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慎或通古斯族系说、丁零说、豕韦说
　　“肃慎或通古斯族系说”的提出者有林惠祥、冯君实、赵展等人。1936年，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首先提出“室韦亦肃慎一支”的观点。在发表于《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2期的《鄂伦春族探源》一文中，冯君实提出：“构成室韦主要组成部分的是通古斯语族各部。”次年，赵展发表《锡伯族源考》（《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3期）一文，认为隋代室韦五部“主体部分皆属通古斯族系”。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文献中所谓的“室韦语”与“靺鞨语”相同。实际上由《通典》肇始，《唐会要》《新唐书》相继沿袭下来的这种认识是传抄过程中的以讹传讹，与早期《魏书·失韦传》中弥足珍贵的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相抵牾。室韦属肃慎或通古斯族系说没有充分证据。
　　“丁零说”源自《新唐书·室韦传》：“室韦，契丹别种，东胡之北边，丁零之苗裔。”吕光天、古清尧的《论陶鬲向北方的延布》（《学习与探索》1982年1期）一文据此成说。通过辨析可知，《新唐书·室韦传》为抄录改写《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而成，室韦为丁零后裔这一说法是宋代史臣的推论，并与前出史书相悖，不可作为凭据。
　　“豕韦说”由徐中舒提出。他在《夏史初曙》（《中国史研究》1979年3期）中认为：“夏之属国豕韦北迁后称失韦、室韦。”傅朗云、杨旸在《东北民族史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中也认为，“‘豕韦’是室韦本来的族名，即中原的豕韦民族，进入东北后，始称室伪，继而译作失韦”。众所周知，豕韦与夏结盟，商汤时被灭。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豕韦北迁，并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也没有相关记载能将室韦与豕韦联系起来。该说从名称发音相近生发而来，可靠性不强。

自成一系说
　　“自成一系说”由孙进己提出。论者在《室韦的起源》（《求是学刊》1985年1期）一文中认为：“不论从地域和经济类型，还是从习俗和语言看，室韦都应自成一系。”在地域方面，“拓跋族和室韦起源于同一地点……拓跋族的先人应当就是室韦族先人”。在经济方面，“室韦的经济类型是以渔猎经济为主，和鲜卑、乌桓、契丹等族以畜牧为主不同”。在习俗方面，室韦的发式、葬俗等与东胡系、肃慎系部族不同。在语言方面，“室韦语基本上属于蒙古语族”，“较大的可能是古代蒙古语族分为东胡、秽貊、室韦三大语支”。
　　笔者认为，将拓跋划出东胡鲜卑系统是错误的。室韦与鲜卑拓跋的起源地相同，有地域继承关系，正说明室韦与鲜卑拓跋应有渊源关系。早期室韦人的经济生活取决于其所生存的环境。由于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差异，具有相同起源、同一族系的不同部落、部族，在经济生活、风俗习惯方面不可能全部相同。随着迁出森林进入草原，一些室韦部落由牲畜饲养、渔猎逐步转变为典型的草原游牧经济。发式等习俗相同与否，只能作为判定某一古代部族起源和归属的相对条件。不能以差异作为断定室韦与契丹等起源不同的依据。处在相同社会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下的不同起源的古代部族，习俗也有相同之处，而具有相同起源的古代部族，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相邻部族的影响有别，社会发展水平互有高低，各自的习俗也会有差异。文献记载表明，室韦语与契丹语、鲜卑语有密切关系，将室韦语定为与东胡、秽貊并列的所谓三大语支之一，是没有史料可证的。于此可见，自成一系说的证据不充分。

混合说
　　“混合说”认为室韦源于多族，主要包括三种看法。王金lu在《室韦族琐谈》（《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4期）一文中认为，室韦来源于东胡、匈奴和靺鞨。作者称，宇文鲜卑属东胡族系，由辽西向北移至黑龙江南部，即南室韦与北室韦。因此，室韦最初来自东胡族系。又据《新唐书》室韦为丁零苗裔，丁零为匈奴支系，依此而论，室韦当属匈奴之裔。深末怛室韦距靺鞨较近，有靺鞨族成分。林树山的《东后贝加尔地区的室韦文化源流及其成份》（《北方文物》1989年4期）认为，室韦来源于丁零、鲜卑、北夫余和靺鞨。作者主张，大室韦是丁零人苗裔，深末怛室韦、南室韦系鲜卑后裔，钵室韦是北夫余人，属秽系民族，北室韦是古通古斯人余部或靺鞨边民。干志耿、孙秀仁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认为，室韦由东胡、靺鞨、突厥语族构成，在室韦分布区，中部室韦属东胡系统，东部、东南及北部室韦属勿吉—靺鞨系统，大室韦为原始突厥语族部落。
　　鲜卑宇文部贵族本匈奴南单于远属，世居阴山，后迁辽西，控制了一部分鲜卑部众。在鲜卑占强势环境下，逐步鲜卑化。后被慕容鲜卑攻破，部众散为契丹和库莫奚，主要居于今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鲜卑宇文部曾由辽西向北移至黑龙江南部，将南、北室韦与鲜卑宇文部联系起来过于牵强。大室韦是由贝加尔湖向东移至黑龙江中、上游一带的丁零也是一种缺乏证据的推测。深末怛室韦并不与靺鞨相近，说它有靺鞨成分，没有史料依据。钵室韦、北室韦分属夫余、靺鞨也没有可靠证据。根据记载，北朝时室韦主要分布于嫩江中下游以西流域，隋至唐早期，室韦部落大体分布于东至今嫩江流域，西达呼伦湖周围、额尔古纳河，北及黑龙江上游两岸，南止霍林河一线这一地域范围。根据《魏书·失韦传》所载，嫩江流域的室韦人语言与契丹相同，应属东胡系鲜卑后裔。将室韦东部和东南部部落归入勿吉—靺鞨系统是不对的。

鲜卑说
　　“鲜卑说”受到中外学者的较多关注，相关研究成果颇多。法国学者伯希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我国学者吴廷燮、方壮猷、金毓黻等曾概括性地指出：室韦属东胡族系鲜卑后裔。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依据前人研究成果和文献史料，对室韦属鲜卑后裔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着重从室韦与鲜卑的译名根据相同、地域上有继承关系、语言相通、有特征性的风俗相同、文献记载把室韦看作鲜卑后裔等方面进行考察。笔者认为，“鲜卑说”较之其他各种观点更为可靠，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室韦的译名根据与鲜卑相同。伯希和认为，“鲜卑”代表之原文，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同。从音韵学角度看，“室韦”与“鲜卑”两个不同汉字译写形式的名称，所依据的原文确实是同一个。至于室韦族名不作“鲜卑”的原因，内蒙古大学教授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3、4期）一文认为，是由于高度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允许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虽然拓跋鲜卑早期曾在今大兴安岭北部、呼伦贝尔草原生活了很多世代，但后来在中原创建帝业，以正统王朝自居的拓跋魏统治者自然不愿意承认与偏居一隅以夷狄身份前来朝贡的室韦起源相同，并共用相同的称谓，所以，利用南北朝时期的译写规则，将其同族人译称译写作“室韦”。
　　其二，室韦与早期拓跋鲜卑地域相同。拓跋鲜卑在迁居匈奴故地之前，曾在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北部地区生活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室韦人初见于史，即在这一地区。自汉末拓跋鲜卑迁离至北朝时室韦出现，古代北方各族均未进入这一区域。室韦的出现，最大可能是未随鲜卑主体部分迁徙而留居原地的部民，在经过近300年的发展之后，日益增多，实力有所增强，通过与东魏的交往而以鲜卑的另一种译名形式“室韦”见载于史。室韦与早期鲜卑地域有继承关系。
　　其三，室韦的语言与鲜卑相通。据《魏书·失韦传》，室韦“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又据巴黎收藏的敦煌藏文书卷P1283号记载，契丹“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吐谷浑是从鲜卑慕容部分出西迁的鲜卑人。契丹与吐谷浑的语言大体相通，亦即与鲜卑语言相通。室韦语既与契丹语同，则与鲜卑语相通。鲜卑语、契丹语、室韦语都应属东胡后裔诸语言。
　　其四，室韦的风俗与拓跋鲜卑相同。史载拓跋鲜卑“披发左衽”，南朝人称其为“索头”，《宋书》径设《索虏传》。《魏书》《北史》的《室韦传》说室韦“丈夫索发”，《隋书》《旧唐书》的《室韦传》又说室韦“丈夫皆被发”、“被发左衽”。可见，室韦与拓跋鲜卑的发式相同，均为“索发”即“披发”。发式是一项具有稳定性和特异性的习俗，往往成为古代某一人群独有的风俗习惯，因而也成为与其他部族相区别的重要标识。
　　其五，文献记载把室韦看作鲜卑后裔。隋代以前的文献没有涉及室韦的族属起源。降及隋代，《隋书·室韦传》说：“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明将室韦、契丹看作起源相同，只因居地一南一北而名号有别。《北史》《通典》等初唐史籍的编撰者也认可这一观点。《旧唐书·室韦传》说室韦是“契丹之别类”，《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新唐书》说是“契丹之别种”，《册府元龟》又说南、北室韦是“契丹别部”。“别”，古字有“分出”之意。“别类”、“别种”、“别部”就是“分出的种类、部落”。按此理解，室韦与契丹都是东胡鲜卑后裔，而各属不同分支。
　　综上所述，在前人所持“肃慎或通古斯族系说”、“丁零说”、“豕韦说”、“自成一系说”、“混合说”、“鲜卑说”诸说中，笔者认为“鲜卑说”论据较为充分，更具说服力。

蒙古 契丹 鲜卑和柔然无疑都是东胡系的游牧民族(c+c3)，可能起源于贝加尔湖东部至北大兴安岭一带，最早可能和肃慎～女真一样都是从事渔猎的森林民族 后来随着蒙古草原原有的游牧民族衰亡而进入蒙古草原 变为游牧民族

匈奴q系居多 叶赛尼语系 ，与北美人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