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Mediterranei Hermiones，quorum Suevi，Hermunduri，Chatti，Cherusci〔在内地居住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
雅科布·格林已经认为赫米诺南人（他采用了塔西佗的比较正确的写法）就是高地日耳曼人。苏维汇人的名称，按凯撒的说法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日耳曼人在内的，现在他们开始分化。绍林吉亚人（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独立的民族。其他的苏维汇人还没有分离出去。我们甚至把最近几百年来已经消失的许多神秘名称，看做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撇开不谈，那末这些苏维汇人还是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以后出现在历史上的讲高地德意志语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德人。伦巴德人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德高附近，他们离开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间；他们这种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保持下来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从措伊斯和格林时代以来，同样也知道巴伐利亚人以马可曼尼人的名称居住在波希米亚，而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则住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邻接的地区。但是在法兰克人、黑森人和绍林吉亚人以南，就是罗马的领土，因此除去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今日的勃兰登堡军管区与萨克森王国的这一片土地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留给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苏维汇民族——色姆诺南人。士瓦本—阿勒曼尼人和这些色姆诺南人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西北和印格伏南人为邻，在东北和东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普林尼却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做赫米诺南人，他在这里肯定犯了错误。凯撒已经把凯鲁斯奇人和苏维汇人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维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凯鲁斯奇人和任何高地日耳曼部落之间有任何共同性。甚至把苏维汇人的名称扩大到盎格鲁人的身上的托勒密，同样什么都不知道。在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北面的伦巴德人之间住满了凯鲁斯奇人，但仅仅根据这一事实，还远远不够做出结论，说他们之间有较近的部落亲属关系；虽然，也许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视其意见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把凯鲁斯奇人算做高地日耳曼人。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把他们归入印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传留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少数名称，都带有法兰克语的特征：日后用h的地方用ch，例如Cherusci，Chariomerus，用i的地方用e，例如Segestes，Segimerus，Segimundus。但是，罗马人从莱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日耳曼人名称，看来都以法兰克语的形式从法兰克人那里得来的。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在七世纪时法兰克人还发ch音的这个第一辅音音变的喉音送气音，是否一世纪时在所有西部的日耳曼人中间都按ch发音，而只在以后才软化为大家所共有的h音。此外，我们也找不到凯鲁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间有任何部落亲属关系，找不到西干布尔人收容从凯撒那里逃走的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的残余部分这一事实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属关系。在瓦鲁斯时代被罗马人占领的并被他们看做是一个行省的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也是同易斯卡伏南人—法兰克人的领土吻合的。这里有阿利佐和罗马的其他堡垒；在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顶多也只有奥斯宁格与威悉河间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罗马人所占领；这块罗马领土的那一面，住着卡滕人、凯鲁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胁从的不大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们的内部事务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摆脱了罗马人长期占领的情况。罗马人在这个地区遭到强有力的抵抗时，总是暂时地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停止在部落的边界上。凯撒在高卢就是这样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时人的边境上，只是当他相信所谓克尔特人的高卢真正可靠以后，才跨过了这条边境线。
因此，只能依据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观点，把凯鲁斯奇人和跟他们有最近亲属关系的一些小的邻居民族都划归萨克森部落，从而划归印格伏南人。正是在古代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古代萨克森语复数所有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ａ，被最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和流行在威斯特伐里亚的ｏ形成了对照，这个事实也对上述观点作了说明。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消失了；印格伏南部落也和其他部落一样，有一块相当完整的领土，只是赫米诺南部落的伦巴德人，稍微向这块领土突进了一点。这一部落的两大支派之中，弗里西安—盎格鲁—朱特人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带，并且至少占了半岛的北部和西部，而萨克森人这一支派，则占据了内部地区，可能当时也已经占据了北耳宾吉亚的一部分，而在此后不久托勒密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了Saxones〔萨克森人〕。
五、Quinta pars Peucini，Basternae contermini Dacis〔第五部分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所有的一点点知识以及巴斯泰尔人这一名称形式本身，都说明他们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过希腊人从多瑙河下游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奥得河和维斯拉河的各哥特民族的知识，则是在莱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哥特人和巴斯泰尔人之间的联系。巴斯泰尔人和佩夫金人，都是还在长时间内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口过着游牧生活的日耳曼人，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工作，而他们也就在这个王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维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那维亚人都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举出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和挪威）划归这个基本部落，而把他们和基姆布利半岛分离开来。
这样，我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基本日耳曼部落。
哥特部落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部落的阳性及中性复数所有格都有ê，阴性都有ô和ê；弱变化阳性都有a。现在时（陈述式）变位的词尾变化形式，在辅音音变上，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部落住在西北部。这一部落的复数所有格都有a，弱变化阳性也有ａ；在现在时陈述式中，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都有完全失去了鼻音的d或dh。这个部落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他们又合而为一。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又加上了
斯堪的那维亚部落；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复数所有格是ａ，弱变化阳性是i，这是从a软化而来的。在现在时陈述式中，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s变为r，复数第一人称保留m，第二人称保留dh，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部落相对立的是两个南方的部落：易斯卡伏南部落和赫米诺南部落，在以后的术语中，称他们为法兰克部落与高地日耳曼部落。这两个部落所共同的，是弱变化阳性是o；极可能复数所有格也是?，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但从最古的西方（萨利克人的）纪念碑上可以看出，复数的直接目的格是以as结尾的。根据我们对法兰克方言的了解，两种方言在现在时变化中是互相接近的，它们在这方面并且和哥特语一样，同那些有古老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整部语言史（从最古的法兰克方言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现代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许我们将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这正如这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不许可我们把这两个部落合并为一个基本部落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语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声音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一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的时代之间，声音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那维亚，古代歌谣的同音法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一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它只会毫无必要地使这个研究复杂化。

注释：
[288]弗·恩格斯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手稿，同和它有关的“法兰克时代”手稿一样，是在1881—1882年按照统一计划完成的巨著。恩格斯拟订的“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的计划证明了这一点。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多年专门研究日耳曼尼亚和西欧历史的结果。
“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一文，在作者生前未曾发表过。根据手稿后面所附的恩格斯的最初计划来看，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四章。第二部分作者打算列为第一部分的“注译”——史料学、民族学和语言学性质的补充。
在写作过程中，原来拟定的计划有了改变。例如，在第一章结尾，恩格斯写道：“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手稿中没有这一章。显然，恩格斯把这一材料用到法兰克时代一文的第二章（“区制度和军事制度”）中去了。本文第二部分只有第二章。恩格斯计划中标题为“法兰克方言”的第三章，被他移到关于法兰克时代的研究中去了。
各章的顺序以及第四章的标题，是编辑部根据恩格斯的计划拟定的。——第478页。
[289]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纪的地位”1880年伦敦版（W．B．Dawkins．《Early Man in Britain and his place in the tertiary period》．London，1880）。——第478页。
[290]见注195。——第480页。
[291]指1878年12月21日鲁·微耳和在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会会议上的报道。见“民族学杂志”1878年柏林版第10卷（《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Bd．Ⅹ，Berlin，1878）发表的“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社辩论”1878年年卷第418—424页（《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Jahrg．1878，S．418—424）。——第480页。
[292]指沙弗豪森在德国人类学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的报道，该会在1877年9月24—26日在康斯坦察举行。见“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学会报道”1877年慕尼黑版第11期（《Correspondenz-Blat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 11，München，1877）。——第480页。
[293]关于皮提亚斯旅行记的资料，恩格斯引自约·列列韦尔的著作“马赛的皮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Pythéas de Marseille et la géographie de son temps》．Bruxelles 1836）。——第482页。
[294]卡·弥伦霍夫“德国考古学”1870年柏林版第1卷第479页（K．Mül-lenhoff．《Deutsche Altertumskunde》，Bd．Ⅰ，Berlin，1870，S．479）。——第483页。
[295]普卢塔克“比较传记”。艾米利乌斯·保罗传第12章。——第483页。
[296]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10章。——第484页。
[297]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和第6卷第22章。——第486页。
[298]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第488页。
[299]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489页。
[300]凯龙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4卷第14章。——第491页。
[301]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4卷第33章。——第494页。
[302]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6章。——第496页。
[303]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2卷第97章。——第496页。
[304]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第499页。
[305]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罗马史”二卷本，第2卷第117章。——第499页。
[306]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第499页。
[307]这一段话和上一段话，恩格斯引自凯尤斯·韦莱·帕特库耳的“罗马史”第2卷第118章。——第502页。
[308]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9章。——第502页。
[309]恩格斯引自塔西佗“编年史”（《Annales》）第1卷第61章。——第503页。
[310]斯特拉本“地理学”第4卷第4章。——第505页。
[311]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第505页。
[312]约克将军，曾在1812年在俄国指挥拿破仑军队的普鲁士辅助军，1812年12月30日他同俄国指挥部订立了陶罗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必须在两个月内不参加对俄军的军事行动。
1813年10月16—19日，当俄、奥、普、瑞士联军同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在莱比锡战斗的时候，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萨克森军，突然在战斗方酣时转到敌人方面，并掉转炮口打法国人。——第505页。
[313]指哈耳施塔特古墓，该墓在1846年在奥地利西南部哈耳施塔特城附近发现，因而称为哈耳施塔特文化（约公元前1000—500年）。——第509页。
[314]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1880年伦敦版第466—472页（W．B．Dawkins．《Early Man in Britain》．London，1880，p．466—472）。——第510页。
[315]卡·弗·维贝尔格“希腊人和罗马人通过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1861年耶夫勒版（C．F．Wiberg．《Bidrag till Kännedomen om Grekers och Romares förbindelse med Norden och om de nordiska Handelsvägarne》．Gefle，1861）。约·梅斯托尔夫从瑞典语译成德语为：“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1867年汉堡版（《Der Einfluss der klassischen Völker auf den Norden durch den Handelsverkehr》．Hamburg，1867）。——第510页。
[316]塔西佗“编年史”第2卷第62章。——第510页。
[317]耶·雅·阿·沃尔索“当时文献中的北方各国古代史”。德译者约·梅斯托尔夫，1878年汉堡版（J．J．A．Worsaae．《Die Vorgeschichte des Nordens nach gleichzeitigen Denkmälern》．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J．Mestorf．Hamburg，1878）。——第512页。
[318]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3章。——第513页。
[319]在托勒密的“地理学”第2卷和第3卷中，谈到了日耳曼尼亚。——第524页。
[320]指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1837年慕尼黑版（K．Zeuss．《Die Deutschen und die
Nachbarstämme》．München，1837）和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48年莱比锡版第1—2卷（J．Grimm．《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Bd．Ⅰ-Ⅱ，Leipzig，1848）。——第526页。
[321]凯撒城的普罗科皮阿斯“查士丁尼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第8卷（“和哥特人的战争史”）第4分册第5章第5节。——第527页。
[322] F．C．Dahlmann．《Geschichte von Dännemark》，Bd．Ⅰ，Ha-mburg，1840，S．16．——第528页。
[323]格·瓦茨“德国国家制度史”1844—1878年基尔版第1—8卷（G．Wa-itz．《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Bd．1—8，Ｋｉｅｌ，1844—1878）。——第530页。

古日耳曼人相关父系

罗马阵地的核心，是利珀河两岸直至奥斯宁格山脉一带的土地。罗马军团在营垒的长期驻扎，使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罗马人的统治和罗马人的习俗，用狄奥的话来说，这就使野蛮人“好像转变过来了”[304]。在这里，围绕着守备部队的营盘，形成了这位历史学家谈到过的城市和市场；它们的和平的贸易关系，首先加强了外国的统治。一切看来都很好，但是结局却全然两样。
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被任命为驻日耳曼尼亚军队总司令。这是一个开始进入衰退的时代的罗马人，委靡不振，疏忽大意，总想靠他前辈人的月桂冠寻找安逸，尤其渴望利用这些月桂冠来达到自私的目的。
“他决不是一个不爱金钱的人，他管理过的叙利亚就是证明：他来到这个国家时是个穷光蛋，国家是富裕的，他离开这个国家时是个有钱人，国家贫穷了。”（韦莱语）[305]
一般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可是这位“性格温和”的人一旦被派到一个很不容易勒索的地方，便勃然大怒，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搜刮的了。但是瓦鲁斯还是不肯放手，而且采用了罗马总督和副总督们久已实践过的方法。首先要尽快使日耳曼尼亚被占领的地方变成罗马的行省，以罗马的政权代替那原来处在军人统治下的本地政权，从而把这个国家变为国库和总督收入的源泉。因此，瓦鲁斯企图“用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压力把日耳曼人改造过来”，他“像对奴隶一样对他们发布命令，像对臣民一样对他们索取金钱”（狄奥语）[306]。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久经考验的压迫和勒索的主要手段，是罗马行省总督的最高司法权。他在这里攫取了这种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想把罗马法强加到日耳曼人身上。
可惜，瓦鲁斯和他这个文明传播者的使命，走在历史前面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年左右，因为大约经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方才成熟到能够“接受罗马法”的地步。事实上，罗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在日耳曼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开始发展起来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们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日耳曼人习惯于根据祖传的风习，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内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罗马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辩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拒绝审判的花招，而围绕着总督的一群辩护士和百般刁难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盗——实际上他们也正是一帮强盗。这样，日耳曼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决，这个人用外国话来审理案件，用至少是他们所不熟悉的甚至可说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侣才在极少的情况下有权殴打他们，他们只有在背叛自己的部落时才被处死，在其他的场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用罚金（Wergeld）来赎罪，他们还惯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报血仇，这样的日耳曼人现在却要屈服于罗马扈从的木棍和斧钺之下。而这一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吸取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为国库征收赋税，为总督及其亲信进行勒索和受贿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但是瓦鲁斯打错了算盘。日耳曼人不是叙利亚人。他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罗马文明，只使他们在一个方面留下了印象。他只向那些被迫跟罗马结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不堪忍受的压迫在威胁着他们，从而促使他们达到了从来不能达到的团结。
瓦鲁斯带着他的三个军团驻扎在日耳曼尼亚，阿斯普雷涅斯带着另外两个军团驻扎在下莱茵，离核心阵地阿利佐只有五六天的行程。在这样的兵力面前，只有经过长期而周密的准备而突然发动的决战，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样，谋叛的方法事先就决定了。负责组织这次叛乱的，是阿尔米纽斯。
阿尔米纽斯出身于凯鲁斯奇人的部落贵族，是似乎在该部落中当卫兵头目的塞吉美尔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军队里服务，通晓罗马人的语言和风俗，在罗马人的大本营里是一位常见的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的忠诚似乎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直至袭击的前夕，瓦鲁斯还是坚决地信任他。韦莱说他“是一位出自名门，勇敢、机敏，在野蛮人中无可比拟的青年，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焕发着智慧的火焰；在以前的多次战役里〈即在对日耳曼人的战役里〉他是我们经常的战友；他除享有罗马公民权外，并已取得罗马骑士的称号”。
但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阿尔米纽斯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一位卓越的统帅。他一经决定要摧毁莱茵河右岸的罗马人的统治，就毫无顾虑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些早已为罗马势力所控制的凯鲁斯奇人的军事贵族，至少要大部分争取过来；卡滕人、乔克人，特别是直接处于罗马羁绊之下的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也要拉来谋反。尽管瓦鲁斯的勒索已为此事作了准备，但一切都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需要使瓦鲁斯失去警惕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利用了瓦鲁斯对诉讼程序的癖好，并以此狠狠地愚弄了他。
韦莱说道：“日耳曼人虽然非常野蛮，但是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撒谎的，谁要没有亲身经验过，对这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在瓦鲁斯面前玩弄一连串捏造的争讼把戏，时而毫无根据地互相控告，时而对瓦鲁斯表示谢意，说他以罗马人的公道裁决了一切，说他们的野蛮习气在新的、前所未闻的纪律和秩序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减轻，说他们以前惯于用武力解决的纠纷，现在可以按照法律和公理来处理了。这样，他们把瓦鲁斯弄到全然不知警惕的地步，他竟然以为他是在集会场中审理案件的一位城市大法官，而不是在日耳曼尼亚腹地率领军队的一位司令官。”[307]
公元9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为了更能保证成功，日耳曼人把瓦鲁斯引入迷途，使他向各处派遣军队，分散他的兵力；由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是并不困难的。
狄奥说道：“瓦鲁斯并不把它的军队，像在敌国所应该做的那样适当地集中起来，而是把他的兵士一队一队地供给要求援助者使用，这些人时而请求派兵防守其一据点，时而请求派兵兜剿盗匪，时而请求派兵护送粮食，运送车队。”[308]
这时，主要谋反人阿尔米纽斯和塞吉美尔却经常在瓦鲁斯左右，并且常常跟他同桌吃饭。根据狄奥的说法，瓦鲁斯当时已经受到警告，可是他的信任是没有止境的。最后，到了秋季，当起义的准备业已全部完成而瓦鲁斯和他的主力部队已被引诱到凯鲁斯奇人的地方直到威悉河畔的时候，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爆发的假装的暴动，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当瓦鲁斯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发出进军命令时，凯鲁斯奇人的另一个首领，大概和阿尔米纽斯家族有世仇的塞格斯特向他提出了警告。瓦鲁斯还不肯相信他。于是，塞格斯特又向瓦鲁斯建议，把他本人和阿尔米纽斯及其他凯鲁斯奇人的首领都禁闭起来，然后再出发，说事情的结局会证明谁是正确的。但是，甚至当瓦鲁斯出发以后，谋叛者以集合同盟军然后同他会师为借口而留在后方的时候，瓦鲁斯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

印欧语的分类，日耳曼语的分类

史前瑞典人口密度分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