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有言，哲学恰如密纳发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起飞。
非但哲学，历史同样如此。后人习惯以后见之明去苛求前人，总是奇怪那麼多失败者明明面对正确的策略，为什麼不去执行？其实深入历史你才能发现，原来很多事情并非典籍中“史臣曰”的那麼简单。

纠结：“出头鸟”的宿命
隋朝末年，隋炀帝对内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对外擅启战端、穷兵黩武，不顾第一次东征高丽的失败和民怨沸腾的国内形势，发动了对高丽的第二次战争。不堪重负的民众纷纷铤而走险、树起义旗。

隋炀帝杨广
此时，礼部尚书、开国大将杨素之子杨玄感授命在黎阳一带督运粮草。看到义民蜂起、局势动荡，素有野心的杨玄感就地发动叛乱，率领8000船民起兵造返。
此时，杨玄感的好友，同为功臣之后的李密前来投奔，为杨玄感献上了战略史上颇为著名的“上中下”三策。
根据隋炀帝远在辽东前线，短期难以返回的现实，李密认为应火速直驱幽州，断其归路，这是上策；如不能，则依汉高祖刘邦故事，西入长安，“据函、崤，东制诸夏，是隋亡襟带，我势万全”，为中策；上策中策都不取，则就近攻打东都洛阳，占领河南之地，但隋军“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为下策。
笔者相信，此时的杨玄感内心是焦灼的。
上策？长驱直入幽燕，实施“斩首行动”？且不说杨玄感借以起兵的8000船民，以及裹挟的难民武装远非隋炀帝亲征高丽的精锐部队的对手，单从河南黎阳长驱北上数千里，谁能保证路上不被各地官军阻击，或者发生士卒判逃的情况？恐怕杨玄感还没有出河南地界，就已经被奉旨镇丫的各地官军剿平了。
中策？鼓行而西、据有关中，再东出逐鹿、兼并天下？关中，素有“崤函之固、山河之险”的地理优势，一俟割据形成，便可东出函谷以平河东、河北、河南，南下汉中以定巴蜀、荆扬、岭表，则天下大势，尽在掌握。

关中地区
然而，对于造返伊始的杨玄感，要将汉高祖“收用巴蜀、还定三秦”的战略为己所用，却有相当的难度。虽然隋炀帝即位后，兴建洛阳、江都，修造大运河，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逐渐东移，但关中作为西魏、北周、隋朝的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根本所在。
长安是帝国首都，更是隋朝中央倾力打造的军事重镇。以杨玄感手中的8000船民，要攻下长安，进而东向号令天下，的确是强人所难。此外，杨玄感部下皆是河南民众，且初历战阵，组织纪律性较差，他们愿不愿意背井离乡、远赴关中，也是未知之数。
对于杨玄感来说，可能的方向唯有下策——就地进攻洛阳。与相对平静的关中形势不同，此时的河南、山东和江淮已是危如累卵，民众的反抗情绪已经处在大爆发的前夜。而洛阳又是帝国东部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攻占洛阳可以让杨玄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吸引更多民众来投，以“滚雪球”的方式迅速壮大。
洛阳周边的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还堆积了难以计数的粮食。攻占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对于杨玄感补充供给、扩充兵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杨玄感将“下策”定为“上策”，义无反顾发动对洛阳的进攻也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杨玄感高估了自身实力，面对洛阳坚城久攻不下，随着各地隋军四面合围，战局很快急转直下。此时杨玄感才想起李密的“中策”，企图掉头西进，进攻长安。但为时已晚，杨玄感军在关中门口的弘农宫前强攻三日而不克，浪费了宝贵时间，终于被追兵赶上，落得个兵败被杀的下场。
杨玄感的下场，早已在李密的“下策”分析中被言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密如果在主政者的位置上，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李密的下场，对比他给杨玄感的上中下三策，更具讽刺意味。
亲历：“建言者”的悖论
杨玄感败亡后，李密被俘而侥幸逃出，最终投靠了瓦岗军。一入瓦岗，李密就如鱼游入海、鹰击长空，雄才大略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他以智谋大败隋朝大将张须陀、刘长恭、裴仁基，还拿下了兴洛仓、回洛仓、黎阳仓等大粮仓并开仓放粮，一时间“老弱负襁，道路不绝”，很快就“属至数十万”，使瓦岗军成为全国最大的反隋武装。

瓦岗寨起义
此时，降将柴孝和扮演了李密当年的角色，为他献上西入关中、占据长安的计策。然而面对自己曾经十分推崇的“中策”，此时的李密已经转变了主意：“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
瞧瞧，曾经的“中策”今天已经成了“上策”。然而这并没有什麼卵用。“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
李密清醒地认识到瓦岗军盛况之下的严峻形势——多是河南、山东等地的流民武装，与正规军的组织纪律性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能不能对主帅之命令行禁止，还有着相当大的变数，这和杨玄感当初的顾虑如出一辙。不光是杨玄感和李密，在隋末乱局中，因兵士故土难离情绪而造成战略转向的例证还有很多。
面对天下板荡、烽火四起的形势，隋炀帝远离关中、河南，在繁华的江都醉生梦死。而禁军官兵多是关中人，意欲回乡，与隋炀帝爆发了尖锐矛盾。最终在宇文化及的带领下，发动郑变，杀死炀帝，随后全军北返。这就是李密面前血淋淋的教训。

退一步讲，就算李密全军都能义无反顾进取关中，也难保不会重蹈杨玄感顿兵坚城、追兵四集的覆辙。因此，对此时的李密和瓦岗军来说，只有攻下坚城洛阳，使多是山东河南兵员的瓦岗军将士有了稳固的后方，才能放心大胆地执行西进关中之策。
“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
这句话点出了李密埋藏最深的心头大患。虽然瓦岗军攻城略地，胜仗频频，但瓦岗军乱民流寇的属性让单雄信、徐世勣、邴元真等草莽将领也逐渐尾大不掉，不服管束。
若按照柴孝和之策，由瓦岗诸将镇守各地险关要隘，李密自领一军西入关中，则诸将相攻、封其后路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出现。届时，李密前有坚壁、后有叛将、中无仓粟，只能堕入杨玄感同样的下场。
因此，李密只能选择就近攻打洛阳的决策。然而这一选，就注定了李密的败亡结局。王世充和越王杨侗并力坚守洛阳，洛阳一时难以得手。而此时，十几万从江都辗转而来的宇文化及军队已经迫近洛阳，越王杨侗担心乱兵对洛阳造成威胁，采取了招降李密，利用瓦岗军对抗宇文化及的策略。

王世充
身为造返首领，又是隋朝功臣之后，正愁缺乏合法性的李密当即接受了招安，以太尉的身份对宇文化及发起了进攻。
最终，宇文化及被打败，逃至河北为窦建德所杀。但李密的瓦岗军也元气大伤，不复往日之盛。此时，与杨侗同守洛阳的大将王世充担心招安后的李密权力超过自己，悍然发动郑变，控制了越王杨侗，向刚刚战胜宇文化及，已是强弩之末的李密发动进攻，最终在邙山将瓦岗军击败。
李密受挫后，意图与手下诸将汇合，然而单雄信、邴元真“以城降于世充”，让李密失去立足之地。无奈之下，李密只得带着2万残兵西入关中，向同宗李渊投降。
可叹一代枭雄李密，建言杨玄感入关中而不得，被部将建言入关中又不得，最终却是以降将的屈辱身份进入了关中。此后，唐高祖李渊对大势已去的李密仍然十分忌惮，终以叛乱之名将其除掉。直到此时，关中，从李密曾经梦寐以求的“生地”，终于变成他梦断殒命的“死地”。
天择：“关陇集团”代理人
对于李密的失败，李世民曾有评论，认为他“顾恋仓粟，未遑远略”。

李世民
这一论断不无道理。堆积如山的粮食、如潮而来的民众，确实让李密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畏首畏尾、投鼠忌器，失去了统摄全局的冷静和孤注一掷的胆气，放弃了进军关中的正确决策。但笔者认为，这句话还是说得过于轻巧。纵观李渊父子袭占关中、定鼎天下的全过程，可知他们有着杨玄感、李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镇守太原的李渊受北部突厥和刘武周割据势力的威胁，而且太原地区面积狭小、朝不保夕，李渊集团进入关中、摆脱威胁、谋求发展的要求比李密更加迫切，决心也更加坚定。趁李密瓦岗军和王世充、宇文化及在河南缠斗，无暇西顾之机，李渊才得以顺利实现入关计划。
李渊、李世民父子为西魏、北周“八柱国”之后，地位尊崇、能量巨大。虽然从兵力来说，李渊起事之初，只有3万人马，但他们是以李渊守备太原、防备突厥的精锐为基干力量的正规军；且李渊属下，除了有虎子李世民、李建成，还有如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这样精明强干、归附已久的嫡系骨干、股肱重臣，实力自然不可小觑。

唐高祖李渊
但即使这样，在霍邑败于隋朝骁将宋老生后，李渊部下官兵中还是滋生了“还救根本，更图后举”的情绪。若非李世民苦谏不止、痛哭流涕，李渊很可能带领部下返回太原，致使统一大业功亏一篑。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李渊集团尚且如此，何谈李密和杨玄感受军心裹挟之累呢？
击败骁将宋老生之后，李渊集团进军关中的道路几乎畅通无阻。从太原起兵还不到四个月，李渊就攻下了长安，并立代王杨侑为天子，自己则“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理万机”，完成了占据长安、底定关中的大业。
由是观之，正是得益于关陇军事贵族重要成员的身份，及与关中地方豪强士族深厚的人脉关系，李渊才能迅速获得关中士民从上到下的一致拥戴，进而名正言顺地取代隋朝对关中的统治。

唐军骑兵
毕竟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来说，杨氏当权，可以支持他篡位北周、席卷江南、一统天下；杨氏暴虐，惹得天下板荡、民怨四起，也尽可以另外支持本属同一集团的李渊取代其位，将周灭齐、隋灭陈的戏码再演一遍。一句话，是杨隋主政还是李唐当权，对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而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反观李密，虽然也是西魏八柱国之后，但其地位人脉资源远不能与同为“八柱国”之后的隋炀帝表兄弟李渊相比。所以，李密即使雄才大略、机变百出，也只能在瓦岗军等民众造返武装中呼风唤雨、上下沉浮，在事实上成为以李渊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改朝换代、消灭异己的马前卒。
尾声：“关中模式”的绝响
李渊集团在关中统治的稳固，预示了大唐王朝又一次大一统时代的到来。虽然北有刘武周、西有薛举，东有王世充、窦建德，南有杜伏威、萧銑等割据势力，但都挡不住唐朝的统一脚步——自秦汉以来，“关中模式”又一次在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唐军步兵
由此可见，“关中模式”在先秦中古时代是统一进程的不二法门。但是能认识到这个结论并不重要，在隋末割据势力中，杨玄感、李密、窦建德、李渊等集团中都有人强烈建议实施这一战略。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明，只有最能代表关陇军事贵族利益，最大限度利用关中人力物力资源者，方能扎扎实实运用这一战略完成统一。
此时，已不是人来选择战略，而是战略在选择人。
为什麼？无他，盖因在先秦中古时代，关中地区因其悠久的农业、四塞的环境、丰富的物产、稠密的人口，长期成为华夏民族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因此割据于此的政权，往往相比对手有着居高临下的巨大势能。稍加运用，就能让对手，特别是偏安江南的割据政权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进而完成统一。

唐军重骑兵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由于战争破坏、人口激增、环境恶化，自中唐以后，经济中心不断东移，长安和关中的固有地位持续下降，甚至多次被乱兵（泾原之乱）和异族（吐蕃）占领。
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对这个十三朝古都进行了更为彻底的破坏，而后权臣朱温把持朝政，又将都城东迁到洛阳。至此，长安作为帝国首都的历史永远结束了。与此同时，“关中模式”的统一历史也同时宣告结束。

黄巢起义
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都曾动过以长安为都的念头，但均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无论是两宋的局部统一还是元明清三朝的大一统，关中地区和古都长安再也没能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甚至还出现了反例。明末李自成起义，占据了湖北、河南大片土地，便效法汉唐，制定了西入关中、席卷天下的战略方针。

李自成
李自成忽视了明末大规模民变就是因为久旱缺粮爆发于陕西的事实，导致立足关中的起义军根基不稳、粮饷不继，短暂攻占京师之后又迅速被清兵赶出京师、山西和陕西，李自成本人最终被杀于湖北九宫山。至此，“关中模式”在统一进程中的最后一次尝试最终还是归于失败。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何为大势，怎样运用大势，却是个常说常新的问题，值得史家们长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