一个人的牢狱。像历史上的“成康盛世”，周成王的时候，四十年监狱里没有一个犯人，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治理效果。
在《史记》上也阐述了这样的道理。它说，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那些严刑苛法都给去除了。“破觚而为圆”，“觚”就是棱角的意思，去除了严刑苛法而力求婉转。“斫雕而为朴”，把那些繁文缛节都给废除了，力求质朴。“网漏于吞舟之鱼”，法网很疏忽，能够把那些吞舟之鱼都给漏掉。这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制不是很健全，法网是很粗疏的。但是，因为他们兴起了道德的教化，以致“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他们的吏治、官员的道德是蒸蒸日上的，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黎民百姓治理得很好，过着和美、安乐的生活。
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治理在于道德的教化，而不在于法律的严苛。即使法制不是很健全，只要人们重视道德的教化，国家仍然能够保持和美的风俗。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法制不健全，也没有注重道德的教化，没有把那些好人提拔到领导的位置上，也没有从小培养起人们的伦理道德意识，所以才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论语》中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如果你没有事先给以人们伦理道德的教育，他不知道做人的本分，不知道自己做人要孝敬父母，不知道要廉洁奉公，一旦他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就进行刑罚的处罚，这叫做“虐政”。
为什么古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义的防范？因为如果忽视道德教育，只是专注于制度建设，会有三个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
第一，难以防患于未然。
《汉书·贾谊传》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伦理道德的教育，礼义的教化可以防患于未然，而法律的制裁则是给予事后的惩罚和补救。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真正高明的医生，他都是教人养生之道，防病于未然。
扁鹊有两个哥哥也是医生，有一次魏文侯把他请来了，问道，你们三兄弟都是医生，究竟谁的医术最高明？魏文侯这样一问，扁鹊就说，我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因为他给人讲养生之道，按着自然节律饮食起居，这样是最健康的，结果这个人基本上不得病。我的二哥医术其次，他是在一个人的病有小小的征兆时就对症治疗，那么这一个人他也得不了什么大病。但是我大哥的名声出不了这个病人的家庭，我二哥的名声出不了病人所居住的这一条街。
我的医术是三个兄弟之中最差的，但是我的名声却最高，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钳开他的血脉，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再给他针灸等等。结果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线上给拽回来了，大家一看，都高兴得不得了，佩服得不得了，说这个人可以妙手回春、起死回生。所以虽然我的医术最差，但是我的名声却最高。
我们从这里体会到了真正高明的医生是防患于未然，让这个人根本就不得病。而中国式管理也类似于中医，它是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让人根本就不去贪污受贿，违法乱纪。
第二，如果我们仅仅重视了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而忽视了道德教育，就会导致“民免而无耻”的结果。
在《论语》中记载孔老夫子说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法律制度，用这个政令来指导人们，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结果是人们因为惧怕处罚而不敢去做坏事，而不是不想做坏事。因为没有“道之以德，”人们没有羞耻心，一旦有制度和法律的漏洞，就会不择手段地为所欲为。
那我们看到了，在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的反社会行为，什么是反社会行为呢？英文为Anti-social behaviour，就是让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邻里纠纷、青少年以强凌弱等等。这些青少年的年龄还很小，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现象非常普遍，已经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看他们的电视台报道英国议会多次开会，就是想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但是讨论来讨论去，也没有一个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忽视了宗教教育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西方的文化是宗教文化，但是现代社会很多人认为宗教是迷信，青年人也不再相信宗教了，而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安排的。
那么，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就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群书治要·盐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法律确实能够给人制裁，给人处以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廉洁的节操；法律也可以把人处死，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仁慈博爱的道德情感。
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上对这一句话说得更加具体：“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法律确实可以把不孝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像孔子、曾子那样高尚的德行；法律也可以把偷盗的人给予处分，但是培养不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
“孔子弟子七十，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孔老夫子的徒弟有三千多人，七十二个贤人。每一个人都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所成就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只重视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而忽视道德教育，还会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的法令条款一天比一天更严密、更具体、更多，但是违法乱纪的人、钻法律空子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一位外国女士，她站起身来用非常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要盲目地向外国学习，不要向我们西方人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西方国家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理想、那样美好，恰恰相反，还出现了你们几千年前的老子所描述的情形。”
什么情形呢？很难得，一个外国人，她引用了老子的话“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你看我们通过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只要这个人一犯罪，我们就可以把他关进监狱，但是问题因此就得到解决了吗？完全没有解决，人们在监狱里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学到了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放回到社会，对社会危害就更大了。
所以西方社会出现了监狱犯人人满为患、政府警察短缺的现状。因为监狱犯人太多了，不得不拿着纳税者的钱去建设更多的监狱。所以有人说如果我们不把人教好，不把道德教育重视起来，我们就需要拿着越来越多的钱去建设监狱。政府、警察连这些大的刑事案件都应接不暇，对于小的民事纠纷，就更没有人去过问了，所以以警察短缺为忧。这些都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