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内战的爆发直接缘起于南部各州脱离联邦的运动。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了解促使它们作出脱离联邦这一决定的原因，即它们脱离联邦的必要性。

联邦主义者常常举出数个事例，试图证明林肯无意危害南部的奴隶制，因此战争的主要责任在于一意孤行、无理取闹的南部。这些事例包括:
1.林肯无论是在竞选总统过程中的辩论和演讲环节中，还是在作当选总统后的就职演说时，均未提及他要废除奴隶制，相反还在当选总统后向他的朋友私下里保证不会废除奴隶制，希望借此安抚躁动不安的南部各州。
2.内战爆发后，林肯在回复《纽约论坛报》主编霍雷斯.格里莱的信中写道:“我在这一斗争中的首要目标就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够不解放任何奴隶而拯救联邦，我愿意这样做。……”

然而联邦主义者只注意到了，或者只愿意承认事物的其中一面。1861年林肯就任总统前就向同为共和党人的威廉.西沃德（后来的国务卿）表示:“我赞成对帮助或容许将奴隶制扩张到国有土地上去的主张不作任何妥协。”也就是说，林肯主张禁止在各领地（territory）实行奴隶制。表面来看，限制奴隶制扩张似乎只是反奴主义而非废奴主义的做法，但实际上它所达到的效果与废奴无异。南部各蓄奴州的人口和州的数目均少于北部自由州，因此若想在按人口和（或）州数分配席位的国会中拥有和北部相似的发言权，只有扩张奴隶制一条途径。在共和党执政下禁止扩张奴隶制，无异于剥夺了南部各州通过合法政治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假如南部各州依然呆在联邦内，其结果必然是任由宰割。

事实上这种宰割很快就成为了现实。林肯政府刚一执政，就出台了美国建国以来的第一个保护性关税法，即“莫里尔关税法”。该法案大幅提高了关税税率，特别是针对南部所依赖的进口钢铁，使得当时各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达18.8%。对于经济依赖于进出口、希望通过自由贸易（美利坚联盟国成立后，南部各州的这一愿望得以达成）扩大进出口贸易额的南部来说，这无疑是联邦“背叛”他们的证据:该法案明显是以牺牲南部种植园经济为代价来帮助北部发展民族工业。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联邦政府在此后一步步地提高关税税率，到1865年战争结束时，平均税率已经高达47%。

。南部不可能在此时放弃它传统的经济结构来迎合北部的政策，而南北之间的经济关系则决定了南部也不可能一面保持奴隶制，一面留在联邦内任由北部宰割。商业殖民地式的“进出口”模式自19世纪初以来就一直在南部经济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并终于在莫里尔关税法后达到了顶峰:南部向北部出售价格低廉的农产品，并被迫以高价（相对提高关税前的欧洲工业品价格来说如此）购买北部的工业制成品（且质量往往还不如欧洲同类产品）。除此以外，莫里尔关税法还造成了种植园主在经济收入上的巨大损失。在林肯政府收取保护性关税之后，欧洲各国必然相应提高对美商品的进口税率作为回应，而这对作为南部经济支柱的种植业来说是毁灭性的。这是南部各州脱离联邦的必要性之二。

第三个原因在联邦主义者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它同样刺激了南部的脱离联邦运动。自18、19世纪之交开始就积极运作的“地下铁路”（一个非法的、帮助奴隶逃往北方的民间运动）在1850年南部奴隶主坚持要求出台《逃奴追缉法》后才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1859年激进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发起武装暴动，攻占位于哈伯斯渡口（Harpers Ferry）的联邦政府军火库，绑架人质，试图在整个南部引发一场奴隶暴动。而在此之前，布朗已经多次率领他的手下袭击奴隶主以强行解放奴隶。……这些事例说明:即使是在南北妥协的民主党执政时期，联邦政府也无法真正从种植园主主的利益角度出发行事，遑论本就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政府了。可以预见，共和党在大选中的胜利，只会鼓舞和诱使这类事件更多更频繁地发生，并促使和引导北部的社会舆论更加倒向不利于南部的方向。因此从社会环境来说，南部也断无继续留在联邦内的可能。

最后特别说明，本文仅从法律角度分析南部脱离联邦的必要性，不涉及道德层面关于奴隶制的论战。

特别补充:本文同样不涉及关于南部脱离联邦是否合法的论题