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否发狂?这样一个在局外人看来近乎可笑的问题，学术界却为之唇焦舌燥，苦苦争论达三十年之久。直到现在，对该篇中“我”的精神状态作出判断，仍然是研究《狂人日记》时的第一道必答题。当然，对于一篇名作，如果连它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都不能了然，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可不必来继续说长道短了。

但是，这样一个如今看来是不能回避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作品问世后的最初三十余年间，却没有人提出过任何质疑。人们普遍接受鲁迅对主人公的诊断：“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l]他们致力于寻求作品的内在涵义，而对那位假想的日记作者——“我”没有多少兴趣。惟其如此，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的评论《狂人日记》的一篇专论《吃人与礼教》，通篇之中，作者吴虞甚至没有一个字提到小说中的主人公。

对同一文学形象的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代人身上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原因并不在于对作品主题的理解有所不同。《狂人日记》自发表之日起，作者的创作意图就没有被误解过。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它作出自评，更从根本上排除了被误解的可能。“《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2]，这是作者的公开说明，当然不容置辩；作品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亦已为事实所证明。但是，由此及彼的过渡，也即作者的思想意图在小说中以何等样的人物与事件才获致充分的、艺术的表达与再现，在这一点上，两代人中间出现了分歧。

在同时代人看来，鲁迅用一个疯子来表示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的做法毫不费解。许寿裳就谈到过鲁迅“利用了医学的知识写《狂人日记》，而归结善恶是非的判断。”[3]“借了精神迫害狂者来猛烈地抨击过去传统和礼教的弊害。”[4]肯定《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个精神病患者，以为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恰恰适用于作者的艺术目的。这一判断之正确无误，有他个人的亲身体验为证。当他在南昌第一次读到这篇白话小说，曾被那种对历史的严正指控，那种“于绝望中寓着希望”[5]的人生态度所深深激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6]天下当然没有第二个豫才，许寿裳的猜测是对的。鲁迅通过这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如此有力地、精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观念，致使许寿裳在没有任何佐证的情况下，从白纸黑字中就认出了自己的老朋友。这种经验本身，使许寿裳在论述《狂人日记》的价值的时候，并不感到有必要在虚构的主人公身上多劳神。

孙伏园也认定《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并且对鲁迅之所以选用一个疯子做主人公的理由进行了虽未深入，却具有拓荒者意义的探讨。他认为，作者“假冒狂人的笔墨”，是由于“那时候空气的反动冷峻”所致，“模拟‘狂人’口气，自然是决定形式的一部分理由，”这是就大的政治背景作出的宏观分析。如果缩小到艺术的领域，那么更有一种特殊的、重要的原因：“还有大部分是艺术上的需要，因为必如此才有力量，才给人深刻的印象。”[7]在他看来，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形象不但不会削弱艺术表现的力量，反而能使它更加强化，有时是任何论文形式或描写手段都不能与之比拟的。孙伏园注意到狂人形象在艺术表现中可能具备的独特价值，至于狂人身世的来历、政治态度之类，他也了不关心。

周作人也毫不怀疑鲁迅是写了一个疯子，并且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追寻出狂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叙述了鲁迅照料一个患“迫害狂”的表兄弟的情形，为研究《狂人日记》提供了极可贵的材料。即便这样，他也同样不把注意力集中于狂人形象本身，以为“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8]并且把《狂人日记》直看作“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与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9]

这些和鲁迅关系甚深的同时代人，虽然依据各自不同的经验来品评《狂人日记》，涉及的方面各有侧重，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共同趋向：他们深信借用一个精神病患者足以完成作家的艺术使命，与此同时，却又忽视主人公的个人存在，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漠。
　　1954年徐中玉提出狂人“不是狂人，是反封建的英勇战士。事实上，他是因为不相信了‘从来如此’的道理，才被目为狂人，诬为狂人，迫使他有了一些发狂的外表的。事实上，他是比谁都清醒，岂止并非狂人，倒是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10]自此之后，狂人是否发狂才成了一个疑问，狂人是何等样人物才成了研究的重要课题。

诊断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是否疯狂，自然是精神病专家的职责；确定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是否疯狂，则不需假手医学博士，其目的也不在医学而在文学。狂人是否发狂?这个从字面上看来甚至有逻辑混乱之嫌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那么可笑，也不那么容易解答。因为，问题的提出，并非由于鲁迅在刻画一个疯子时有失真的地方，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判断上的困难。恰恰相反，鲁迅把他刻画得那么逼真，使人不得不承认他是疯子。不过，这个疯子偏又说了那么些深刻的、发人深省的话。若就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言，疯子的疯话当然不值一顾。要肯定这些疯话具有极大价值，似乎也只好把他看作一个清醒的、勇猛的战士才说得过去。主人公神智瞀乱，他的狂言乱语则有时具有超越常人的睿智。这样一组尖锐的矛盾，不得不引起研究者的深思：作品从对疯狂作维妙维肖的描写导向对历史作高度理性的思考，其间的通途何在呢?

确实，《狂人日记》使研究者们感到困惑的正是这一点。只是，在寻求解答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角度。
　　不容怀疑，《狂人日记》是向传统文化的全面挑战，其势锐不可当。这种锐气从何而来?最简单的解释是：主人公是个战士，一切深刻思想、反抗精神均由主人公的行动言论来完成。这种结论之易于导出，是由于对鲁迅革命性的赞颂与推崇，而自50年代始中国文艺理论对作品中正面人物的重视与强调也助长了这种说法。
　　按照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普遍的、但未必是恰当的理解，作者的先进思想，理当由正面的人物形象来体现。将这一法则运用于《狂人日记》，新理论与旧作品之间显然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如果坚持对新理论的信仰，就必须视主人公为清醒者。于是，狂人被否认为发狂，一个迫害狂患者终于被推举为“现代中国文学里第一个英勇战士——英雄的形象”。[11]这种促使主人公形象发生剧变的缘由，在后来持相同观点的文章里，表述得十分清楚：“革命的进步的人物形象，总是同作者的先进的政治倾向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狂人是一个觉醒和反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鲁迅才较易于通过他来反映辛亥革命时期到‘五四’前夕的社会现实，表现自己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精神。”[12]鲁迅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狂人日记》既然是作者向旧世界的全面挑战，其主人公必定须是一位时代的先觉，不屈的战士。但是，《狂人日记》以它自身的真实存在，证明主人公的病狂性无从推翻。于是，人们就纷纷为他构想光荣的战斗史，先进的思想史，以补偿他不幸的神思混乱，为作品的战斗性寻求可靠的支柱。

事实上，拔高了主人公的形象就脱离了作者的创作实践。《狂人日记》的思想深度并非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深度。《狂人日记》杰出之处，不在于作者着力塑造了一个高大的英雄人物，而在于作者居然能把一个疯子对现实世界的幻觉，成功地转化成对于现实世界的控告。这种艺术上的转化何以得以成功，要说清楚这点并非易事。但是，如果索解的难点正在于此，我们便有责任正视它，而不应心存畏惧有意无意地规避它。
　　一般说来，疯狂对于理性世界似乎已无任何价值可言。现实生活中，一个疯子可以引起诸如好奇、恐惧、嫌恶、怜悯等多种混杂的感情。在人类罹致的形形色色的疾病中，惟有“精神病”经常被人舍弃医学科学的严格定义而成为粗暴的骂人词汇。诚然，从社会的角度看，“疯狂”包含有超越医学科学定义之外的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学和法学上的内容。疯狂的人，也即是失去理性，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再适应社会生活的人。现代法律对之采取谅解态度，当他们触犯刑律时不予追究法律责任。这样宽宥他们的非法行为，实质上是在否认他们作为社会一员的合法性。医学本着人道的精神，竭力救援这些不幸的人，引导他们重返社会。
　　文学采取了和医学相仿的积极态度，甚至可以说，早在医学能够正确地认知人类的精神变态之前，文学已给予疯狂以相当的关注。现代精神病学看到这一点，在对本学科作历史研究的时候，往往要涉及古老的传说记载。扫罗的受魔、[13]尼布甲尼撒的心乱、[14]大埃阿斯的发狂、[15]俄底修斯的装疯，[16]都被视作弥足珍贵的材料写进了严肃的医学科学论著。[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