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面日本的庄园制，很不容易积累实力，都是各自投充形成的，一个村子这块地是a的，那块地是b的，还有一块是c的，一个贵族的领地分散在全国各地。只有北陆等少数偏远地区，才有整片整片的庄园。后来是到了战国江户时代，才完成领地一元化。
如果直接从部民制转向地主经济，比如原来属于大王的田部变成大明皇庄，感觉日本历史进程会大大加快啊。

班田收授制之下，有一些不作为班田收授对象的例外，其中的典型便是寺田和神田。寺田、神田，正如字面所示，乃由寺院、神社所有，是敬奉神佛、维持寺社运营的固定经济来源，由封户（寺封户、神封户）负责耕种。律令国家体制在日本确立后，规定免除寺田、神田的租税，且禁止买卖寺田、神田，禁止个人向寺社捐赠田地。然而，这些规定并不能阻止出家人们对土地、财产的渴求。尤其是《垦田永年私财法》颁布后，寺院（特别是大寺院）成为了垦田、兼并的急先锋。为了抑制此种趋势，朝廷于天平十八年（746年）发布严厉的禁令，禁止寺院兼并百姓土地。可刚没过几年的天平二十一年（749年），朝廷便又打了自己的脸。该年，圣武天皇同母亲藤原宫子、皇后藤原光明子一起出家，并事实上承认了寺院兼并土地的合法性。虽然朝廷接着便对寺院领有垦田的上限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却没有对寺院领有垦田超限的行为，作出任何具体处理措施上的规定。由此，在朝廷几乎公然的鼓励之下，寺院对田土的欲望越发膨胀。例如领有垦田上限高达4千町（=2万个男性公民的受田面积）的东大寺，就立刻派出僧人至越前、越中等处活动，占有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批庄园。
这批庄园在类型上属于所谓“初期庄园”，即八到九世纪，中央贵族、寺院、神社通过开垦新田，抑或通过购买、交换、获赠，以及接受寄进（类似投献）等方式获得垦田而建立的庄园，故而又称“垦田地系庄园”。该类型的庄园一般都必须向国家交纳租税，庄民则要被课以临时杂役。国衙的官吏有权进入庄园检田、收租、征调劳动力，以及行使司法、警察权。其中寺社名下的初期庄园，往往能够通过主张“寺院、神社领有的垦田，应该算在免税的寺田、神田范畴内”，来获得证明“不输权（免除部分或全部租税的权利）”的“官省符【注】”。但寺社的初期庄园中有相当一部分，即便拥有“不输”如此有利的条件，也依然同其他许多初期庄园一样，没有庄民，而是借助国家公权力来驱使周边的班田农民作为耕作劳动力，因此强烈依存于律令国家体制。当进入九世纪后，随着户籍、班田等律令制度迅速的形骸化，这些庄园难以确保足够的劳动力来源，自然也跟着快速衰落了。
注：官省符，即太政官发出的命令文书（太政官符），以及基于太政官的指令而由民部省发出的命令文书（民部省符）。
另一部分初期庄园，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的主人，或者将庄园内的田地交给“富豪之辈【注】”来承包，或者直接将庄园交给“富豪之辈”来经营。同时，通过他们将失地、逃亡的班田农民，吸引至庄园内，转化成庄民。虽则此时的庄园，还无法对领内的土地、人口进行完全一元化的掌握。但相比依存于律令国家体制，结果陪着律令国家体制一起完蛋的那些，这一部分初期庄园至少实现了经营安定，让它们有机会发展成更进一步（甚至几步）的形态。同样的，皇室与政府的经济基础，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
注：富豪之辈，即或雇佣，或通过债务关系控制失地农民、逃亡农民来开垦、耕作田地，以及经营高利贷，由此发家致富，积累了粮食、绢布、种子、农具、牛马、奴婢等大量私有财产的富人。他们中包括地方豪族，有力农民，移居地方或土著地方的中下级官员及其子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