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又可知所谓正始、竹林、中朝名士，即袁宏著之于书的，是从谢安处听来的。而谢安自己却说他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初不料袁宏著之于书。
　　 河北民间以“竹林七贤”之说，附会地方名胜。如《水经注》九《清水篇》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句下注云：
“又迳七贤祠东，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此。”
　　 又云：
“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所谓山阳故居筠篁列植，嵇康故居有遗竹，都是因为不明白“竹林七贤”名称的由来，所作的附会。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王戎从弟衍本不预七贤之数，但也是气类相同的人物，可以合并讨论。
　　 《晋书》四九《阮籍传》附《瞻传》云：
“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世人谓之‘三语掾。’”
　　 《世说新语?文学类》亦载此事，但作王衍与阮修问对之词。其实问者之为王戎或王衍，答者之为阮瞻或阮修，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一点。“三语掾”之三语中，“将无”二语是助词，三语实仅“同”一语。老庄自然与周孔名教相同之说为当时清谈主旨之所在，故王戎举之以问阮瞻。阮瞻的回答与王戎之意符合，故深得王戎的赏识。
　　 关于周孔名教，据《老子》云：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又云：
“始制有名。”
　　 王弼注云：
“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
　　 《庄子?天下篇》云：
“春秋以道名分。”
　　 据此可知名教或以名为教，依魏晋人的解释，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这是入世求仕的人所宜奉行的东西。主张遵行名教，入世求仕，与主张崇尚自然，避世不仕，适相违反。名教与自然明明仕不同的东西，何以王戎、阮瞻要说相同呢？这要了解魏末以来的政治状况及嵇康等人的主张与遭遇。
　　 在魏末晋初主张自然与名教互异的士大夫中，其崇尚名教一派的首领，如王祥、何曾、荀逹等三大孝，即辅佐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而做到三公的人。其眷怀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当时人物对名教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即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
　　 “七贤”之中，应推嵇康为第一人。嵇康的妻子是曹操曾孙之女（见《魏志》二〇《沛穆王林传》裴注引《嵇氏谱》）。在政治上，嵇康积极反抗司马氏；在思想上，嵇康是主张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
《魏志》二一《王粲传》裴注引嵇喜撰《嵇康传》略云：
“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冶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之焉。”
　　 裴注又引《魏氏春秋》略云：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因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与康。”
　　 据此可知嵇康在当时是一个被号为主张老庄之自然（即避世），违反周孔之名教，不孝不仕之人。司马氏杀嵇康，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正是不仕不孝，违反名教。俞正燮《癸巳存稿?书文选幽愤诗后》说：“乍观之，一似司马氏以名教杀康也者，其实不然也。”司马氏实以名教杀嵇康，俞氏于此未能完全了解。
　　 嵇康被杀后，其余主张自然的名士如向秀，据《世说新语?言语类》（参《晋书》四九《向秀传》）云：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司马）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刘注引《向秀别传》略云：
“（秀）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以怫其心，弱冠著《儒道论》。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尝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説。随此撰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
　　 可知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完全改节失图，弃老庄之自然，尊周孔之名教。
　　 至于阮籍，则不似嵇康积极反晋，而出之以消极的态度，虚与司马氏委蛇，遂得苟全性命。据《魏志》二一《王粲传》（参《晋书》四九《阮籍传》）云：
“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
　　 裴注引《魏氏春秋》略云：
“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寿终。”
　　 关于何曾的仇疾与司马昭的保持阮籍，据《世说新语?任诞类》云：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阮籍）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引豃不辍，神色自若。”
　　 又《魏志》一八《李通传》裴注引王隐《晋书》所载李秉《家诫》略云：
“（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
　　 可知阮籍虽不及嵇康的始终不屈身于司马氏，然而所为不过“禄仕”而已，依旧保持了他的放荡不羁的行为，所以符合老庄自然之旨，故主张名教、身为司马氏佐命元勋的人，如何曾之流，必欲杀之而后快。
　　 自然之旨既在养生遂性，则阮籍的苟全性命，仍是自然而非名教。而他言必玄远，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则不独用此以免杀身之祸，并且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表示天下是非的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然则，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刘伶。《世说新语?任诞类》云：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则刘伶亦不过有托而逃，藉此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而已。这与阮籍的苟全性命，同时老庄自然之旨。乐广以为“名教中自有乐地”，非笑此类行为，（见《世说新语?德行类》）“王平子、胡母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条及《晋书》四三《乐广传》）足证当时刘伶的放纵，出于他主张的自然之说。
　　 阮咸。《晋书》四九《阮籍传》附《咸传》略云：
“咸任达不拘，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居母丧，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姑当归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从去。时方有客咸闻之，遽借客马追婢，既及，与婢累骑而还（参《世说新语?任诞类》“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条）。”
　　 考《世说新语?任诞类》“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刘注引《竹林七贤论》云：
“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惟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
　　 所谓“儒学”，即遵行名教之意；所谓“尚道”，即崇尚自然之意。阮咸“尚道弃事”，“纵情越礼，素幸姑之婢”，足证阮咸也是主张自然之说的人物。
　　 据上引史料，可见自然与名教不同，本不能合一。魏末名士其初原为主张自然，高隐避世的人，至少对于司马氏的创业，不是积极赞助。然其中如山涛、王氏戎、衍兄弟，又自不同。像山涛，原是司马氏的姻戚。（山涛为司马懿妻张氏的中表亲，见《晋书》四三《山涛传》）其人虽曾“好老庄，与嵇康善”，（《世说新语?政事类》“山公以器重朝望”条刘注引庾预《晋书》）但后来终于依附司马氏，佐成亡魏成晋之业。王戎、王衍既与晋室开国元勋王祥为同族，王戎父王浑、王衍父王义又都是司马氏的党与，家世遗传与环境熏习都足以使他们站到司马氏一边，致身通显。而他们早年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位至宰执，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的由来。此说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

如袁宏《后汉记》所云：
“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使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二六献帝初平二年述蔡邕宗庙之议）
　　 既然名教原是取法自然而设，则不独须贵名教，亦当兼明自然。有了此说，如山涛、王戎、王衍之辈，自可兼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于一身，既享朝廷的富贵，仍存林下的风流，而无所惭忌。这是历史上名利并收的最显著的例子。由此可知名教与自然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的核心，原有其政治上的实际功用。
　　 如果是林泉隐逸清谈玄理，则纵使无益于国计民生，也不致误国。清谈误国，正因在朝廷执政即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世说新语?轻诋类》桓公入洛条云：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不知桓温所以说王衍等人要负神州陆沉的责任，是因为王衍等那些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不以国事为务。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八王故事》云：
“夷甫虽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婴，当世化之，羞言名教，自台郎以下，皆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四海尚宁，而识者知其将乱。”
　　 同书同类同条刘注引《晋阳秋》云：
“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
　　 《晋书》四三《王戎传》附《王衍传》略云：
“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石）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王衍与王戎一样，是主张名教与自然“将无同”的人物。刘注引《八王故事》等书说他“羞言名教”，“祖尚浮虚”，是说他主张自然为名教之本。王衍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位居台司，而存林下风流。“不以事物自婴”，并由此博得四海美名。在他的影响下，自台郎以降，也都“雅崇拱默，以遗事为高”。这就必然要误国。王衍在临死之前所说“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免于此”，表示他自己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王衍死于宁平，宁平之难，死者数十万，西晋仅有的力量完全丧失，终至灭亡，《元和郡县图志》七《河南道三》毫州真源县条云：
“宁平故城在县西南五十五里，汉县地。晋永嘉五年，东海王越自阳城率甲士四万死于项，秘不发丧，石勒兵追之，及宁平城，焚越尸于此，数万众敛手受害，尸积如山，王夷甫亦遇害。”
　　 《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略云：
“永嘉五年薨于项，秘不发丧，以襄阳王范为大将军，统其众，还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苦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距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枢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报天地。于是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王弥弟璋焚其余众，并食之。”
　　 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奢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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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该书是万绳楠先生1947至1948年在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陈寅恪师讲课时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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